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的一声炮响，日军对我国发动了全面侵略。前线的国民党军闻风溃退，社会秩序一片混乱。1939年春夏之交，日军侵入我县，组织伪军，成立伪政权。青年学生是又气又怕，国民党三青团趁机和当地土匪司人勾结起来，也在离县城较远的地区（现在的定陶县陈集、半堤、孟海等一带）活动，一时由混乱局面转为敌、伪、顽、会、匪等各种势力血腥统治的深渊。他们的魔爪一齐伸向广大人民，奸淫烧杀，强取豪夺，横征暴敛，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
这时的有志青年，到处奔走呼号，希望找到真正抗日的门路。在走投无路中，听到刘岗一带来了久已向往的真正组织抗日救亡的共产党。因同学关系先由李鸣亭继有刘齐滨同志，先后发展“民先”、党员，接受了党的纲领和抗日主张。这时的心情真是如拨云见日见青天，我们有了目标，有了希望。我县最早的党员是1938年秋冬之间发展的有国耕宸同志。此后，我们即先后入了党。我县地下党特支1939年建立的。
定陶地下党1939年是大发展时期，以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顽固派的势力日渐猖狂。在敌人的引诱下，日伪合流更趋明朗。敌人对我党更是残暴地实行“三光”政策，封锁沟如蜘蛛网一样地挖起来，岗楼林立，这使我党的活动更加困难，更的隐蔽。鲁西南地委的根据地受敌伪顽会匪的蚕食包围，缩小到仅剩刘岗等三村。反动气焰一时甚嚣尘上。我县的地下党也在这种形势下遭到进攻。国庄事变，我们特支全体差一点被伪军包围，国景贤同志英勇牺牲。为开辟牛屯、马楼地区，建立地下党武装，在刚开始阶段，特支书记国启民被国民党发觉，他不得不转移工作岗位。1940年由我接任书记。这时我们特支活动地点由在邵楼以卖烟作掩护又转移到保宁集开杂货铺。这样更便于活动，不易被敌人发觉，就这样以赶集赶会游乡窜户到全县各党支部去布置工作，听取汇报，收党费等日常活动。特支根据上级指示结合本县具体情况，一月开一次会，总结工作，作出下月的活动任务。这时主要是观察了解研究地方各种团体，包括军事、政治、国民党、三青团、文化教育（敌伪在内）的动向，研究对策和他们作斗争。这时的顽固势力，虽都在疯狂扩充自己的力量，但都没有多大的实力。
1、争取郭作林的斗争
1941年初，在保宁东二里的吴庄住着一个郭作林。他是我军在1939年攻打定陶时漏网跑掉的顽县长姚崇礼部的特务连长，有50来支捷克式步枪、一挺轻机枪和几支匣枪。这种武器在当时是了不起的。我们特支研究，想把这支武装力量抓住，在我县竖起抗日旗帜，我们即以当地青年面貌出现，愿意帮助他枪支、人员扩大编制，共同抗日。几经磋商，郭接受我们的意见。于是就成立一个营，郭为营长，邵群同志为营副，下辖三个连。许卓亭同志是连长之一，孙子英同志任军需。在其排长、警卫、参谋、副官中还打入十几个党员，并自带几支步枪和匣枪。当时在按这计划逐步实现的一片大好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也看准了这块可利用的肥肉，时盘踞黄河北的孙玉田处派来个特派员住在郭处，经密谋交谈，向郭大力许愿，加官晋职，郭动摇了，跟着说客到河北去了。对我们的计划，待等郭回来再说。据此，我们分析：一种是继续争取，以观其变，可用则用，不可用就撤出来另做打算，对我们也没损失，更重要的是党在定陶活动不受影响，保持阵地，不能在地下党力量薄弱、离根据地又远的情况下作冒险行动。另一种是趁郭在河北没回来的空隙，联合吴庄对郭怀有不满情绪的群众，一举干掉郭的留守人员，把枪全部夺过来，拉起来自己大干，当时认为后种办法太冒险，因郭正在河北和孙玉田联系，他又带去一部分人员，同时也了解到孙良诚部拟来定陶活动。纵然我们一时干起来，回旋余地不大，鲁西南的根据地又远，不能靠拢，这样干不合适。果然事隔三个月，孙良诚即从河北开来我县，郭作林完全靠拢了他，我们的人虽早已撤出，郭作林还抓了许卓亭同志，我利用联庄会的力量作保释工作。这时，许卓亭同志跑了出来，由党介绍他参加了主力部队。这次搞武装力量，虽没成功，对当时党的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是符合的。我们地下党没有受损失，对我们来说，也有了经验教训，作为下一步搞好武装斗争的借鉴。
2、打佃户屯炮楼
1941年春末，我特支地下武装，刚把观上等八个村的旧会局抓到手，为充实力量扩大武装，利用佃户屯炮楼的一个内线关系，把伪军一个班的武装缴了械，并用火烧了炮楼，我们得枪十来支，掷弹筒一个。这样充实了我们的武装力量。这一巧妙取胜的决策和中心人物都是我们党的骨干力量。
3、打赵云祥
1941年初，石友三溃部王清汉手下一个团的团长赵云祥，带溃军500余人（内有一个骑兵连）住在陈集一带。我地下武装立即报告特支，特支派孔耀坤同志到五里长寨报告教七旅首长。教七旅派一个团由孔耀坤同志带路夜十二点从长寨出发黎明赶到，将赵云祥部500余人全部消灭，缴获轻重机枪和步枪400余支，战马百余匹，壮大了我军主力。
4、打进城内去
在1941年，日军对我解放区根据地执行“扫荡”进攻。为派人到定陶城内搞情报，地委和教七旅指名叫我去，再叫我派助手。打进去的办法是利用地主熟人的和伪政权有关的人去活动推荐，这些伪人员见财如苍蝇见血一样，咱当时很穷，没有活动费，只能打入敌人的文庙小学（也是唯一的学校）作教师，叫助手游子庄夫妇打入县文化馆当馆员。这种工作职务很担负这种任务是不相称的，很难圆满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当时的伪政权，多是泰安人，想搞比较要害部门是无门可走，只好如此。上级指示的任务：遗址宣传恶魔当对敌政策，瓦解敌伪组织和人员，调查敌人伪中队长以上的人员面貌，分别对待；一是了解敌伪活动。包括军事上对解放区的“扫荡”，政策上具体措施，及时送出情报，并设了秘密投递情报文件的办法和建立情报站。为了转变我们工作的不利条件没，尽量设法搞到情报完成任务，利用教师中敌新民会负责人的老婆和子女、伪县府的秘书，都拉上了较好的关系。在城里只一年，即被打入敌伪内部的国民党挤出来，但也作了几件事：
（甲）张贴标语扰动敌人。共有三次在城内张贴对敌伪的大批宣传品，并把这些宣传品的一部分投递到敌人司令部、新民会、伪军住地、伪县政府、警察局中去。其中有中文、日文、漫画，都是冒着生命危险从敌人军警林立，门岗森严的情况下带进城，又巧妙地张贴投递的。每次这样做的第二天，都全城戒严，请查户口，如临大敌，使敌人惶惶不安，以为共产党进了城。死心塌地的汉奸有所收敛。有的想和我们拉关系（我们另有人公开接头）。另一方面，经常了解敌伪头子的情况，分别类型向上回报。上级对定陶的敌伪情况有所了解，以便作出分别对待的办法。以后的信件中（公开的、秘密的）即指名道姓的指出某某的罪恶，所谓“黑点”、“红点”。这样以来，对这些汉奸以沉重的打击，进一步孤立了最顽固的敌人。
（乙）及时送了几次敌人对根据地扫荡的情报，使我根据地军民早作了反扫荡的准备，使军民少受损失。
1941年底，一是因打入敌伪内部的国民党的排挤，一方面（是主要的）上级党叫我出城掌握全面工作，这时城内仅留游子庄同志夫妇，直到解放。
（丙）认俘虏
这次工作是1945年10月29日我军收复菏泽城后。当时在解放区所辖的城市中的伪军要等待接受蒋介石的指令，由他来受降。定陶的部分伪军也跑到菏泽。其他县的伪军也跑到菏泽。我军包围菏泽城后，采用坑道掘进爆破战术，一举解放了菏泽城。我和另外在敌军工作的同志也都参加了这次战斗，并同到菏泽认俘虏。各县的伪军头目都押在一起，从狱中排好队，我逐一查认，认出定陶的几十个伪军官，由县公安局押回定陶。这些作恶多端杀人放火的汉奸受到了人民的审判，为人民报了冤仇。
5、扩大武装，建立特务团
1942年初，我地下党的重心也和其他根据地一样，扎根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这块地方即是界于定陶、菏泽之间的又属于河南省管辖的长垣县飞地的八个村庄——观上、邵楼、韩庄、张楼……等。这时已按党的指示，由该地的邵群、孙子英等同志将这地方的政权，从压在人民头上多年的张耀南（人称老朝廷）魔掌下夺了过来。这里原有保卫地方会局子40人左右的武装。这块飞地，在那个时候和邻近的定、菏所辖村比较，负担是较轻的。我们掌握后，更有意减轻人民负担，得到该区广大群众的拥护，成了我党的地下隐蔽根据地，这时我以观上小学教师的名义领导全盘工作。我们请示上级党委批准决定扩大武装，办法是靠群众负担给养。我们这个武装团体和政权合为一体，参照我党根据地的供应办法，仅吃饭、穿衣和发津贴，其余的都用在扩大武装上。我们为了壮大、巩固、图存，用枪杆子保卫这块根据地，把党员的主要力量都用在这支武装上。这时的四周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敌伪势力已达不到我处。北边菏泽城外的广大农村，已由顽固势力张志刚占据了，南边定陶被王子杰占据着。他们都接受了国民党的小封号，王子杰是定陶县长兼保安十五旅旅长。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必须利用一面才能生存，巧合的是李谊亭从前和王子杰一起当兵，曾救过王的命，他与王结为生死之交。这人正赋闲在家，其特点是只图享受不管事，年龄又较大，我们让他作个名誉团长，在王子杰处备案成立特务团，并和王子杰讲明，仅接受他的番号，不要他的军饷，不外调，为他保卫这快地方。他自己不花一文扩大了势力，又是他的亲信老友掌军权，他何乐而不为。对我党来说，有了灰色名义，菏泽的张志刚不敢染指来搞我们，我们可以放手大干。除李谊亭这个名誉团长外，由邵群同志任团副，孙子英任军需，孔耀坤任连长，其他党员赵之学、李广运、岳保魁、李常秀、邵义坤、王秀松、杨富贵等十几人分别任排长、班长等职务，并利用靠近我们的一部分青年作骨干，武装完全掌握在党的手里，接受了攻打郭作林的教训。
党又派秦西爵同志跟王子杰当警卫员，以了解王子杰的一切行动，及时报告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报告上级党委以便采取对策，这时上级党指示以争取王子杰为主。据此开展对王的一系列斗争。
这时，定陶县委和县政府在靠定陶城西以马集为中心一带活动，其间曾派人和王子杰联系，在大王庄开会，磋商共同抗日。为了避免摩擦，商定了双方的活动范围。在1942年至1943年的短期内，王也能遵守。掌握王子杰的国民党，则以反共为职责，唆使王子杰破坏协定，逐渐搞摩擦，我特支地下通讯员杜克敏同志往上级送情报时被他抓住活埋了。但我们还是从大局出发，努力争取，把他拉住，不使其更向右转。除政府派人继续和他谈判外，我们在其内部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王子杰的几个团营长：何文兴、付善伦、李风鸣等，根据他们的表现，和一部分较好些的让邵群、孙子英、孔耀坤等同志以各种方式，其中包括拜把兄弟，交朋友拉感情。在象煮酒论英雄似的场合谈古论今，人生一世，要象雁过留声一样，要作“英雄”，不能叫群众咒骂，更不能投靠日军当汉奸，千古落骂名，预防其投敌。教育他们对待我军，应以团结抗日，不能摩擦，否则自取灭亡。唯有保存自己的实力才有前途（这是他们的主要思想），就这样处处以濮阳的立场，从关心他们的利益出发，争取他们走向正路，颇产生一些成效。这对以后王部和我们彻底决裂，我们消灭他们的时候，几乎不战而溃，起了积极作用。
6、特支工作的调整和整党工作
1942年，县委建立后，特支负责城北半部的党组织。为了便于集中力量领导武装斗争和对国民党、三青团的斗争，特支委员也有分工，丁来宸同志仍是组织委员，在三青团盘踞的定陶城东北以牛屯、马楼、三合寨为中心的地区，他以教师身份领导该地区的党员和三青团作斗争（当然还作着组织工作），华镇五同志（有一段是特支宣传委员）打入姬长州团刘麻子营中作争取瓦解工作，他定期到我住处——观上村汇报研究工作，共同商定对策。我主要掌握武装和全面工作。这时期（1939年大发展后）又发展了一部分党员，但为数不多。这时对党员主要是加强教育，提高马克思主义水平，进一步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当时虽处在艰苦环境下，1942年我党整顿三风时，也按照党的要求进行了，提高了认识，纠正了过去多数党员入党时的动机主要是激于民族气节，为积极抗日而入党的单纯思想，进一步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克服学风、党风、文风中的不正之风，指导把革命理论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在以后的联系实际、联系群众、争取瓦解敌人，团结战斗中起了作用。经过整党，在每个人的头脑里大都树立局部服从全局、个人服从组织，憧憬着为美好共产主义事业而献身的远大理想，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在物资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建政前根本没有任何供给，完全自备），没有人闹情绪，大家齐心协力，团结战斗。
（作者离休前任原菏泽地区教育局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