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底，八路军抗日游击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经过艰苦的努力，在清河区的清水泊地区和邹平、长山、高苑一带，基本站住了脚，但是主要活动范围仍局限于胶济铁路以北、小清河以南的狭长地带，东西长，南北短，处在敌人夹击的被动地位。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山东分局做出决定，清河特委和三支队必须迅速改变根据地局限于小清河与胶济路之间东西一条线的不利局面，坚决向小清河以北至黄河两岸发展，打通与冀鲁地区的联系，以扩大和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

　　1940年2月，山东纵队清河区第六军分区司令员马千里同志带领小分队，偷渡小清河，进入了博兴地区。接着东路部队从牛头镇、央上、台头一带出发，突破国民党投降派部队在小清河两岸的堵截，从三岔、高儿港附近胜利渡过小清河，很快插到了广饶的北部和博兴的北部，从此，杨国夫、景晓村领导的山东清河军区就活动在广饶北部的今东营区一带，逐渐建立起了巩固的广北根据地。

　　广北党组织的建立

　　为了配合部队开辟广北根据地，1940年7月份，广饶县委决定抽调刘绍九、刘梅玉、聂省三、成汝贵、李福斋等十三名干部组成广北工作团，负责人刘绍九、刘梅玉，警卫人员从广饶县通讯班抽调，队长耿子甫。工作团从广饶刘集出发，经过马头从三岔过小清河，先住万屋，派人在斜里巴与主力部队取得联系。根据情况，工作团决定先开辟广饶六区的工作，因为六区在封家、闫家、芬里、燕尔口、陈官一带，和博兴县的闫坊、楼子韩一带接壤，便于和博兴相互支援开展工作。

　　广北工作团到广北半个多月以后，广饶县委又派去了第二个工作团，有四、五十人。此后，广北工作团分成三个中队，广饶六区、广饶七区、广饶八区各一个中队。当时广北工作团的主要工作一是进行抗日宣传，讲形势，讲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使群众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二是改造建立村政权，原来有村政权的加以改造，没有的立即建立；三是建立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儿童团、自卫团等群众组织。当时有的村很难找到可靠的负责人，明知道不可靠，也得先建立起来，以后发展积极分子后再改造；四是发现和培养训练积极分子。开办积极分子培训班，每期十天到半个月，地点在今西范、辛集、贾杨李等村；五是发展党员，在条件成熟的村建立党支部。

　　工作团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到1940年9月份，广北六区区委、区公所首先成立，傅春岳任区委书记，李立夫任区长。十月份，七区区委、区公所成立，书记燕汉民，区长燕简斋。11月份，八区成立区委、区公所，书记张觉民，区长杜启民。三个区的党政机关建立后，广北工作团即撤消了。1941年1月，清河区地委派高明同志来传达上级指示，宣布成立广北县委，县委由五人组成，书记张力群，组织部长王节亭，宣传部长张觉民，行署主任赵子谦，民运部长王瑞锋。广北县委成立后，对外称“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广北办事处”，张力群任主任，实际上就是广北县委。

　　广北行署成立没有开会，是凑合起来的，有了行署主任，今天配一个，明天配一个，慢慢地就凑起来了。县委、县政府成立以后，其它的群众组织如青救会、妇救会、农救会等也相继成立了。、

　　广北的统战工作

　　广北是封建统治比较长，文化落后的地区。那时广南很少有念私塾的了，可广北很少有学校，七、八岁的孩子还是念“学而时习之”、“关关雎鸠”等，广南妇女早已剪了纂，十三、四岁就没有缠脚的了，可广北十一、二岁的小姑娘还缠着脚。广北的封建势力相当严重，像贾子芝的父亲(外号北洼王、商吉堂、翟培卿、马德仁、“四天爷爷”隋家骧等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广北还是成建基的老巢，他在这里有很大的势力，周围村子里许多人在他部队里当兵，也有些地方实力人物与其有勾结。因此广北县委县政府成立后，非常重视统战和宣传工作。首先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并开始建立学校，发展教育，初步整顿乡村政权。通过向广大群众反复进行团结抗战的教育，广泛宣传党中央关于“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分裂和倒退行为，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团结一致，支援抗战。特别注重做一些上层人物的工作，他们都是些土皇上，一举一动在当地很有影响，在群众还未发动起来之前，我们搞点什么活动，他们不表态是很难开展的。因此经常召集他们开座谈会，当时叫“士绅名流座谈会”，杨国夫、景晓村、李人凤、刘其人等清河区的负责同志经常到会讲话，讲共产党的政策，讲国际国内形势，要求他们站的高一点，远一点，不要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

　　随着统战工作的深入，广北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出现了分化，有的支持共产党，如今牛庄镇东隋村的隋梦楼，是个前清秀才，曾在河北做过官，是个比较开明的士绅。他提倡教育，懂得中医。通过对他讲政策，谈形势，思想转变很快。他看过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后说，毛主席很英明，对国家大事了如指掌，有这样的人领导，抗战定会成功。后来当了广北县参议会的参议长。另一种抗日不怎么积极，但也不搞破坏活动，如岳植三、郭梅村、丁化南、冯统一等。还有一种就是投靠敌人，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如东隋村的“四天爷爷”隋家骧和“五阎王”XXX，死心蹋地投靠敌人，和我党政策唱反调，因此发动群众狠狠斗争他们，后来“五阎王”自杀了，群众还把一口铡刀劈在了他的棺材上。

　　在争取头面人物，批斗反面人物的同时，还开展瓦解、争取敌伪人员的工作。因为广北在成建基队伍里当兵的很多，一个人又有很多亲戚，做好这个工作意义很大。经过两、三年的分化瓦解工作，成建基的队伍由一千多人，减少到七百人。抗战时期的统战工作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对商业采取了保护政策，象油坊、药铺、轧花坊等，支持他们发展，他们对根据地也有帮助。

　　广北的地方武装

　　1940年2月，三支队渡过小清河以后，一直活动在广北一带。除去主力部队外，广北的群众地方武装发展也非常迅速。广北县委县政府刚成立不久，首先把六区、七区两个区中队抽调上来，组成了县大队，县长门金甲兼任大队长。当时，县大队有七、八十人，因为大多数战士家乡观念比较强，不愿意离开本区，所以队伍就轮换着在两个区住，战斗力也不太强。随着对敌斗争的锻炼和思想教育的深入，这支部队人员迅速增加，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1945年抗战胜利后，扩编为广饶独立营，门金甲兼任独立营营长，张力群任教导员。

　　1943年夏初，清河行署公安局派霍瑛、韩瑞章、徐胜、王光亭、张立善、钱瑛、刘云涛等十人到广北，于这年夏天在牛庄成立了广北公安局，霍瑛任局长。徐胜协助局长工作，主管审讯犯人。几个月以后，广北公安队伍不断发展壮大，成立了政卫队，下设三个班。政卫队在当时的广北公安局起着很大的作用，因为广北公安局刚成立时人员很少，直到1945年春天局里才设了侦察股、审讯股。因此，他们除了看押、逮捕、转送犯人，维护社会治安，保卫机关首长安全外，经常抽调战士到局里执行临时性的侦察、追捕、跟踪匪特等任务，参加县里组织的短期武工队，开展反奸除霸、防特、减租减息、扰乱敌人、开辟根据地等工作。如1944年农历腊月，根据可靠情报，成建基的副官成连干到了小清河南秦王村，局长霍瑛指示政卫队队长韩瑞章，带着两个班渡过小清河，到秦王村，找到了成连干的住处，从被窝里逮住了他，缴了他的枪，成连于的哨兵在秦王村街上执勤也被活捉了两个，给了成建基很大打击。1945年夏天，日伪军下乡催粮抢粮，并百般阻挠群众向根据地提供给养，在麦收期间，县委书记张力群和局长霍瑛，指示政卫队队长韩瑞章领一个班到广饶四区三水口一带催要四十万斤公粮，但是当时许多村的村长保长害怕伪军的命令，有些乐意听共产党话的人，怕有人告密，也吓得东躲西藏，找不着人，政卫队在当地地下党的帮助下，首先对伪村长、伪保长开展工作，阐明我党的政策，揭露日本鬼子的罪行，号召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应团结一致，共同打击日本鬼子，拥护共产党八路军，支援革命，争取早日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同时对极为反动的伪村长，给予坚决的打击，如高刘村的伪村长刘世秀，经常向日伪告密，破坏、阻挠征收工作，在一次村长会议上，当场处决了刘世秀。四十万斤公粮顺利地收齐，运到小清河北的广北根据地。

　　广北根据地的基层群众武装发展也极为迅速，广北县委、县政府成立不久，就成立了武装科，接着遵照上级党组织关于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开始村村建立抗日自卫武装组织，简称自卫团，在自卫武装的基础上开始在青年中发展民兵，县委、县政府机关经常在八区一带活动，民兵组织的建立就是从这个区开始的。随后县区武装组织也相应健全了。1942年8月15日，广北县武装科改组为武委会，高峰任主任，王荣村任副主任，武委会下设参工股，股长冯国良；政工股，股长王述宾；秘书股，股长颜瑞生。另外还有个通迅班。1945年春，县武委会又改建为武装部，负责人仍是高峰和王荣村。

　　群众武装根据对敌形势的需要，首先建立自己武装的联合组织，重点是发展民兵(开始不叫民兵，叫青抗先基干队)，在民兵基础上又组织了基干民兵，挑的都是年轻身体棒的小伙子。基干民兵配备步枪和手榴弹，平时进行组织纪律教育，向正规部队学习。部队也经常训练、武装民兵，民兵非常乐意同部队一起进行实战学习。武装部也经常分地区组织民兵搞射击、投弹、埋地雷演练。

　　广北的民兵组织，随着斗争的深入不断发展壮大，在整个广北的革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做了大量的工作，平时实行劳武结合，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发展生产，保卫生产，保卫麦收和秋收，博得了群众的普遍赞扬，也极大地震慑了敌人，使敌特不敢轻易潜入我根据地。在反“扫荡”中，巧妙地袭击干扰敌人，组织群众空舍清野，掩护群众转移，保卫群众生命和财产的安全，破坏公路桥梁，打乱了敌人的行动计划，配合清河区主力部队，拔掉了敌人在广北根据地十多处据点，粉碎了敌人“蚕食”我根据地的阴谋。

　　1940年，广北地区有的地方开始挖抗日沟，民兵组织建立以后，积极和广大群众开展大挖抗日沟活动，开始挖小沟，以后挖大的干沟，主干沟里能走大车，有的沟里还设计了掩体，修上台阶。抗日沟纵横交错，村村相通，在平原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敌人“扫荡”时从沟里走，往往踏上地雷，以后就不敢再下沟了，而我们熟悉情况，可以随意来往，凭借几千里的抗日沟，广北地区的斗争越来越活跃，多次受到山东省领导同志的好评。

　　巧摆地雷阵，也是民兵组织的一种斗争形势。从六区到北隋、牛庄有一条大路，经常走鬼子的汽车。当地的民兵就在路上埋了地雷，有时炸坏了他们的汽车轮子，后来，鬼子在公路上跑汽车时，先叫老牛拉着碌碡在汽车前开路，汽车跑的还不如人快。1940年十月份，牛庄镇辛集村民兵队长张汉富等组织的邵桥地雷战，炸死炸伤“扫荡”的日伪七、八人，出其不意地打击了敌人的威风，在清河地区震动很大，这一事迹在清河区《群众报》上做了报导，并印成连环画报发至各地。碑寺口的民兵炸鬼子也是很有名的。这村有鬼子的据点，村两头大寺庙前有个大湾，妇女们经常在湾边洗衣服，而一些日本兵竟经常光着屁股在湾里洗澡，不时跑上来，坐到一棵大槐树底下的砖石上，洋洋得意。民兵们摸到这一规律以后，便偷着在砖下埋上了地雷，结果炸烂了一个日本兵，炸伤了一个，从此他们再不敢放肆了。当时民兵手里的地雷数量很少，为了解决炸药问题，由清河军区武委会提议，在何家与牛庄、车里之间的地里建了炸药厂，负责人是刘西元和王柳祥，有了这个厂摆地雷阵就更有条件了。

　　在对敌斗争中，民兵采取的是“敌进我退、敌退我打、敌住我扰”的办法，始终实行村自卫战，村村联防，平时组织民兵开展创模范村和模范民兵活动，各村都有练兵场，正规部队来后跟着一起练，有战斗，民兵积极配合，在战斗中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广北群众武装组织越来越壮大。

　　广北的粮食工作

　　1941年，广北行署成立了财政科、粮食科，隋奎文同志任粮食科长，当时的粮食工作就是向各村要粮食，党组织对这项工作抓得很紧。从北隋、牛庄向西至高、劳、商，向北至丁家、大小宋一带土地不错，经常住在那里的三支队司令部和广北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吃穿都靠这一带供应。一直到解放战争时，广北每年都调出很多粮食。所以广北地区尽管盐碱地那么多，但他们在粮食供应上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广北的粮食工作之所以取得这样大的成绩，主要是党组织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一开粮食工作会议，县委书记张力群，县长门金甲等都亲自到会讲话。

　　刚开始，征粮方法是实行摊派，即县区分下一个数去再由各村长分到户。通过实践，发现这种方法很不合理，因为当时我们的政权还很不巩固，富户权势大，粮食往往摊派到穷人身上的多，所以征粮办法就改成“甲乙两种合理负担”。历史上沿用的国民党的征粮办法是按银两负担制。这种制度是把土地划成等级，折算成银两，有多少银两的地就征多少银两的粮。这种按地摊派的办法看似公正，但实际上并不合理。因为过去的地主买穷人的地，光买地不买银两，即光要你的地不要你地上带的税。穷人等钱用，只好留下“银两”把地卖了。所以按银两征粮，实际上对富户有利，时间不长，就废除了按银两负担制。

　　党的政策是“有人的出人，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征粮办法改成实行“乙种合理负担制”，就是选出评委会，划分地段，评议地质，丈量土地，按地亩数和地的质量拿粮。为了评得准确，评委会找上一些老人参加，工作做得很细致。以后觉得这种办法还是不符合“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钱出钱”的方针，便又改成“甲种合理负担”。这种方法也叫“累进法”。比方一亩地拿5斤粮食，二亩地就拿15斤，三亩地就拿30斤，即地越多的，每亩地拿的粮食就越多。这种办法穷人都很赞成，地主、富户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这个办法比较合理，又加上我们的军队驻在那里，他们只好向外拿。

　　广北地区盐碱地很多，但边缘地区土地较好，只是离敌人的据点都很近，如六区靠小清河，离蒲台很近，土地好，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敌我双方围绕粮食问题展开激烈的斗争，我们在这些地方主要采取武装征粮的办法，三支队特务营每年都积极配合到边缘地区征粮。

　　在边缘地区能征到粮食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的群众基础很好，虽然村长都是两面的，既应付我们，也应付敌人，但群众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斗争比较尖锐的是靠近三里庄一带的村庄，敌人经常去破坏、阻挠。有一次，广北县粮食科科长隋奎文只身带一支手枪到丁庄村了解征粮工作，到那里，村长紧张地拉他到一个隐避的地方好好招待，回来后才知道当时成建基的七、八个人在村公所吃饭催粮。

　　粮食征上来一是供应县里的工作人员，二是供应部队和各群众团体。那时规定县工作人员每人一天二斤或二斤半粮食，由于大多是青年，又没有多少菜吃，光吃干粮一顿能吃一斤多。当时的财政制度都非常严格，按人头发给粮票，一般不准超过，不够了可以再加，节余的要交上。其他群众团体用了村里的粮食就开条子盖章，以后村长拿条子到区里算账。此外，征收的粮食还供民夫使用，如挖抗日沟的民工，是由公家拨给粮食，再就是上调部队，供应清河区党政机关和部队。

　　广北县粮食机构的设置，先叫粮秣科，后改为粮食科。区和各村都有粮秣员，工作上除受县委、县政府领导外，还受清河专署粮食科的领导。为了加强粮食的供应，广北县在黄家、北隋、牛庄、西庞等村设了粮库，几乎每个区都有，每个库有三四个人专门负责，有粮库主任、会计，叫粮库实际上并没有仓库，粮食分散存放在各户，由村粮秣员负责，需要调粮时，就告诉各村的粮秣员。这样在恶劣的环境下，可以防止敌人的破坏。“粮库”也是流动的，粮秣员背着账本，这里颠那里跑。

　　粮秣科的任务除征粮外，还组织大生产和积极配合反“扫荡”。得到敌人“扫荡”的情报后，组织群众搞“坚壁清野”，把重要的物资埋藏起来，实际主要是藏粮食，使敌人来了吃不上饭。敌人走了以后再挖出来。这是与敌人斗争的重要手段，也是全党性的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向群众要粮也不是无限的，一般一百个人养一到两个兵，这样群众交粮任务不算重。象马家屋、万儿庄、燕儿口等村庄，群众生活很苦，老百姓吃黄蓿菜种子，一般不征他们的粮。时家、谭家、东武、大杜、小杜、西商、劳家、油郭、辛集一带生活比较好，征粮就多一些。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广北人民的贡献，广北县委、县政府没有在粮食上犯过愁，这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

　　广北的教育

　　广北县委、县政府成立以后，注重教育工作，成立了教育科，教育科科长王力夫，各区都配备了文教助理员，都建立了一处中心小学。中心小学有的是完小，有的是初小。以后除了被日伪占据的村庄以外，各村逐渐都有了小学。当时大多数学校条件很差，没有课桌和板凳。

　　学校的教师，有不少是县教育科派去的，也有各村自己聘请的。靠政府派去的教师，实际上是脱产干部。对这些教师，政府每天给几分钱的补贴，每月给三十来斤粮食。村里自请的教师，有少数是私塾先生，报酬由村里付，发的粮食从公粮里出。教师领粮食和机关工作人员一样，拿着粮证到粮食科提。

　　教材是行署教材科编的抗日课本，课程设置不多，有算术和语文，有的设地理和历史课，语文课的内容主要进行爱国教育，还教学生们如何对付敌人。

　　日伪一般在春秋各有一次“扫荡”。在敌人“扫荡”时，学校采取“敌来我散、敌走我学”的办法。由于敌人的搔扰，学生读书很受影响。处于根据地边沿地区的学校，在上课时派学生站岗，看到敌人来了，就拿出日伪编的教材应付，敌人一走就继续学抗日课本。

　　当时教育上的上下业务联系较少，一年开一两次会，布置教学及研究如何应付敌人。由于环境条件恶劣，一般学校的规模较小，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几处学校一是万家村(现在的史口镇万家村)战时高级小学，1943年成立，设在万家村地主曲荣训家倒出来的一个四合院里。正房稍微宽阔点，偏房很窄，每间有个小木棂子窗户，虽然当教室不合适，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有个地方就很满足了。学校的教师有的是从抗日干部中调抽的，有的是从敌占区跑出来的知识分子，学生少数当地的，多数是从根据地变成游击区后跑来的烈属、军属子女，还有部队送来的父母惨遭日伪杀害的孤儿。学生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教材是教师们自己编写，有的是从报纸上抄下来的，内容多是抗日斗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形势，敌后军民反“扫荡”反“蚕食”胜利的消息和战斗英雄、模范人物事迹。音乐都是些抗日歌曲，学校除教学外经常围绕抗日宣传组织一些活动，在当时影响很大。1945年春根据形势的需要迁到了乔庄。

　　另一处是麻湾高级小学，也叫蒲台县立第三高级小学，简称麻湾三高，它是1921年开始创办，1937年黄河在正觉寺决口，教室全部倒塌，学校停办。1939年复学，但只招本村学生。1941年，学校采取募捐、向学生摊派、学生参加义务劳动等方式，扩建教室，向外村招收学生，聘请外地教师。当时抗日战争正是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各地修建岗楼、碉堡，频频向农村“扫荡”，麻湾一带地处偏僻，似乎是“世外”之地，各地求学的青年不断地投奔该校。广北县委、县政府成立后，经常到校组织抗日活动，课堂上大讲抗日救国道理，课间唱抗日救国歌曲，广大师生深受启发，后来学生志愿踏上抗日前线，走上革命道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政府在旧址上又办起了麻湾完全小学。

　　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教育服务于这一中心，并围绕这一中心开展工作。学生学习的内容是抗日，所做的工作是抗日。小学的学生是儿童团员，他们站岗、放哨、送信，在抗日战争中起了很大作用。

　　广北的合作经济

　　1942年至1943年，日伪对广北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同时对广北县实行经济封锁，沿着小清河岸从羊角沟到石村就安设了5个据点、卡子，除盘查过路行人外，严禁粮食、棉花、食用油、布匹及日用品流入广北县，企图摧毁和窒息广北这块根据地。加上当时广北地区粮食歉收，地方干部和老百姓开始吃黄蓿菜和草种子。部队的粮食供应也严重不足，被服也成了问题，有的战士冬天穿不上棉衣，夏天换不上单衣，此外，更是缺医少药，伤病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在这种情况下，清河区党委、行署和军区专门做了研究，决定党政军民齐动员，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度过难关，并且指示广北县委、县政府发动群众，搞好经济工作，解决军民的吃穿问题。广北县委进行了认真研究，认为完成任务的关键在于发动群众，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于是广北县委决定，由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宋立言牵头，组织开展广北县的合作经济。宋立言兼任合作经济社的经理；王子平任副经理。1943年10月，广北县合作社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召集了30多人参加，开始拜师求教，寻找搞好经济的突破口。经过座谈，集思广益，总结出了三条意见：一、提高生产技术，把手纺车换成纺纱机和织布机，把手梭改成拉梭；二、成立纺织合作社，做好产品收购和原料供应；三、建立推销委员会。这次座谈会不久，正式成立了广北县纺织生产合作社。为了便于经营，对外称“广兴布店”，店址设在牛家庄，宋立言任经理，王子平任副经理，工作人员有智明德、解士修、刘志远、隋景岫、孙锡鹏、李鲁民等。经营方针是以发展纺织为中心，供给社员纺织原料，推销产品。清河区党委对“广兴布店”的成立非常重视，特意从粮库借给一部分粮食，用以支付纺织人员的报酬。区党委和行署机关集体入了股。还发动工作人员入了一些股。当时的“广兴布店”每个股一元钱(相当于10斤粮食的钱，钱是指北海币)，入股数额不限，完全自愿。如果没有钱，交上一幅裹腿也可以顶一个股。挣了钱，按股分红。“广兴布店”创办初期，社员就发展到4700多人，股金达14万元，向银行贷款33万元。布店从市场上购置棉絮条(当地称“布绩”)贷给社员，社员领回“布绩”27—30两，20天内交回一匹面宽8寸长24尺的布，可得工资粮30斤。布店还向社员供应农具、纺织工具及其他生产生活用品。这样以来，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穿衣问题，社员也通过自己的劳动，解决了自己的生活困难，亲身体会到合作社确实是社员自己的组织，同时又带动了更多的群众参加合作社，；推动了合作事业的健康发展。

　　广北县纺织生产合作社从1944年1月正式营业，到当年7月召开首届社员代表大会，仅半年的时间就贷出棉絮条23402斤，收回土白布1万多匹和大量的军用裹腿等。组织了1369名妇女专业从事纺织(多是一人挂名，全家妇女干活)，有些十多岁的女孩子也参加了纺线。这对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困难起了重要作用。据社员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数字：半年内盈利22万元，1元股金可分红1．20元。会上还发放奖金1400元，奖励纺织劳动模范22人。至年末，广兴布店股金发展到598万元。

　　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召开以后，合作社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群众中威信更加提高，经营的业务范围从生产资料到日常生活用品，凡是根据地需要的物资，合作社就派人千方百计地筹集，保障供应。合作社成了军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济组织。到1946年2月18日，广兴布店召开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时，合作事业又有了很大的发展。3月底，广兴布店在广北六、七、八、九区分别成立了“广裕”、“广丰”、“广信”、“广源”4个分店。随后，小清河以北的村社发展到135处，社员达30786人，股金5162万元。事实上，合作社已经成为全县经济生活的枢纽，它不仅解决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对发动、组织群众支援和参加抗战，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4年4月，福顺兴鱼业合作社(对外称“福顺兴盐店”)成立，属广北县工会领导，县工会主任王德卿任经理，许树堂任副经理。工作人员有宋振庆、张兰馥、万龙川、张兰桂、隋安民、张子良等。店址在今六户镇田庄，后迁到武王。“福顺兴盐店”有股金6万元，社员3000人，它的主要任务是用海水晒盐，供军民需要，也向游击区和敌占区销售，换取物资。除盐业外，也兼营棉花、粮食、纺织和日用品。

　　1944年10月，广济医药合作社成立，对外称“广济堂药店”，社址在牛家庄，经理黄金印，工作人员有陈介范、孙仲莆、程士忠、崔立雪等，医生有吴XX、王子元、高有法、古培德等。当时，根据地内医药非常紧缺，药材没有来源，大部分药店倒闭，个别私人药店囤积居奇，抬高药价，部队、干部、群众有病得不到及时治疗。为此广北县政府建立了“广济医药合作社”，面向全县服务。“药店”医生的医术高，药材价格低廉，对烈、军、工属和无钱治病的贫雇农免费治疗。附近村庄的群众普遍反映，广济堂药店成立后，病人的治愈率大大提高。

　　1944年下半年，广北县的东武村还办起了农村第一个合作社——“同兴铁木业合作社”，东武村农救会长武士选兼任合作社经理。

　　1944年是广北地区合作事业兴起的一年，广北县发展合作经济的方针是明确的，就是“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支援抗日战争”。具体任务是组织群众，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解决军民的吃穿等日常生活用品供应的燃眉之急，粉碎敌人的封锁，渡过难关。主要工作方法是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自力更生，组织和发展合作经济，即通过县、区、乡、村各级农会、妇女、青年、民兵组织，层层发动，向群众宣传，揭露敌人的残暴兽行，激发群众的抗日觉悟，分析当地的有利条件，树立克服困难的信心，号召群众生产自救，特别强调组织起来，以实际行动发展生产，拥军抗日。同时大力宣传合作社的性质任务，讲明合作社是群众自己的组织，使群众的认识、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尤其是妇女、青年，如在组织纺织合作社时，有的女青年把自己的“私房钱”、准备出嫁用的棉絮、布匹献出来作为资金；动员参军中，她们带头送子、送郎、送兄弟参军。涌现出了一批拥军、生产双优模范。实践证明，广北县的合作经济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不但使根据地渡过了难关，而且使根据地的军民更加团结一致，为取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广北大参军

　　1945年春节，广北抗日根据地到处一片欢腾。广大农民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减租减息、反霸斗争和军民大生产运动，渡过了难关，迎来了第一个快乐年。为了保卫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扩大主力部队，迎接抗日大反攻，渤海根据地(1944年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参军运动。

　　广北县分到的参军名额是2800名。对这个数额，当时县委、县政府没有当成很大的负担，因为经过几年的抗日斗争，广北人民的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人民和政府、军队真正成了血肉关系，老百姓亲身经历了日本侵略者的“扫荡”“清剿”，亲眼目睹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烧杀抢掠，同时在反“扫荡”反“清剿”反“蚕食”斗争中，群众深刻认识到，只有武装反抗凶恶的民族侵略者，才能保卫自己的家乡，过上好日子，因此广大群众参军的积极性很高。

　　动员参军前，县委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开展了拥军优属活动，各群众组织的热情都很高，各村都搞了文艺宣传活动。年三十那天，许多村的青抗先、妇救会的青年男女，踏着鼓点，扭着秧歌，慰问抗日军属，他们每到一户军属门前，先送上光荣灯、光荣旗、光荣对联，再送上县政府的慰问信和准备的过节礼品，抗日家属喜笑颜开，感到无尚光荣。

　　按照县委、县政府的充分部署，一批动员参军工作组分别驻进了各村，开始组织参军报名。由于群众觉悟的提高，参军报名工作非常顺利，够条件的都报了名，一门两英雄，三英雄，四英雄，五英雄的都有，想留都留不住，发生了许多报不上名闹情绪的故事。今东营区油郭乡西商村报名参军一个连，组成“商家连”，辛店镇周家村报名参军的组成了“周家连”。

　　欢送参军的场面也非常热烈，每个村集体会餐一次，热烈欢送，口号是“主力军是我们的命根子”。县委负责同志张力群、县政府门金甲都亲自为新兵戴光荣花，当时真是这边参军光荣，欢天喜地，那边因没有参上军而痛哭流涕。在不长的时间内全县报名参军的人员达到3300名，超额完成了参军任务。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根据当时的对敌斗争形势，广北县委县政府撤消，合并为广饶县委县政府。广北县委县政府在抗战最艰苦的几年中，领导广大的广北人民，再苦不叫苦，再难不叫难，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