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冬，我从八路军总部敌工队调到115师教7旅（后为鲁西南第五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

　　敌工科建于1941年。第一任科长许冠英于1942年旧历正月16日晨，在巨南（巨野与菏泽公路以南的简称）大田集，和敌伪的扫荡部队遭遇战中不幸牺牲。后由刘迪任科长，丁一任副科长。敌工科的干事（相当于军事机关的参谋）有李冠卿、程亮、贾林、李宽宏等，还有若干工作人员。

　　因为我懂日语，分配负责日语方面的工作。如对日军的宣传，编写对日军的小型宣传单，翻译日文有关情报，还利用早操时间在分区直属机关干部战士中学习日语喊话。

　　有一次，在巨南对日战斗中，俘虏了一个日军班长小林。为了对他进行国际主义教育，提高他的政治觉悟，我和小林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一方面启发他的政治觉悟，另一方面和他互相学习中、日语。通过几个月的生活、工作、学习，我们建立了友好的感情，他的觉悟有了显著提高。每到一地总是要求开群众大会讲话，讲他在日军的情况，讲日、中两国人民是兄弟，共同的敌人是日本的军阀和财阀，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必败，等等。我那是当他讲话的中文翻译。通过这样的宣传，在群众中扩大了政治影响，对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心，起到了一定作用。

　　1942年夏，部队从巨南向鲁西南转移。经一夜的冒雨行军，次日凌晨到达鲁西南杨集（菏泽西南的一个集镇）附近，和一股约200人的日军骑兵（全是日军排以上的军官）遭遇。我当时从旅政治部下到十九团一连检查帮助工作，正好一连是与这股日军遭遇的第一战。我们占领杨集后，敌人集中了炮、机枪冲锋了5次都被打了回去。经过一天激战，日军人马被消灭了大半。其残部被我包围在杨集寨内一家地主院子里。为了争取这部分日军投降，当晚我带领小林到日军驻院附近喊话一小时左右。虽然没有达到使其投降的目的，但锐减了日军的士气。后因将近拂晓，估计菏泽日军会来支援，为了避免天亮后和大股日军作战，我部就主动撤出杨集。果然，天亮后日军从菏泽出发了，他们动用了汽车、坦克等快速部队赶来增援，这时我们已远离杨集，敌人扑了个空。这次战斗，共消灭日军100余名，打死战马100多匹，缴获活战马10多匹，日军再不敢派小股部队来这块根据地横行抢劫了。

　　鲁西南这块根据地周围，除有日伪军据点威胁外，还有国民党军政和我们争夺地盘的斗争。大多数的县都有三个县政权；日本的伪政权，国民党的顽政权，我们的抗日政权。每个县也都有这三个方面的武装。教七旅到鲁西南之前，根据地靠南边的民权县境内国民党顽军头子张胜太，依仗他的武装，经常到我们地区进行袭扰。我们主力到鲁西南后，他很害怕，想与我们拉上关系。针对这种情况，教七旅政治部要我作为军队的代表和我们民权县的县长（记不清名字了）一起到张胜太处谈判。当时的任务是让张胜太在魏湾以南活动，我们在魏湾以北活动，要求他们能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抗日，不做亲痛仇快的事。

　　根据这个任务，部队给我们派了一名通讯员和两匹大洋马（这马是得日本的军马，部队领导这样做，也是想对顽军显示一下八路军的威风）。去前，先通知了张胜太的部队。我们到他们驻地时，已有人迎接我们。那时，像我和通讯员骑的大洋马是很少见的。迎接的人都被吸引住了。但是看到我们两个还不到20岁的青年竟然是八路军的代表，有些惊奇。从他们的表现中，我也看透了那些家伙的内心世界。他们对我们接待一番之后，就开始谈判了。因为我们的县长比我年龄大，为了尊重地方，我先请县长谈了我们事先准备好的内容。之后，张胜太这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征求我们的意见。我很干脆地说，同意我们县长的意见。再请他发表看法。这个家伙在谈话中，想在占领地盘上和我们讨价还价，千方百计想多争一些地方。我当时是代表部队的，态度比较强硬。先严正指出他们过去对抗日的县区政府进行武装袭扰是破坏团结抗日的行为，教七旅来鲁西南后，以民族利益为重，并未采取以牙还牙的态度 ，这些你们应当清楚，同时说明教七旅来鲁西南，主要是对日伪军作战。我们到鲁西南的第一天，在杨集对日作战，消灭了日军军官队100多，你们大概也听说了吧（张胜太当场表示称赞），我还说，听说你们在这一带还是做了一些抗日的事情，所以部队派我来，想请你们能以团结抗战的民族利益为重，为了今后不发生误会，还是根据刚才县长谈的意见。假若你们出了这个范围，和我们部队发生了误会，后果只能由你们负责了。这个家伙看我的口气很硬（主要是怕我们主力吃掉他），又没有道理不这样做，所以最后还是按我们的条件结束了这次谈判。从此以后，张胜太部再也不敢轻易扰乱我们这一地区的县区政权和武装，我们这一地区的抗日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42年秋，得知敌人要对鲁西南根据地进行扫荡。为了搞清敌人的情报，军分区派我到定（陶）曹（县）公路上一个伪据点里，去偷听敌人可能用日语下达的扫荡根据地的命令。因为当时只是听到敌人可能扫荡的消息，但是弄不准何时开始扫荡，为便我军准备反扫荡，军分区利用我冻日语的特长，通过程老五（即程兴文，此人崇拜八路军英勇善战，但对共产党有看法，后被我军收编为定陶县游击队队长），我当时作为他本家兄弟的关系，打入定陶、曹县公路中间一个据点内，当了一名传令兵（负责管电话、听电话），因为弄不准敌人何时下令扫荡，为了不失时机地完成任务，我就借此职务，白天夜里都守在电话机旁，只要是日本人来的电话都听。这个据点的电话机是路过的电话线接通的，只要拿起电话机，都可以听到来往电话内容。为了不使别人怀疑，我还装着好奇的说：这里面叽里哇啦，听着怪有意思的。因为据点里无人知道我懂日语，也就无人怀疑我了。只有个别伪军看我整天听电话，说我纯是乡下老土。

　　在伪军据点了约半个月左右的一天下午，驻河南商丘的一个日军联队级指挥官，向山东菏泽、定陶的日军下达扫荡鲁西南的命令。命令大意是：重点进剿驻力本屯（菏泽西南我根据地的一个大村镇）的教七旅、十九团、二十团，要求当天晚上出发，次日拂晓到达合击地点等。我为了将这个紧急情报及时送给部队，即装肚子痛借口到据点外的村子找医生。我找到了我们的联络员，迅速将此情报送给了部队，部队迅速转移，并为反扫荡争取了时间。敌人这次秋冬扫荡很残酷，在根据地实行了“三光”政策，历时十天左右。在扫荡期间，军分区要我继续留在敌人据点里，了解敌人行动。直到敌人扫荡结束后，军分区才通知我返回部队。我在这个据点里住了一个月左右，主要掌握了敌人扫荡前后的情况，同时还和该据点里一个姓王的中队长交了朋友，启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以后我到定陶任敌工站长（公开身份是军分区驻定陶办事处），这个姓王的伪中队长知道后，专门派人找我要求见面。为了开辟这一地区的工作，我和他见了面。他一再道歉说他有眼不识泰山，委屈了我（因我到他根据地里是以传令兵身份出现的，他不知我是八路军的干部），我也说明了当时情况，并要他以后应如何对付日寇，为抗日多做有益的工作，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后来此人给我们送过情报，掩护过抗日人员，帮助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成了一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

　　1942年敌人秋季大扫荡后，军分区调我到定陶县任敌工站长（当时参加县委，也是县委敌工部长）。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对定陶县境内的敌、伪、顽进行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和情报活动。曹县以北的一部分敌伪顽工作也交由定陶县敌工站负责。敌工站从小到大，在军分区和县委的大力支持下，后来发展到20多人。其组织是：站长程亮，副站长薛纯申，下有内勤干事、外勤干事及若干工作人员和勤杂人员。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干部队伍的加强，迅速打开了局面，直到定陶解放。

　　从1942年冬敌工站建立到1945年日本投降期间，敌工站主要做了以下几件工作：

　　一、在建立健全敌工站组织的同时，根据县里对敌、伪、顽斗争的需要，确定了工作重点，打开了工作局面。

　　1942年冬，我定陶县时的斗争形势是：定陶县城、主要集镇及交通要道都有伪顽军驻守，并设有伪政权，到处都有敌伪据点和炮楼。敌伪军经常出来扫荡，抢粮抓人。定陶城东北广大农村被国民党王子杰占领，王子杰是国民党的县长，又是保安十五旅的旅长，是个地方实力派。曹县以北地区，国民党特务和伪军勾结一起与我为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开展群众工作困难很大。当时，我们的活动地区，只有定陶西南的马集、张圈几个村子，急需通过大力开展敌伪顽的工作来开辟定陶县的工作局面。这个指导思想，县委的同志都是深有体会，都很明确。我到定陶县委，说明军分区要我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时，县委的同时都非常欢迎和支持的。我到定陶不久，部队为了加强情报工作和支持地方工作，派了营、排、连干部近10人，经县委研究，将敌、伪、顽内部的党员关系也交由敌工部（也是敌工站）统一领导。这样一来，公开的，半公开的，秘密工作的同志共有20多人。在当时，这是一支难得的宝贵力量，为迅速打开局面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为了迅速打开工作局面，经县委讨论的敌工部具体研究，决定：对有条件工作而又对我们开展工作影响较大的伪据点和炮楼先开展工作。当时，根据这个精神，重点放在定陶西南的一些据点和炮楼。因为这些据点和炮楼离我们根据地较近，对我们抗日工作威胁大。但另一方面，正因为离根据地近，我们的势力也威胁着伪军，他们也怕我们搞掉他。当时，定陶以南、曹县以北的公路附近一个据点（名字记不清了），共有300多人，伪团长叫朱家选，内部有我们一个杨同志在该团团部工作。这个据点离我们近，朱怕我们打掉他，愿意和我们拉关系。还有城西南两个炮楼，其中一个在李庄附近，负责看守的伪中队长叫张福华，是当地人，很怕我们打掉他的炮楼，端了他的饭碗，所以也想和我们拉关系。我了解此情况后，就和一个“两面派”的村长，一同到他炮楼里去谈判。我开始没有透露我是代表八路军来谈判的，只和他拉些亲戚关系，看他的态度怎么样。去时，我穿的便衣是部队做的，很不合体，张福华还以为我是去打黑枪的，吓得做了紧急防务措施。我看这种情况，心想若拖延下去很不利完成任务，就单刀直入地说我是军分区派来和你谈判的。并说，因为你这个炮楼离根据地近，对我们抗日工作有影响，我们准备打掉他。你若表面上应付敌人，暗地里帮助抗日，我可以跟上级说明情况，暂不打掉你这个炮楼，假若你不愿意这样，那将来的后果就不好说了。张听说我是八路军派来的，就马上对我恭敬起来，一再说只要不打掉这个炮楼，什么条件都好说。最后表示愿意给我军送情报，掩护抗日工作人员，不欺压附近群众。从此，这个炮楼和我们建立了关系。

　　当时，我们对拉关系的伪军据点、炮楼，要他们必须保证做到：1、主动给我们送情报。2、尽可能帮助我们进行抗日工作。3、不欺压附近的群众。4、掩护我们工作人员在敌区活动。在我们大力发展对敌伪顽工作的情况下，在抗战胜利前夕，定陶县城、城南、城东三面的伪军和伪区、乡政权，大多数都能做到以上这些。因此，我们的抗日工作很快开展起来，活动区域也很快扩大了。

　　在争取伪军据点、炮楼的工作中，最大的阻力是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这些人在地方上社会关系多，有基础，有势力，也有影响。如曹县西北一带（当时划归定陶管）有个王炳儒，是地方人，国民党曹县的书记长。我们争取这一带伪军时，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其手段是：1、造谣说我党我军口是心非，说话靠不住，不保险；2、他们封官许愿、允许伪军明着是日本人的官，暗地里是国民党的官；3、因定陶东北、曹县东南部都有顽军（国民党杂牌），他们这些伪军中常有反复。有时应付我们，靠近国民党；有时应付国民党，靠近我们。为此，当时县委曾给我任务，要我直接找王炳儒进行工作。我找王炳儒后，看到他是个老奸巨猾的家伙。开始，他对我这个小青年根本不看在眼里。我见他后，开始先讲了我党我军的政策，同时严肃指出了他拨弄是非、破坏抗战的一些事实。希望他能以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战。最后用警告的口气告诉他：假若还要继续破坏抗战，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到那时候，后果就由你自负了。这个家伙听后，情绪很不自然，一再说他没有搞过破坏抗战、拨弄是非的事，并说请我不要轻信外人的传言，这个人公开破坏捣乱的事大大减少了，但暗地里的破坏、造谣等活动却始终没有停止过。

　　通过对敌伪顽工作的开展，定陶县的抗日工作局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原来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如定曹公路沿线），现在可以半公开活动了；原来的老根据地（如马集、张圈一带）则更加巩固了。

　　二、充分利用敌伪矛盾，以里应外合的斗争方式，拔掉了深入我根据地内的敌伪高庄据点。

　　敌伪高庄据点，是1943年敌人对我鲁西南根据地扫荡后，在定陶、曹县、菏泽三县一个很坚固的据点，共有5个炮楼。其中一个大炮楼的墙有1米多厚，不用炮是打不开的。这个据点深入我根据地马集、张圈附近，是三县日伪军一个前哨据点。他们欺侮我们没有重武器，认为这个坚固的据点可以万无一失。自从高庄有个这个据点后，对我们开展这一带的工作和对我这一带群众的生命财产都危害极大。所以，地委、军分区让我们设法拔掉它。并说，若需部队时，可以来些小部队配合作战。根这一指示，县委专门作了研究，并分工由敌工部搞准情况，提出方案，进行工作。

　　敌工部根据县委决定，立即开始了有关工作。

　　当时，了解到高庄有定陶日军一个分队，菏泽伪军一个中队，曹县、定陶两县伪军各一个分队，共约200多人和相应的枪支。后来日军调回定陶县城，只留三个县的伪军，由菏泽伪军中队长统一指挥。当时，因菏泽的伪军当权势大，把一些苦差和危险的事都派给曹县、定陶的伪军去干。平素这两个县的伪军就多受菏泽伪军的气，因此，他们之间就形成了矛盾。曹县、定陶的伪军很想早日离开这个又受气、又危险的高庄，回到他们自己的驻地。针对这个情况，我们就通过和我们有关系的曹县伪军进行工作。这部分伪军是伪团长朱家选的部下，而朱家选原来就和我们有关系。为了尽快拔掉这个据点，我们就到他们据点里，找了朱家选，向他说明厉害关系，并乘机扩大他们与其他县的伪军的矛盾，促使朱团这部分伪军能早日配合我军，拔掉这个据点，同时也达到他们很快回到自己驻地的愿望。朱家选经过考虑，提出拔掉据点后，他的人枪能全部交给他，就愿意配合我们作战拔掉据点，因为这是个新问题，把汉奸的人和枪全部退还，过去还未碰到过。当时，我只答应他这个要求可以考虑，但是又对他说这个据点我们迟早是要打的，也请他三思。

　　为了早日拔掉这个据点，解放这一带的群众，我们就派少数武装经常到该据点附近活动，扰乱他们不安宁，使其恐慌不愿驻下去；通过散发宣传品，说明这个据点是深入我们根据地的孤立据点，我们迟早要拔掉它。伪军弟兄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同时利用朱家选这个关系，急于收回他们人枪，不愿再驻下去的愿望，和他讲条件。记得当时条件的大意是：1、和我们配合，里应外合拔掉这个据点，为此要他们把据点内部的人员、武器、配备、布防、地形等情况全部如实地告诉我们；2、在战斗开始前他们要将道路上的障碍物（如封锁沟、鹿砦、铁丝网等）搞掉弄通，并要靠上梯子，以便让我们部队进攻；3、在战斗开始前，要设法将主要岗哨都换上曹县的伪军，还规定了战斗开始的时间、口令、联络信号等；4、此据点拔掉后，将曹县这部分伪军的人枪全部交还给朱家选（这一条是县委研究后又请示地委和军分区同意的）。伪团长朱家选愿意配合我们拔掉这个据点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一条。

　　我记得是1944年秋，高粱将要成熟的一个深夜，我和县委书记杨用信、县长马冠群都亲自参加了这次战斗。当时因为时间紧促，没有请军分区的主力参加，只动用了县的武装。按照事先和曹县那部分伪军约定的里应外合的方案，开始了战斗行动，并一鼓作气打进了高庄据点。进攻据点后，我们将曹县的伪军集合起来，作为俘虏带出据点。菏泽、定陶的伪军除打死、打伤和被俘部分外，其余的凭着菏泽县伪军占领的一个炮楼和我们顽抗。当时，我们只有县的武装，战斗力不强，看着天将拂晓，估计县城日伪军天亮后一定来支援，那时我们很难对付。所以立即将已打开的四个炮楼（其中有两个最大的炮楼）内的物资，发动当地的群众，能运走的尽量运走，之后将这四个炮楼，用敌人的火药、手榴弹装在炮楼里，点火爆炸后我们才撤走。天刚亮，定陶城内的日伪军乘车来支援高庄。这伙敌人看到5个炮楼已烧了4个，据点的沟、墙都扒得七零八落，有一半的伪军已被我们打死、打伤和俘虏。眼看大势已去，就向西南（我们撤走的方向）乱放了一阵子枪炮，就带着菏泽、定陶剩下的残兵败将窜回定陶县城了。从此，这个深入我根据地内部的高庄据点再不复存在了。这一带的村庄和群众又重现得到了解放。

　　三、利用“三不管”地区，大力发展灰色武装。

　　在定陶城北，有一块河南省长垣县的“飞地”（属长垣县管），共有以观上村等为主的6、7个村子。因为是长垣县的飞地，定陶县管不着，离长垣县远又不便管，所以就给我们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开始，这几个村子为了自卫，组织了一个会部，有十几条枪。当地有我们几个党员掌握这支小武装，并有个党支部领导着这几个党员。支部书记是孔耀坤，掌握武装的党员是邵超群。为了统一对敌、顽开展斗争，县委将这部分同志的组织关系交由敌工部领导。根据县委研究决定，将这个小武装作为我们在这个国民党占优势的地区里的一支灰色武装，进一步扩大发展，以待时机起作用。为此，我曾化装为该地区某党员的同学，数次去观上村了解情况，布置工作。每次去都是晚上开会、汇报、研究工作，分析武装内部和周围社会关系的情况，根据这些情况，研究部署进一步发展的任务和如何应付敌、伪、顽的对策。当时的情况和方针是：观上村这块飞地的周围都是国民党的军政势力，有国民党的县政府，有国民党的保安旅（是县的武装），虽然周围也有敌伪据点，因为离县城远，加之国民党与伪军勾结和平共处，对这里威胁不大。根据这个情势，我们这个武装就以地方势力的灰色武装出现。表面上公开靠近国民党，并与国民党保安旅取得联系，推地方绅士李谊亭为头面人物（李本人系无党派人士，是定陶保安十五旅的旅长、国民党县长王子杰的好友，李和我们当地革命同志的关系也很好），我们的一些同志在此武装内掌握实权。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经过多次研究，采取积极发展扩大的方针。经半年左右的时间，这个原来只有十几条枪的会部，从一个连发展为一个营，最后发展到一个团。经李谊亭到王子杰那里活动，这个团作为王子杰保安十五旅的特务团。因为保安十五旅原来已有了二团和三团，不好再增加了。当时李谊亭任团长，邵超群同志任团副。李谊亭的警卫班长，团部的军需长，下边的营长和有些连、排长都由我们的同志担任。实际上这个团全在我们掌握之下，是一支我们掌握的灰色武装。

　　这个小武装发展称为一个特务团后，国民党很注意。他们为了控制这个团，曾派了一个特工人员到该团了解情况和搞特务活动。为消除这一隐患，当地同志通过党支部研究，决定搞掉他。但在搞法上要讲究，以防事后追查。当时决定利用这个特务回旅部汇报工作前的一天晚上，大摆宴席造声势，为他送行，并请李谊亭团长亲自参加这次晚宴。这次晚宴一直延续到深夜，用酒把这个特务灌得大醉，第二天一早送他时还昏昏沉沉。在我们同志送他到半路上，就将这个家伙干掉，并埋藏起来。后来旅部追查此事，我们的同志和李谊亭团长都异口同声地说，头天晚上请了客，次早他就走了，若没回旅部，是否到其他地方去了。旅部查了一阵也没查出结果，以后这个案件也就不了了之。这个特务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被干掉了，为我们这个团以后开展工作活动，除了一大隐患。

　　四、依靠这个灰色武装配合我们主力消灭顽军一个旅。

　　1945年春，整个抗日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我军在各抗日根据地附近，对敌伪军据点到处出击，迫使敌伪不得不把原来的据点缩小。特别是日寇的力量，大都集中到大城市里，城外的据点都是伪军看守。伪军看到大势已去，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国民党也看到这个形势，所以和我们争夺胜利果实的斗争更加尖锐了。定陶县的王子杰当然不会例外。为了消灭王子杰的保安十五旅，军分区要求敌工站弄清这个部队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情况，以便消灭这股顽军。敌工部（敌工站）根据这个指示，由我到特务团和这个团的同志们开会作了具体部署。首先要求将王子杰部队的人员、武器部署、战斗力强弱等情况限期搞清楚，再是在作战中要跟我们主力部队积极配合，以便全歼这股顽军。

　　这次战斗开始时，我亲自参加了。从战斗的实际情况看，这些同志搞的情报是比较详细准确的，但在配合主力作战上，因为地方上的同志多有顾虑，加上缺乏战斗经验，配合得很不理想。经过这次战斗，王子杰这个旅基本上被我们打垮了。特务团的人员，一部分参加我军，一部分回家当了老百姓。这次战斗之后，定陶县的形势大为好转，除敌伪几个孤立据点外，我们可以半公开或公开活动了。不久，日军撤走，继而宣布投降，定陶县城解放。县委的同志进城后还召开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的大会。

　　我于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和县委杨用信、马冠群等同志到平原分局党校学习。日本投降后，组织上调我到豫西白区（我是豫西人）工作。于是，我从冀鲁豫军区经八路军总部到了豫西工作。

　　（程亮，河南省洛宁县人，离休前任河南省人大办公厅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