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冀鲁豫交界处的菏泽县，活跃着一支地下抗日队伍。他们出生入死、神出鬼没的战斗在敌人的心脏，刺探情报，瓦解敌军，营救战友，护送干部，给我军购买急需的物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今天我们把他们的事迹整理出来，以飨读者，以慰英雄，以励后人。

　　一、菏泽敌工组织的建立及活动概况

　　在抗日战争期间，活动在敌人心脏的敌工组织共有4个:鲁西南地委情报站，教七旅情报站，分区情报站，菏泽县敌工部。

　　（一）地委情报站的建立及活动概况

　　1939年7月，日军第二次占领菏泽后，马上从徐州、济宁、开封等地纠集了15000余名日伪军，在数十辆坦克、大炮及骑兵的配合下，对我菏泽、定陶、曹县及东明等地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为避开敌人的锋芒，我冀鲁豫支队在杨得志、崔田民的率领下转移到黄河以北。原设在菏泽城内的菏泽县委（西北）和在城里工作的党员干部也转移到了西北圈头和其他农村开辟工作。

　　敌人大“扫荡”结束后，为了有效地继续对敌斗争，鲁西南地委决定派当时在菏泽县青邱区任区长的傅理轩打进城里建立地委情报站。

　　由于傅理轩与菏泽县汉奸警备大队副李森亭是邻居，从小认识，同时傅理轩在辛集乡农学校当教员时，与当时的校长，曾当过菏泽城防副司令的张筱山关系“较好”，而李森亭曾当过张筱山手下的大队长，张筱山离开菏泽时曾关照过李森亭照顾傅理轩。所以傅理轩便利用这种关系，于1940年初顺利地打进汉奸警备大队部。

　　傅理轩开始没有职务，只是住闲，他利用出入比较自由的条件，很快与在城南温堂做农村工作的原菏泽县动委会的牛朋言（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然后利用与伪县教育科长尹兆瑞和伪离明区区长李庆本的同学关系，将停办多年的南沙土集完小（原菏泽第二高小）恢复起来。牛朋言化名牛漫霞担任校长，傅理轩化名傅义安任教导主任，以此为掩护做情报工作。这样，南沙土集完小便成了地委的第一个情报站。开始只有傅理轩、牛朋言两人，傅理轩负责搞情报，牛朋言负责转送地委。后来，为了加强力量，把原菏泽县动委会的交通员魏东岱以及地下党员张泽普、吉子震、魏牧、刘幽茹（刘兰贞）、邵超群、孙子英、王子臣等安排到学校教书。党员多了，力量大了，为加强组织领导，1940年的夏天，经地委批准成立了地下党支部，牛漫霞任书记，邵超群任组织委员，吉子震任宣传委员，从此情报工作开展得更加活跃了。

　　南沙土集完小情报站建立并逐步壮大后，城里的力量仍然只有傅理轩一人，为此，地委让菏泽工委派中共党员武斌文（菏泽武寺人）和李翔甫到城里帮助傅理轩工作。他们3人成立了党小组，傅理轩任组长。通过关系武斌文打进了伪新民会（日军直接控制的汉奸组织）当了指导员，李翔甫打进了伪同和区部（洪庙）当了助理员。开始城里的联络点设在李明轩的照相馆（今团市委对门）。李明轩是个进步商人，经过教育作了我们的秘密联络员。他不仅负责接待掩护同志、转送情报，还利用照相之便，偷偷加洗一些敌人重要人物的照片送往地委和分区，以便了解敌人、打击敌人。城里联络点设立以后，他们又让进步青年朱怀仁和王振甲在城东关外路南设立了一个“双盛永”杂货铺，为进城联系工作的同志作落脚点，以便先了解城里情况，万一有危险也好暂避一时。经过上述安排，城里的情报工作开展得也比较顺利了。

　　1941年7月，鲁西南三地委改为七地委，书记戴晓东。属冀鲁豫区党委领导，当时七地委在刘岗、安陵一带，区党委在濮县、范县一带。来往干部较多，交通安全则成了大问题。如走直线去区党委，本该经菏泽城以西东明以东，但当时，东明保安司令郝子端部和国民党县长张志刚部都在这一地区，所以只能绕道菏泽东经洪庙、李集去区党委。东边尽管没有西线那么多敌人，但紧挨菏泽城也很危险。为了保证过往干部的安全，1941年8月下旬组织上让傅理轩打进了洪庙伪同和区部当助理员（区长牛保堂是牛朋言的哥哥）。同时把邵超群从南沙土集调到了赵楼完小教书，武斌文也去同和区，并组建了党支部，邵超群任支部书记，傅理轩任组织委员。党员共有邵超群、傅理轩、武斌文、李翔甫、吴文来等，后来又发展了赵得彬、徐金生。还培养了进步青年程得印、赵继清、陈守谦等为得力助手。争取了陈香廷（管签发良民证）、张贯儒（会计）、吴得平（文书）、晁延瑞（传达）等作为外围力量。经过这些工作，我们的干部无论是住在洪庙，还是从洪庙过往都比较安全。为恐时间久了引起敌人的注意，又让徐金生、赵得彬在李集开了个饭店，作为第二秘密联络点。这样，我们过往的干部就方便和安全了。但不久，伪区长牛保堂被撤职，王瑞上台。王瑞是死心塌地的汉奸，他上台后，准备清洗洪庙区部的可疑分子，所以除武斌文以新民会指导员的身份仍留洪庙，徐金生、赵得彬继续在李集开饭店做迎送干部的工作外，其他几个同志如傅理轩、李翔甫、程得印、吴文来、赵继清等都借故返回了城里（傅理轩先到辛集伪区部又返回李森廷的大队部；李翔甫打入伪县署宣传科当干事；程德印打入伪县署物资代办处做司帐员；吴文来打入伪新民会），继续做城里的情报工作。邵超群打入了定陶土顽王子杰的内部继续做地下工作。

　　地委情报站除了城里、洪庙、李集及南沙土集完小以外，还建了几个分站，从北到南计有：龚庄分站（龚存善负责，以开染坊为掩护）；张堂分站（王全胜负责）；彭拐分站（彭会臣负责，开酒店为掩护）；金堤分站（崔占玉负责）。地委情报站的情报来源主要是傅理轩和城里的其他几个同志，其他情报站则负责转送，他们互相配合，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教七旅情报站的建立及活动概况

　　1939年冬，进入山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和所属地方武装70000多人，先后编为7个教导旅，其中教七旅主要活动在鲁西南。1940年底，教七旅在菏泽城南刘岗一带活动时，为了掌握菏泽城里的敌情，教七旅敌工科拨出一部分钱，指派敌工科干事王守身（中共党员）打入菏泽城里建立情报站。

　　王守身家住城里，亲戚朋友较多，各方关系较熟，他接受任务后，便在城里石碑隅首东（现菏泽市商业局大门）开设了一个醋油店，以此为掩护秘密地做情报工作。当时菏泽城里日军、伪军、特务、地痞流氓麋集，对老百姓任意敲诈勒索，在城里经商是不容易的。为了站稳脚跟，经教七旅同意，通过关系拉了当时的宪兵队汉奸队长丁得甫入股（实际上白给他一部分钱，借他的名义），这样不仅没人敢随便欺诈，而且也使我们的工作更加隐蔽了。

　　王守身建起醋油店以后，马上开始在城外建立联络站。首先在城郊王堂建了一个站，由王朝仁负责。王朝仁卖豆腐，每天挑着豆腐进城，王守身搞到情报就交给他带出去，教七旅有什么指示或宣传品，也是利用他带进城。城南有龚登高（龚庄，开染房），再往南有刘述和（刘城，开药铺），这几个站都归王守身领导。除此以外，王守身还和地委情报人员傅理轩、牛朋言以及彭会臣有联系，有时和他们一起搞情报。到了1941年8月份，教七旅又派中共党员赵志学来到王守身的醋油店，名义上是做帮工，实际上是协助王守身做情报工作，这样教七旅情报工作得到了加强。

　　1942年教七旅从菏泽以南转移到郓城、巨野一带活动，王守身又到东沙土集西大刘庄和陈集分别设了两个联络点，大刘庄联络点是张清波负责，陈集由陈守谦负责。这两个站是后来建的，与城南的站没有联系，直接和王守身接头，往往都是搞了情报由王守身直接送到大刘庄张清波那里，再由张清波送给陈守谦，陈守谦直送教七旅。

　　（三）五军分区情报站的建立及活动概况

　　五军分区（鲁西南）在菏泽的情报站主要是石碑隅首杂货铺。地下党员殷福亭当经理，同时也是情报站的负责人。情报人员还有郭宝九（伪新民会剿共突击队队长，地下党员），李少增（伪县医院医生，地下党员）和分区侦察参谋尹文正。

　　郭宝九是分区的主要情报人员，由于他打进了伪新民会，当上了剿共突击队队长，所以经常与宪兵队、汉奸警备队、便衣特务队的头脑接触，再加上他大胆机智，和敌人混得很熟，并得到他们的信任，所以敌人的一些重要情报他都能搞到。当时敌人对我根据地经常扫荡，每次敌人扫荡的地点、兵力、时间等情况，他都提前报告分区，使我根据地免遭许多损失，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分区设在城外的情报站主要是彭拐联络站，情报人员彭会臣（彭会臣也是地委的情报人员，与教七旅、菏泽县敌工部也有联系），主要负责与郭宝九、殷福亭专线联系，传递指示，转送情报。

　　（四）、菏泽敌工部的建立及活动概况

　　1940年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党中央指示各地要积极开展敌工工作，瓦解敌军，壮大自己，为战略反攻创造条件。根据中央指示，我鲁西南地委于1941年初成立了菏泽县敌工总站，各县成立敌工支站（亦叫敌工部），菏泽县敌工部就是此时成立的。

　　敌工部成立时，人员较少，只有祝达、龚宪彬、薛垂坤（第二年来菏泽当敌工站站长）等几个同志，他们一面做瓦解敌军的工作，一面在敌人内部发展我们的关系，如伪警备队的赵体卫，就是由薛垂坤于1942年培养发展入党的。1943年4、5月份，敌人为了蚕食我抗日根据地，强迫群众自白虎（城西北）经马岭岗（城西南）至河南王（城南）挖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封锁沟，并沿沟修筑了10多个炮楼和据点。这不仅把我抗日根据地的一片地区圈进了沟里，而且利用封锁沟加强了沟内的防守，这就给我们开展敌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加强菏泽敌工工作，地委调定陶县县长李鸣亭（中共党员）到菏泽任敌工部长。李鸣亭是菏泽城南开州李人，人情地理都较熟，比较利于工作。

　　李鸣亭到菏泽敌工部以后，正式建立了办公机构，设在樊寺、张庄一带。机关人员也增加了，有薛垂坤、祝达、龚宪彬、康万厚、陈守谦、刘述和、马兰坤、马兰芝、吕克明等。再加上其他一些地下党员，如南沙土集党小组长吉子震（1942年下半年牛朋言被敌怀疑，暂去安陵解放区，邵超群、魏牧等亦调走，由吉子震任校长），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晁岳宽、赵体卫、韩继顺、时克迁、吴传智等。归敌工部领导的敌工人员大约有30多人，如果再加上受敌工部掌握的革命同情者，那就更多了。

　　敌工部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瓦解城里及沿沟各据点的汉奸伪军以及发动沟内的群众积极抗日。为了做好沟内的群众工作，成立了沟内工委会，李鸣亭兼书记，龚宪彬、康万厚配合工作。主要是发动群众反对资敌，抗款抗粮，同敌人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了做好瓦解敌军的工作，五分区独立团抽调了一个连专门配合敌工部行动，一般是晚上潜进沟内发动群众，骚扰敌人，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虚实，为我们敌工部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敌工部首先做一些伪区长、伪乡长的工作，通过宣传教育，很快与何俭之、贾俊生、王照文、陈卫增、刘述华等伪区、乡长建立了联系。这样便解决了敌工部的同志进入沟内立脚的问题。当然也有的反动区长顽固不化，如晁寺区伪区长张化龙。有一次，在我分区司令员张耀汉住到屈庄时，他报告了敌人。我们获悉后便把他枪毙了。做汉奸伪军的工作：一是采取政治喊话（主要是对炮楼）；二是采取贴标语，散传单，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尤其是对城里的敌伪军）；三是利用打进敌人内部的同志及在敌人内部发展的关系，如晁岳宽（后升任伪中队长）、赵体卫（后升任伪中队长）、韩继顺（后升任伪中队长）、吴传智等，做敌伪军的工作；四是发展革命同情者。通过工作使得汉奸警备大队的三个中队长庞海亭、井之琴、魏适可以及李森亭的女婿曹庆伦都与我们有联系，并为我们做一些有益的事。通过这些活动，当时的敌工工作开展得很活跃，取得了很大成绩。大部分区、乡长都不敢死心塌地的当汉奸，尤其城外据点里的汉奸伪军更不敢嚣张。敌工部的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菏泽地下工作者斗争事迹片段

　　（一）刺探情报

　　战争年代，刺探情报是地下工作者的一项经常性十分重要的工作。

　　1940年春天，我冀鲁豫第三军分区（后来的五分区）敌工科决定搞清菏泽城里敌人的兵力部署，尤其是搞清楚敌人城防工事的详细情况，这项任务交给了地委情报人员傅理轩。

　　此时，傅理轩打入汉奸警备大队部不久，各种关系还不熟，如果利用伪大队副李森亭“朋友”的名义，对敌人城墙上的各个工事亲自侦察，费时而且又很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怎么办？他经过秘密调查，了解到原来曾同我们有过统战关系的国民党员关振山（济南泺口人），在伪县署建设科当电话主任，他有个同乡殷振西在建设科当工程师，亲自参加菏泽城防（主要是城墙）工事的设计和监督施工。于是他决定利用关振山做殷振西的工作，搞出城防设计图纸。

　　方案决定后，傅理轩找到了关振山（搞统战时互相认识的），先是叙旧，后来便谈到日军的暴行，关振山对日军烧我村庄，杀我同胞的暴行亦十分气愤，骂日军丧尽天良。傅理轩趁机给他分析了抗日斗争的形势，指出尽管日寇目前很凶，但他们早晚要失败，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不能助纣为虐，他也表示同意。但当傅理轩提出让他去做殷振西的工作，搞出敌城防工事规划图时，开始他很害怕，傅理轩对他进行开导，最后他同意去试试。没想到殷振西听关振山一说，非常乐意，并说：“我给日本人干事是生活所迫，我是中国人，爱国之心我还有”。于是他把存收的有关菏泽城墙工事的规划图纸全部献了出来。图纸上敌人的明碉暗堡、城墙的规格尺寸等都标得一清二楚。图纸送到分区后，得到了分区领导的表扬。这张城防图，对我们后来的对敌斗争以及解放菏泽城都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1942年秋天（高粱晒红米时），我菏泽县政府在海燕县长的带领下，在灵圣区吕沟一带活动，发动群众，组织抗日。

　　一天早饭后，日军松本队长忽然来到汉奸警备大队副李森亭的办公室，和翻译官三个人一起密议了好一会才离开。当时傅理轩正在伪大队部，看到这种情况心中怀疑，但又无法直接打听，心中很着急。大概十点左右李森亭突然叫传令兵通知集合队伍。传令兵一走，傅理轩趁机装着若无其事地问：“现在集合队伍干啥去？”李森亭毫无防备地说：“和皇军一起到吕沟一带扫荡，咱们去三个中队，皇军骑兵、大炮都去，这次兴许能消灭八路军县政府”。说完便集合队伍去了。傅理轩心急如火，很快出了大院，到了双盛永杂货铺，骑上朱怀仁的自行车，便飞奔南沙土集完小。到学校后迅速派人把情报送到了在吕沟活动的县政府。晚上，李森亭回来后，傅理轩问他：“大队长战果如何？”李森亭气呼呼地说：“战果个屁，咱们也到了，人家也跑了，净放空炮。”说完便上床睡觉去了。傅理轩听后，心里非常高兴。

　　1945年夏天，我鲁西南五分区准备消灭盘踞在城北关庙李一带的国民党土顽张志刚部，派地委情报人员吉子震去侦察张志刚的情况。吉子震接受任务后，乔装打扮，身穿派力绸大褂，头戴一顶新草帽，又买了许多酒和点心，雇了辆三轮车直奔关庙李。到了寨门，站岗的问：“干什么的？”“找苏营长。”吉子震车也没下回答说。站岗的一看来人有些派头，又带了那么多礼物，便放了进去。可是当找到那位苏营长时，他有点发愣，说：“不认识。”（吉子震只是在苏营长去他庄上催粮时，为缓交粮请过他一次酒，这次就是凭有过一面之交冒充他的“朋友”），吉子震马上机智地说：“苏营长，你是贵人多忘事，你在我家喝过酒怎么不认识了，我在城里混事，小小的经理”。苏营长一听，马上热情地把吉子震让到他屋里，并陪着吃了午饭。下午，苏营长说有事去旅部开会，让传令兵小李陪他，并请他住两天散散心。吉子震顺水推舟答应下来。苏营长走后，吉子震提议出去走走，散步时，吉子震装着图新鲜似地问一些兵营的情况，那位传令兵毫不隐瞒地带着炫耀的口气讲个不停。他知道得很多，各营的兵力情况、驻防地点等都讲得一清二楚，吉子震一边用心听一边用心记。等走到没人的地方，吉子震又掏出60元日本票悄悄塞给他。那个传令兵更高兴了，又向吉子震介绍了许多情况。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第二天，吉子震又拿着从传令兵手里得到的苏营长的名片，在周围几个驻有部队的村单独侦察了一天，基本上搞清了敌人兵力驻防等情况，晚上返回到五分区向领导做了详细汇报，受到了表扬。

　　时隔半个多月，张志刚突然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并邀请各县国民党及三青团的代表人物参加会议。当时我地下情报人员国耕宸以定陶县三青团总干事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国耕宸原在定陶国民党土顽王子杰部做地下工作，王子杰被消灭以后，经地委同意国耕宸以定陶三青团总干事长的身份“投靠”了张志刚，继续做地下工作。）会上张志刚认为形势对他不利，准备逃往商丘避风，让与会人员讨论撤退路线。由于会上对走西线（绕道考城去商丘）或走东线（定陶、曹县去商丘）争执不下，有的认为走东线离八路太近，有的认为走西线太远，怕夜长梦多。所以散会时张志刚只是宣布各部回去开始做撤退准备，具体时间、路线十天后再议。会议后，国耕宸马上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了地委。刘星政委听后，一方面指示国耕宸继续探听张部逃跑的具体时间，一方面部署分区部队准备截击张志刚，消灭他于逃跑途中。大概只隔了七、八天时间，张志刚又召开会议，会上他决定走东线撤退，并定于第二天晚饭后出发。散会后，国耕宸马上回到卢庄（他住在卢庄）写出情报，让通讯员李长秀同志转送。但由于一站一站转送太慢，我们分区接到情报时，已是第三天拂晓。此时，张志刚部已越过刘岗一带（分区所在地）到了曹县县城附近，因此我们的部队只得快速追击，一直追到山东、河南交界处的山东王庄才追上了张部，经过激烈战斗，除一小部分敌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灭，张志刚被当场击毙。

　　张志刚被消灭后，日军不久也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这时成武、定陶、曹县、东明、鄄城等县的汉奸都集中到了菏泽，接受了国民党改编，他们阻止我军受降，盘踞菏泽城里，欺压百姓，残害人民。我军决心消灭这股汉奸，解放菏泽城。

　　为了侦察城里敌人的情况，国耕宸又受地委书记刘星的派遣，进入菏泽城。先前，张志刚被消灭以后，国耕宸曾被李森亭以共产党嫌疑分子逮捕，由于没有确凿证据，关了29天被释放。释放那天，国耕宸的两个同学，一个是李森亭的军需官谷跃三，一个是李森亭的参谋吕跃善，为他置酒饯行。当时有个刚从国民党省党部学习回来准备当李森亭参谋长并与谷、吕比较要好的李参谋长也参加了。所以国耕宸这次进城直接找到了他。那位参谋长一见国耕宸，立即害怕起来，急急地问：“二哥，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来办点事，顺便看看你，”国耕宸笑着对他说。“你还是快点出城吧，现在风声很紧。再说，上次释放你后，就有定陶的人和城东的苏明久（伪区长）来告状，说你是共产党，不该放。”国耕宸听后笑着说：“老弟，他们说我是共产党，你也相信？你相信，李汉三（鲁西南国民党头子）也不会相信。别听他们瞎咋呼，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谁还敢把我怎么样？你不用害怕。”又说，“下午我想去洗个澡，为防止万一，你得给我两个传令兵。”他同意了。

　　下午，国耕宸带着两个传令兵先上了城墙，因参谋长的传令兵做“通行证”，侦察城墙工事倒也顺利。之后，他才去洗了澡。晚上，他又利用与李参谋长喝酒的机会，了解到李森亭为改编后的旅长，辖两个团负责守南半城；王文宪（原鄄城伪县长）为改编后的师长（国民党暂编第五师），辖四个旅，他亲带一个旅负责守北半城。同时，还了解到成武、定陶等外县来的汉奸与原菏泽的汉奸矛盾很尖锐，菏泽的看不起外地的。国耕宸侦察到这些重要情报后，第二天就返回地委，向刘星政委做了汇报。

　　隔了两天，刘星政委又派国耕宸进城，主要查清敌人四个城门的关闭时间及护城河的情况。国耕宸二话没说，又返回城里，他仍然找到那位参谋长，说：“我是来看看从商丘回来的一部分三青团的人，接接关系。”那位参谋长倒也信以为真，并主动派了两个传令兵，陪他去看“朋友”。国耕宸带着传令兵，游游逛逛地看了几个“朋友”。 往返之间也就搞清了四个城门及护城河的情况。之后，向地委做了汇报。

　　第二次回来刘星政委曾对国耕宸说：你侦查任务完成得很好，你这几天休息休息，我们马上就要攻城了。但没几天，地委又得到情报，说是济宁的汉奸头子刘本功和三青团头子商素行来到了菏泽。为了弄清他们的情况，刘星又派国耕宸第三次进城。进城后，国耕宸直接找到了商素行。国耕宸归商领导，比较熟。通过谈话，了解到刘本功、商素行是应王文宪、李森亭之邀，从济宁带来了10辆汽车并一个团的兵力帮助守菏泽城，并约定一旦守不住，便向济宁逃窜。国耕宸第三次出城时，我们的部队已开始围城，当他把侦察到的这一新情况向刘星政委汇报后，刘政委高兴地说：“你侦查的情况，将对我们全歼菏泽守敌起重要作用。”

　　晁岳宽是菏泽县敌工部领导下的地下党员。菏泽临解放时，他利用在汉奸警备大队部当副官之便，不仅搞出了敌人守城兵力部署的详细情报，还对城防工事尤其是城南门至护城河南岸的距离做了详细的测量，为我军挖地道，爆破南门解放菏泽城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瓦解敌军

　　采取各种方法瓦解敌军，也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一项经常性的工作。

　　政治喊话，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是当时瓦解敌军的几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政治喊话，一般是针对城外据点的一些敌人，利用其夜间不敢外出的特点，通过喊话，向他们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日、优待俘虏的政策，宣传当汉奸可耻，抗日光荣，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革命道理。对敌人喊话，要有针对性。我们常在喊话前，通过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了解清楚据点里敌人的情况，尤其对一些比较反动的汉奸，记下他们的姓名及家庭情况，喊话时便对他们进行点名，提出警告。如果有些人仍执迷不悟，便采取个别捕获单独教育的方法。如晁岳宽在吴庄炮楼当小队长时，队里有个叫陈留修的（佃户屯张和庄人）汉奸，平时比较反动，虽经多次喊话，但收效不大。一天，晁岳宽以让他回家探母为名，转告我武装人员在路上设伏将其抓获，经过几天的单独教育，在他表示悔改后释放，回来后，他再也不敢嚣张了。

　　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主要是针对城里的敌人。有时也通过关系带进城外敌人据点或者有意丢在敌据点的外边，让敌人自己拾看。城里敌人比较集中，防守较严，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都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但是，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仍然机智勇敢地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任务。如一天晚上，我教七旅地下情报人员王守身、王朝仁，把宣传标语从洪庙一直贴到城东关泰山庙。另一次，王守身和敌工部通讯员陈守谦趁夜间不仅把标语、传单贴满了几条街道，而且还撒进了汉奸警备大队部和宪兵队院内。第二天，敌人吓得又是戒严又是查户口，惶惶不可终日。通过喊话、贴标语、散传单，许多汉奸伪军不再死心塌地地跟日本人干事了，有的甚至弃暗投明参加了八路军。

　　在敌人内部发展革命同情者，培养革命力量，也是我地下工作者常做的工作之一。如李鸣亭、吉子震、祝达，发现在汉奸警备队干事的晁岳宽、井之琴比较倾向革命，于是就靠上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经常给他们讲些革命的道理。经过培养教育和考验，晁岳宽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后，他在敌人内部为革命做了许多工作。井之琴在他当警备中队长时，曾让我们分区到城里搞情报的王参谋在他家里住了一周之久，起了掩护作用。地工站长薛垂坤，曾重点教育培养了在敌警备队干事（后当到中队长）的赵体卫，后由祝达发展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在敌人内部也为我们做了许多工作。除此之外，敌工部还重点做了敌警备中队长魏适可、庞海亭等的工作，使之为我们也做了一定的工作。甚至连汉奸警备大队长李森亭，我们也去做过瓦解工作，尽管没有成功，但也打击了他的反动气焰。在李森亭的13个汉奸中队长中，由于我们的工作，其中竟有六、七个与我们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大大削弱了当时菏泽的汉奸队的反动力量，对我们集中力量打击日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营救掩护干部

　　1940年麦子快熟时的一天，我菏泽县委书记何健之去驻安陵集一带的鲁西南地委汇报工作，在回来的路上，不幸被伪青邱区的汉奸以嫌疑分子的名义扣押在马岭岗。我青邱区知道消息后，马上派人到城里找到原青邱区区长傅理轩，要他设法营救。傅理轩和打入伪新民会当指导员的武斌文一起，立即赶到马岭岗，为何健之作保。但伪区长贾大个子（贾俊生）不相信何健之是下乡请医生的平民百姓，所以坚持不放。第二次，傅理轩假借汉奸大队长李森亭的名义要贾放人，最终把何健之救了出来。

　　1941年春天，我彭拐联络站负责人彭会臣，在仿山会上准备与打入王子杰内部的地下情报人员邵超群接头时，不幸遭敌怀疑，被抓到了仿山炮楼。仿山炮楼是个大炮楼，住有一中队汉奸和一小队日本兵。他们每逢仿山会，都要拘些可疑分子，如没保人或保得不及时，就要被枪杀。

　　彭会臣被捕后，邵超群立即带了几个汉奸以王子杰的名义去仿山要人，但由于炮楼上的一个汉奸误认彭会臣是我游击队的队长，所以日本的小队长不同意放人。当邵超群派人通知了傅理轩以后，傅理轩马上和在新民会当剿共突击队长的郭宝九一起骑车去了定陶。找到刚从菏泽调到定陶的日本间岛次长（郭宝九与之熟悉），郭宝九说彭会臣是他的亲戚，是“大大的好老百姓！”间岛听后遂亲自打电话，让仿山炮楼把彭会臣放了出来。

　　1943年秋季的一天，大刘庄的我教七旅情报人员张清波去鲁西南地委送情报，回来途径定陶游集时，被伪八区区长李新学抓获，敌人开始要活埋张清波，后来张清波告诉敌人自己是地主，所以又改为罚他两把匣枪。七天以后，张清波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定陶王子杰部的地下党组织那里，于是，组织上决定马上派赵志学（当时在王子杰的第三营当兵，专门负责侦察王子杰特务连的情况）去保张清波。赵志学接受任务后，到孙良诚的新兵团找到了东沙土集的张清云，此人过去当过土匪，但很讲义气。他表示愿意去救张清波。临行时，二人化装成新兵团的一个连长、一个副官。

　　到了李新学那里，他先是不承认捕人，后来承认了又不肯放人。这时，赵志学把脸一沉训斥道：“你知道被你抓的那个人是谁？他是我们新兵团副官。这次团长让他回家探亲，想不到让你扣了起来，现在来要人你还不放，你长了几个脑袋？”张清云看到李新学还想抵赖，刷地一声抽出了匣枪，对着李新学说：“你放不放？不放老子毙了你”。李新学一看害了怕，马上把张清波放了出来，张平安返回了大刘庄。

　　1944年初春的一天拂晓，祝达、龚宪彬带着敌工部一支武工队住宿在城南姜楼，突然遭敌人包围，祝达、龚宪彬带领大家奋勇突围，大部分同志突了出来，但原分区敌工科干事白华和武工队通讯员秦三、司务长史务言、还有史世道不幸被捕，同一天被捕的还有去姜楼找龚宪彬联系工作的菏泽县教育科长刘瑞呈。

　　刘瑞呈等几人被捕，白华被害（由于白华身穿军衣暴露了身份，很快被敌人杀害在河南王）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当时住在刘城的敌工部部长李鸣亭那里。李鸣亭非常气愤，当知道去姜楼抓人的主要是晁寺炮楼的庞海亭（汉奸中队长）的汉奸队时，李鸣亭决定马上去找庞海亭要人。庞海亭是汉奸大队长李森亭的妻侄，李鸣亭尽管与他认识，但在敌人疯狂“扫荡”抓人时侯，去找他要人也是非常危险的。同志们劝他停两天避避风头再去，可李鸣亭说：“白华已被他们杀害，其他几位同志一定得尽快救出来。”说完便带上马兰坤，每人腰插一把匣枪，找庞海亭去了。

　　他们先到了桑庄，让地下党员张成斋通过关系把庞海亭从晁寺伪区部叫到了张成斋家里。一见面没说上几句话，李鸣亭便对庞海亭骂了起来。他说：“庞海亭，日本人是你爹还是你爷？你那么卖力气，黑着心帮着他们逮捕杀害自己的同胞。你觉着日本人能在这里一辈子？做梦！他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你现在这样没良心，我看日本人完蛋了你该怎么办。”庞听了这些话后哭丧着脸说：“抓人是我的人抓的，但有日本人跟着，有大队长（李森亭）跟着，我有啥办法？”“我不管那么多，既然是你抓的人，今天我就是来给你要人来了。”庞海亭一听这话，又看到李鸣亭的人多，心中有些害怕，忙说：“放人我也当不了家，真是没有办法。”李鸣亭一听，大为恼怒地说：“庞海亭，你真想死心塌地地当汉奸？你可要知道白华被你们杀害，这笔账还没算，如果这几个人再出了差错，你可要当心你的脑袋，我们说话算数。”“那你让我怎么办呢？”他问。“你想办法在河南王把他们释放。”“那恐怕很难，在日本人面前不好讲。”“那你至少要保证他们不死，我们再想法营救。”他考虑了一会儿说：“行” 。最后，李鸣亭又补充说：“你可不要拿你的脑袋开玩笑。”说完，便带着马兰坤返回了刘城。

　　到刘城后，敌工部马上发动了8个伪乡长去河南王保刘瑞呈等几个同志，但都没有成功。鬼子头目山口同意到城里后再审查审查，如是“好人”便释放。于是刘瑞呈等被带到了城里宪兵队警察所关押了起来。

　　刘瑞呈等被带到城里以后，敌工部一方面派人通过警察所看守班的一个关系，告诉几位同志不要暴露身份，等待组织营救。另一方面，李鸣亭让李凤德（胞弟）找到与我们有关系的当时任伪县长袁需斋保镖队长的魏适可，道尹公署的保镖队长杨思文，谎称刘瑞呈是花拳的徒弟，让他们帮助营救。魏、杨都是菏泽花拳的名师，很讲江湖义气，亦有爱国之心，他们听说后亲自到警察所看望了刘瑞呈，同时又通过伪县长袁需斋，把刘瑞呈等要到了菏泽监狱，不久，刘瑞呈等几人便陆续被释放了。

　　战争年代，我地下工作者不仅营救过许多干部，而且还掩护过许多干部，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1年夏季的一天晚上，地委书记戴晓东从冀鲁豫区党委（范县）开会回来骑车到了洪庙，由于天黑便住在了可靠群众孙广进家。洪庙是伪同和区部所在地，敌人对来往行人盘查较严。但由于打入伪区部的地下党员傅理轩以及赵继清、赵得彬、徐金声等人夜里轮流放哨，一夜安全无事。第二天，戴书记准备回地委（驻刘岗）时，傅理轩先派了赵得彬、赵继清暗藏短枪提前到泰山庙（菏泽城东关）市场侦察，并准备一旦发生意外时做好接应。然后，他和前来接应的地委情报员牛朋言一起护送戴晓东上路。一路上，傅理轩骑车在前，牛朋言骑车断后，戴书记在中间，相隔50米，并约定如遇有情况，由傅理轩负责对付，牛朋言则负责保护戴书记转移，就这样，一直把戴书记安全地送到城南侯店，确定没什么危险了，傅理轩才返回洪庙。

　　1943年秋天，敌人对我解放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扫荡”；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菏泽县委和敌工部的干部决定跳到封锁沟里的敌占区，暂时躲开敌人的锋芒。

　　晁岳宽当时在吴庄寨炮楼当小队长，接到王文友（葛针王人）和马占芝（马庄人）给他的通知以后，马上做了周密的布置，专门挑了几个比较可靠的伪军由他亲自带领站岗。午夜时分，我们的一些干部开始过沟，突然有个伪军说：“队长，我看这些人不像老百姓，身上鼓鼓囊囊的，好像有枪。”晁岳宽马上低声训斥道：“胡说！这些都是躲难的老百姓，还有我的亲戚朋友，哪来的枪？再敢胡说我可不饶你。”就这样，晁岳宽大胆机智地掩护我们的干部通过了吴庄寨炮楼，安全地跳过了封锁沟。

　　此时，韩继顺在解元集炮楼当小队长。在这次“扫荡”中，他不仅掩护了我们许多干部通过解元集炮楼跳过了封锁沟，而且还把我们一些干部的家属安排在炮楼周围，并给以保护，免遭敌人的搜捕。

　　1944年冬的一天，北风呼呼地刮着，天气很冷。午饭后，我离明区区长马朝风带着七位同志来到南沙土集完小找吉子震了解情况。他们正在办公室谈话，突然闯进十多个穿便衣带匣枪的人，吉子震一看，为首的是汉奸剿共班班长孔笑鲁（孔笑鲁认识南沙土的王益三，并常去他家玩。王曾当过河间县的县长和顽军孙良诚部的参议员。吉子震亦认识此人，并去他家玩过几次，碰到过孔笑鲁，故彼此认识），知道碰到了剿共班。剿共班是日本人豢养的走狗，专门搜捕我地下党员和地下工作者，这帮家伙心毒手狠，很难对付。但吉子震在这突然的情况面前，仍然沉着镇静，笑着给孔笑鲁打招呼说：“孔班长，哪阵风把你吹来了，快坐下，让弟兄们也坐下暖和暖和。”然后又对马区长等七位同志介绍说，“这几位都是我城里的‘朋友’，屋子小，你们先到我的住房暖和暖和，我给城里的朋友说说话。”马区长当然明白这是吉子震让避开的意思，便迅速地出了办公室，离开了南沙土集。马区长走后，孔笑鲁狡猾地问：“吉校长，大冷天哪来这几个客人？”吉子震若无其事地说：“这是我的几个朋友，进城办事，走累了到我这歇歇脚。”孔笑鲁听后也没再问。由于孔笑鲁他们也是出去执行任务，途经这里顺便来暖和暖和的，所以坐了一会便回城里去了。

　　1945年8月菏泽临解放的前夕，彭拐情报站负责人彭会臣奉分区敌工科之命去菏泽城里找郭宝九、殷福亭了解城里敌人的兵力部署等情况，为我军攻打菏泽城做准备。当时菏泽城里的鬼子已经投降，汉奸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原鄄城的伪县长王文宪被任命为国民党暂编第五师师长兼菏泽城防司令。他上任后，以清除汉奸为名到处搜捕我地下党员和革命者，抓住的不是枪杀就是活埋，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菏泽。

　　彭会臣进城后，分别找到郭宝九、殷福亭，顺利地拿到了情报，但出城时，刚走不远被王文宪的便衣盯上了，走到南堤口时，三个敌人追了上来，先是搜了彭会臣的全身，又搜彭会臣提的一包茶叶和一包烟丝（纸上用无形药水写着情报），但没看出什么来，在他们正准备放人时，又赶来一个便衣，一见面就说彭会臣是八路的黄区长（认错人了），说罢端着刺刀就刺了过来，连刺了几刀。由于彭会臣躲得快，只是右肩后部和左手指被刺着了两刀，流了许多血。但彭会臣趁敌人不注意扭头向城里就跑，四个敌人一边追一边开枪，彭会臣跑到南门，遇见了一个认识的汉奸，让他赶快用电话把郭宝九叫到了南门。郭宝九来了后，对那四个追上来的汉奸说：“你们瞎眼了？他是我的亲戚，姓彭，哪来的什么黄区长？”说完便带彭会臣先到了曹庆伦（李森亭女婿，革命同情者）马号里躲了起来，晚上又挪到郭宝九那里。第二天郭宝九亲自把彭会臣送出了东门，绕道回到了彭拐，完好地把情报交给了分区。但不幸的是郭宝九在掩护彭会臣脱险两天后就被王文宪残酷地杀害了。

　　1944年秋天，解元集炮楼的汉奸在桥李村抓住一个可疑分子，姓李，外号叫四铁锚。带到解元集炮楼后，汉奸队长韩继顺一问，四铁锚原来曾是共产党员，后来叛变当了土匪。这次他不仅说出了他的入党介绍人李正路，而且还供出了当时我南华西河区区长齐子英和其他几位同志。韩继顺听后，立即把四铁锚严加看押起来。并立即找到西河区区长齐子英商量，最后决定，趁城里大队部还不知道，马上把四铁锚枪毙，结果第二天一早就把四铁锚这个可耻的叛徒枪毙了，从而保护了李正路、齐子英等许多革命同志。

　　（四）购买物品

　　1942年春季的一天，南沙土联络员牛朋言进城找到傅理轩和王守身说：教七旅急需一批外用药品，让他们想办法尽快购买，并捎来法币伍佰元。

　　当时，敌人对我解放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尤其是对治疗外伤的药品封锁得更严，规定：凡有私运药品出城者，格杀勿论。在这种情况下，王守身、傅理轩经过周密地研究，决定由傅理轩利用与当时中西大药房（旧址在今新华书店）经理石景环的同学关系，秘密地购出药品，然后再和王守身一起送往教七旅。第二天晚上，傅理轩便找到石景环，可当他听说要五百块钱的外用药品时，便知道是八路军用药，无论如何也不敢卖。后来经傅理轩再三的开导，并保证不会出事，即使出了事也不会连累他，这样才把药买了出来，装了两蒲包。买药不易，送药更难。把守城门的不仅有汉奸，还有日本兵，他们对来往行人盘查很严，那么带两蒲包药品出城怎能逃得过敌人的眼睛呢？李森亭有一个警卫员叫任玉魁，与傅理轩较熟（因为傅理轩住在大队部），平时言谈话语常流露出对日本人、汉奸的不满情绪，于是傅理轩决定这次利用他完成任务。实践证明，这是一个大胆机智的计划。傅理轩找到任玉魁，一说此事，他欣然同意。第三天，他便用车子驮着药，同傅理轩、王守身顺利地出了东门，直达到东堤口。但傅理轩、王守身骑车刚到岳程庄附近，正碰上伪警备队第八中队长李三坏，带着一部分汉奸在岳程庄监修炮楼，而土顽张志刚部有百十人驻在阎庄、石堂，双方隔路不停地打枪，有的子弹打在路上，扬起一股尘土。面对这种情况，他俩心急如焚，退回去吧，带着违禁药品，无处可退。再说教七旅的伤员急着用药。停下来吧，这时路上别无行人，时间一长会引起敌人的怀疑。剩下的一条路就是冒着生命危险冲过去。决心下定，他们便伏在车上尽全力蹬车。他们的行动引起了两边敌人的怀疑，双方都拼命地往路上打枪。子弹在傅理轩、王守身的头上、身边啾啾乱飞，路上也被打得尘土飞扬。但他们不顾生死终于冲了过去，把药品及时地送到了教七旅，为解除伤病员的痛苦、保存革命力量做出了贡献。

　　1942年的夏天，王守身再次接到为教七旅买药的任务，于是他找到在城南沙土集小学的我地下党员魏牧，魏牧利用参加了天主教的身份，买出了两蒲包药品。送走时，魏牧穿着教衣，挂着十字架，截了一辆货车让王守身同志送到了大刘庄张清波那里。然后，王守身又与张庆波一起用小推车趁黑夜送到了教七旅。

　　当时，我们的地下工作者不仅为我们的部队、为我们的解放区购买了大量药品，而且还购买了许多印文件用的石印墨、印钞票用的道林纸以及生活必需品，如食盐、布匹等等。有些紧缺的物品，我地下工作者还到外地购买。例如1945年11月，我们解放菏泽城时缴获了一批关金票，组织上决定派彭会臣同志去济南购买金星钢笔和金戒指等，当时金星钢笔和金戒指在我们菏泽没卖的，一支金星钢笔可换到一支匣枪。彭会臣接受任务后，找了两个酒店伙计，赶了辆马车装上钱便去了济南。

　　到济南后，他们先找了家阔气的旅馆住下了。由于拉的钱较多走漏了风声，当天夜里就去了几个便衣特务对他们进行盘查，有个胖胖的家伙问：“你们从哪来？”“从菏泽”，彭会臣回答。“你哪来这么多钱？”“做生意挣的。”“你们那里失守了，知道吗？”“知道，就是因为菏泽失守了，不让用关金票了，才急着到这里换点东西。”几个家伙见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便悻悻地回去了。第二天，他们又来盘查，问：“你们打算买什么东西？”“买烟买酒”。彭会臣见他们还要盘查，便灵机一动说：“看来你们对我不相信，这样吧，省党部里有我个朋友，咱们到他那里让他做个证明，看我是不是买卖人，这钱是不是赚来的。”说完赶起车边走，开始几个便衣还跟着，但等到了省党部门口时，他们由于害怕省党部便悄悄地溜掉了。彭会臣也趁机很快买了46支金星钢笔和一批金戒指，迅速返回了菏泽。

　　（五）智送枪、弹

　　战争年代，我地方武装如县大队、区队及地下武工队等，枪支弹药比较缺乏，解决这个困难，一是从敌人手里夺取，二是由我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巧妙地送给。

　　1942年9月，南华县大队从分区独立团得到两半口袋子弹壳（大约有2000多发）。当时敌人内部实行子弹壳换新子弹的办法，我们就钻他这个空子，用我们的子弹壳换敌人的子弹，县大队决定让解元集炮楼的韩继顺帮助完成这个任务。当县大队派一连副连长王随春、排长张广治（王浩屯乡袁张庄人）找到韩继顺说明情况后，他满口答应。结果，10天以后韩继顺在解元集西北庞楼北地大庙里交给县大队两千多发崭新的子弹。

　　1944年3月（古历），一天晚上，我青邱区区队副队长王登伦通知联络员郭勤武说：“你马上推一辆小车到解元集西南五岔路口处等着执行任务。”郭勤武到达五岔路口不一会，王登伦便带着两个战士赶到了。他们一起又往前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处停了下来。不一会儿从北边过来两个人，一个人前面空手走，一个人在后边推着一辆小土车，上面盖着一些谷草。他们走到十字路口停了下来，王登伦先和那位空手的人在路边说了几句话，然后便从车子上卸下了五箱子弹。回来的路上王登伦才告诉郭勤武说，那位送子弹的就是解元集炮楼的韩继顺，以后遇到事可以找他帮忙。

　　1944年的秋天，赵体卫在解元集炮楼当小队长。一天，我西河区干部李正路找到赵体卫说区部想要几支短枪。但由于当时短枪比较少，所以赵体卫就暂时把传令兵的短枪借给李正路用了一天，第二天便让传令兵刘广城以修枪为名把两只长枪送到了西和区部。

　　（六）智斗顽军

　　1944年的秋末冬初，盘踞城北关庙李一带的国民党土顽张志刚部一个团突然窜到城南卞庙、牛庄一带活动，妄图抢占我解放区扩大势力范围。为了粉碎敌人的这一阴谋，我敌工部、县大队和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一次，顽团长（姓卞，卞庙人）以还愿为名准备在卞庙搭台子唱三天大戏，以此显示威风，笼络群众。我敌工部知道以后，马上通过关系告诉顽团长不准唱戏，如果唱，敌工部就要去闹戏场。可是敌人依仗人多不听劝告。结果唱戏那天，敌工部长李鸣亭同志带着马兰坤、马兰芝、祝达和吕克明等人各藏短枪，悄悄来到了戏场，准备趁听戏之机干掉顽团长，煞煞敌人的威风。演戏时，李鸣亭坐在伪乡长李树文家喝茶，其他几位同志则到戏场探听顽团长的情况，随时向李鸣亭报告。但一直等到散戏，顽团长也未敢露面，后来才知道，那天他一直呆在侯店未敢到卞庙去。结果第二天他也不敢再唱了。

　　时隔不久，国民党又在牛庄发展党员，扩展势力。敌工部知道后，为挫败敌人这一新阴谋，首先派共产党员吉子震、张泽普、刘免斋（后来又投降国民党）悄悄加入国民党。敌人这次共发展了7个党员其中我们的人就占了3个。为了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在敌人发党证的那天，县大队和敌工部突然逮捕了吉心斋和其他几个国民党员，从此敌人再没敢在这一带发展党员。

　　除了敌工部的机智斗争使敌人坐立不安外，我县大队、军区独立团（一个连）也经常袭击敌人，这更使敌人胆战心惊，不久便夹着尾巴逃回了城北。

　　（七）英勇不屈

　　1942年4月下旬，教七旅敌工科干事薛垂坤奉命前往菏泽县任敌工站长，暂住尹楼（菏泽东北，当时属郓巨县）。临行前，通知敌工科驻城情报员王守身、赵志学前去汇报菏泽的情况。王守身、赵志学接到通知的第二天，便骑了一辆自行车去了尹楼。

　　当王守身、赵志学快到尹楼时，正碰上郓城刘本功的汉奸队在这里扫荡，他们发现敌人后，立即掉头往回走，但为时已晚，敌人已经发现了他们，并派骑兵追了上来。情况危急，为避免全被敌人抓住，王守身让赵志学往路南大堤跑去，自己骑车按原路返回。由于骑车目标大，敌人只顾追击王守身，赵志学则脱离了危险，但王守身却被敌人逮捕了。

　　王守身被捕后，被带到了尹楼东边王老虎的炮楼（守炮楼的汉奸队长外号叫王老虎），汉奸头子刘本功正坐镇那里指挥扫荡，此人是铁杆汉奸，杀人不眨眼，尤其是对共产党更是如此，许多共产党员、革命群众都惨死在他的手下。王守身被带到后，刘本功亲自审问。

　　“你是什么人？”刘本功恶煞似地问。

　　“我是三番子的人（三番子是当时力量比较强的一个会道门组织，王守身为便于工作经彭会臣介绍加入了该组织），在菏泽城里开醋油店”，王守身很从容地回答。

　　“那你到这么远的地方干什么？”刘本功提高了声调问。

　　“听说这边的芝麻贱，来买点芝麻磨油”。王守身仍然自若地回答。

　　“胡说，我看你这劲头倒像个共产党，像个八路的探子，谅你不吃点苦头是不肯招的。”说完便吩咐“用刑”。话音刚落，便上来四个汉奸，不容分说地把王守身按在老虎凳上，一块一块地往上加砖。不一会，王守身便被折磨得大汗淋漓，痛苦万分，他仍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这时刘本功走到王守身跟前问：“你到底是什么人？快说！”

　　“我是买卖人。”

　　刘本功一看这手不灵，吩咐“灌辣椒水”。不一会，王守身便被折磨得昏死了过去。敌人用凉水把他泼醒后，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他仍然说是买卖人。敌人又继续灌，就这样，王守身被敌人折磨得昏死好几次，但他仍坚持说是买卖人。最后刘本功又吩咐用子弹头往王守身身上乱扎乱划，不一会王守身便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王守身至今身上还留有许多伤疤），但他仍咬紧牙关拒不招认。刘本功一看严刑之下仍得不到什么，便像泄了气的皮球，跌坐在椅子上，命令把王守身送往郓城宪兵队。

　　王守身被送往郓城后，我地下党员傅理轩、彭会臣、赵志学等同志积极营救，不久，便被放了出来，重返了工作岗位。

　　再如我菏泽县武工队员原分区敌工科干事白华在姜楼被捕押到河南王据点后，由日军头目山口和汉奸警备大队长李森亭亲自进行审问。当敌人审问到白华时，山口问白华：“你是不是共产党？”

　　“我是共产党。”白华自豪地回答。（白华被捕时穿着军装，和敌人进行了枪战，所以已暴露了身份）。

　　“共产党好不好？”山口又问。

　　“共产党好！”白华凛然回答。

　　“你的领导是谁？他们现在在哪里？”

　　“不知道”，白华瞪了山口一眼回答说。

　　停了一会，山口装出一副笑脸又说：“你小小年纪，不要受共产党的欺骗，共产党大大的坏，我们大日本帝国才是为你们建立皇道乐土的……”。

　　没等山口说完，白华便大声斥责：“胡说，你们这些强盗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抢我财产，还说建立皇道乐土，不要脸。”

　　翻译官翻译后，气得山口哇哇直叫。后来汉奸大队长李森亭皮笑肉不笑地又对白华说：“我不杀你，放你出去，你还干不干共产党？”

　　“干！不仅我干，将来子孙也要干，即使你杀了我，二十年后我还是一个共产党。”

　　敌人看软的不行，便恼羞成怒，先对白华进行毒打，之后又往白华肚子里灌凉水掺煤油，但白华咬紧牙关，宁死不投降。敌人看到白华软硬不吃，第二天便把白华杀害了。白华倒下了，他用自己的生命保护了党的秘密，保护了革命同志。他的英勇事迹后来被五分区编成话剧在解放区多次演出，极大地激励了军民的抗日斗志。

　　白华牺牲后，与其同时被捕的刘瑞呈等几个同志被押到了城里宪兵队警察所，敌人又对他们严刑审问，刘瑞呈同志右耳膜被打穿（从此听不到任何声音），司务长史务言同志身上几处被敌人用火钳烫得流油，惨不忍睹。尽管敌人对他们施以酷刑，但他们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更没有暴露党的组织。后来终于被我敌工部营救了出来。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41年了，今天回忆起地下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我们感到这不仅是他们的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菏泽全体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我们将永远记住他们，并用他们的英雄事迹，激励我们更好的建设自己的家乡。

　　1986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