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锦堂 李雨田 李冰 常合民 朱先舟
1940年以后，我国抗日战争基本上进入敌我相持阶段。1942年，是敌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日本侵略者，对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了反复“扫荡”、“铁壁合围”、“三光政策”以及“蚕食政策”，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是敌人进攻、打击的重点之一，战争频繁再加以天旱、蝗虫等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非常贫困，我抗日根据地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南华县包括菏泽西半部和东明的东半部、地处黄河南岸、是菏泽、东明两县城敌伪力量较大的中间地带，是敌、伪、顽军极力争夺的地带，斗争尖锐而复杂，1942年8月，我八路军给敌、伪、顽以沉重打击，为建立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不久，南华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由于敌、伪、顽对我党的方针政策歪曲宣传和破坏，广大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不甚了解，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和鲁西南地委及时做了正确而具体的指示和领导，使群众运动得以顺利发展，取得一些成绩，因而对根据地的建设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
一、南华地处鲁西南，是以前曹州府辖地，地主封建势力较大，人民生活贫困，深受封建势力压迫和剥削，主要表现如下：
地主经济剥削：（一）地租：主要分两种——大种地和小种地。大种地，就是地主出租土地，生产成本如耕牛、车辆、耧、犁、耙等农具和种子、肥料概归佃户，收获是对半分。小种地是上述生产成本概归地主，佃户出劳力收获是三七开，即地主得70％佃户得30％，草随牲口走——归地主。这两种剥削方式，是大量的，普遍的，此外，还有定额租和二八锄。定额租是根据常年产量和距家远近等具体情况，地主以定额出租给佃户，一般情况，地主不问当年产量，照定额收租，这种剥削方式近于大种地性质。“二八锄”是佃东把犁地、送粪、播种完成后出租，承租佃户只管锄地、管理和收获，分成是二八开，故叫“二八锄”，即佃户得20％，佃东得80％，也有佃户得10％，大约是根据作物品种、苗情和管理难易等具体条件议定的，这种剥削方式属于小种地一类。
（二）超经济剥削：佃农还常为地主负担不少非农业劳动，铡草、喂牛不用说了，还要干许多同农业无关的杂活如扫院子、打水等，佃户的妻子要替地主干一些家务劳动，如磨面、看小孩等。还有一种佃户最头痛的超经济剥削，即“里搭股、外吃亏”，地主也搭劳动股，明明比佃户劳动差，也搭个整股，基本上还是辅助劳力的小孩，也硬搭个半股，他们干轻活，出工少，却按股分粮，“外（佃农）吃亏”非常明显。
富农经济剥削：多数是雇工方式，一个强劳力大约负担近20亩的农业生产，常年收获原粮四、五千斤，而工资粮约为700斤，加上年吃粮约600斤，雇工所得约1300斤左右，剥削量不小。此外雇工也干许多非农业生产的活，如扫院、打水和大量家务杂活，除春节前后20天时间可以回家外，全年劳动日归富农支配，雇工、佃户生了大病或年岁已过中年，就被辞退。
高利贷剥削：农村中除雇工、佃户外，还有数量更多的贫下中农，他们所受压迫盘剥也很重，除国民党、日伪横征暴敛外，还同雇工、佃户一样受到高利贷剥削。平年借钱粮，年利30—50％，荒年借粮是“借一还二”，或“借一还三”，即春借一斗，秋还二斗或三斗，借钱同借粮也差不多，有一种利息叫“驴打滚”，是按月息复利计算，且借钱时扣除当月利息。
此外还有，地富掌握村政权，利用贪污、黑地（隐瞒土地）等方式，把相当一部分负担转嫁到贫下中农头上。至于穷人秋贱卖，春贵买，更是普遍现象。地富还发不少灾荒财，遇到灾荒年，用些许粮食典、当、买贫下中农的耕地，土地集中的速度比平年更快了。
根据上述阶级关系看，平时群众生活已很差，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年代，遭受国民党、日伪的压榨，又加上1942年的严重旱灾，农业歉收，到1943年春，群众中十之八九就没有什么粮食了，主要靠糠菜，薯藤、树皮、树叶等维持生活，大都饿的面黄肌瘦，有的背井离乡，外出逃荒，有的卖儿卖女，这时就是部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往往弄不到吃的粮食，弄到一点也多半是黑豆、高梁、棉籽等，小米是不容易搞到的，总之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生活问题，当时主要的是粮食问题，而地富的粮食虽然比丰年时少些，但还有相当部份余粮。
二、南华县根据上级党委指示，于1943年春天开始进行减租减息到结束，大体上可以分两个阶段：1943年春到1944年秋，拔掉白虎敌伪据点前，算第一阶段，1944年秋到日寇投降，算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在抗日根据地内，一般说我们都知道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懂得“兵民是胜利之本”和只有代表群众利益，改善群众生活，才能发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才能巩固根据地的革命道理，也知道群众迫切要求解决吃饭问题、口粮问题。我们非常向往黄河北岸中心区，如濮县、范县那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但南华情况不同，要想开展起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困难很大，从客观上看：距敌伪据点近，北面后长张中心区距白虎大据点10数里，南面中心区圈头距高庙、肖老家据点仅五、六里，当地的国民党在外边的大官僚也不少，后长张的张子鱼(县长)，肖老家的肖子楚(军长)等；在家的一些当权者、地主多半同日伪据点有联系；这样日、伪、顽和当权地主结合起来，破坏抗战，歪曲我党政策，对群众威胁很大，群众顾虑重重，从主观力量看：县政权刚刚建立，党、政、军的力小，干部弱；县抗联刚刚建立，只有三、四个人能工作(抗联主任刘诚同志是四三年底才到南华的)；区抗联还没有建立，区委会本身很不健全；县委机关也只有十几个人。
在这种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上级党及时做了明确而有力的指示，1943年3 月，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同志和组织部长张霖之同志去鲁西南，路过南华，住在后长张村，县委书记杨锦堂同志汇报了工作情况，黄敬和张霖之同志分别作了具体指示，大意是：
第一、敌伪军在我南华县实行“蚕食”扫荡，推行“三光”政策，企图搞垮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对策是“敌进我进”，小部队到敌占区活动，打击敌伪，保卫、扩大抗日根据地。
第二、南华是冀鲁豫根据地的咽喉，所处地位极为重要，一定要把这块根据地建设好；把黄河北岸和黄河南岸连结起来，巩固、扩大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第三、大力放手发功群众，实行“减租减息”，把黄河北岸濮县、范县发动群众的经验充分运用起来。
第四、干部缺乏，要自力更生，要在工作中培养；先将现有的干部集中起来，有重点地在部分地区展开工作，等培养训练出干部来，再向外扩大发展。
第五、靠近敌据点的村庄，要组织民兵保卫斗争果实等等。
分局领导的指示，使我们明确了工作重点，增强了信心。几个月后，分局领导回黄河北路过南华县时，又通知县委书记去汇报执行情况(先在临河区行动起来了)，分局肯定了成绩。当时，南华县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开展了“二五减租”、“二五增佃”和“二五增资”的倒粮运动。
所谓“二五减租”，是指对大种地（包括定额租）中的地主所得而言，从他们剥削的地租中收回25％给佃户。“二五增佃”是指对小种地中的地主或富农而言，仅只以佃户所得的30％为基数，增加25％，由地主或富农补给。“二五增资”是指给雇工增加工资数，也是原工资额的（不包括吃的）25％。“二五减租”、“二五增佃”、“二五增资”都是以粮食为计算单位，从地主那里倒回前一年的应退回数量，故三者统名之曰“倒粮”，为什么不倒二年、三年前的粮呢?因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党的政策，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党的政策是削弱封建，还不是消灭封建，要求过高了，反而与抗日战争不利。
我们贯彻分局指示的具体做法是：集中县委、区委主要力量，先在临河区搞几个重点村，培养干部，逐渐扩展，然后到岗峰、义聚区（后合并为岗义区）。重点村有较好的党支部，是很大的有利条件，岗义区的圈头村，不仅有支部，而且已出来不少干部，如杨培要、杨政民、杨忠、杨华等，又加上杨培要同志是县委组织部长，直接抓，工作细致深入，使圈头成为全县有名的抗日村庄，临河区的后长张支部力量也不小，已七、八个党员，工作也较好，在我县北边也是有名的抗日村庄。
在发动群众中，县委还办了几期村干党员短期训练班（每期四、五天）。由县委负责人上课，讲党员基本知识和双减政策，发动群众。参加学习的数十名学员，在发动群众中起了骨干作用，后来许多人又成了脱产干部，参加了解放战争。
在上述形势下，这里发动群众有其自身的困难和特点，与濮、范、观中心区不同。南华县的困难是由于敌伪顽力量大，群众顾虑重重，虽然迫切需要粮食吃，但又害怕；甚至于有的白天倒了粮，夜间又偷偷送回，即使我们发现了，也不容易说服，也不能用限制的办法。这不能片面怪群众落后，因为白天倒了粮夜间就有被抓走的可能，甚至于有生命危险。大郭庄一个积极分子刚一动，个别同我们联系，就被该村当权地主杀害了。
要倒粮就要建立枪班（民兵），有时干脆先成立枪班以后再倒粮，以保卫群众果实和积极分子的安全，这就是说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武装斗争一齐来，特别是同武装斗争密切结合有了成绩，群众态度转变了，认识到共产党是真为劳苦群众谋利益的，扩大了党的影响，改变了群众的看法，也有附近村的党员、群众找工作组要求去他们那里进行减租减息的。
虽然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各阶级阶层对成立农会，进行倒粮，建立枪班的政治态度却很复杂，当权大地主往往暗中破坏，中农观望，少数流氓无产者游离于敌我之间，即使贫下中农中也有中立的，甚至个别“贴里”的。所以虽然倒了粮，进步群众在政治上还不是绝对优势，往往出现许多怪事，迫使我们去解决，这就形成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工作方法上的灵活性，在这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南华县在上级党委领导下，依靠群众取得了胜利。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临河、岗义区距敌伪据点较远的村庄，基本上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初步打下了基础。在圈头、卢海、前后邓楼、高孙庄、田桥、魏楼、三拐、白庄、前后长张、小郝寨、贾庄、李村集等村庄进行了减租减息或借粮，组织起农会，建立了枪班（民兵），巩固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党支部、党小组，发展了个别关系，如圈头，组织健全，群众的觉悟高，运动轰轰烈烈，人们称之为红色“莫斯科”。其后，在永华区的小陈庄，乾元区的吕陵店等几个村也开展了工作。
在风险较大的地方，群众既已干起来还是很坚决的。自卫队白天站岗，民兵夜间不断巡逻，并集中在一起住宿。住宿点在一个村内也不断变化，有时若干村还组织联防，已发动的村庄与尚未发动的村庄，情绪和气氛迥然不同，（有些未发动的村庄，贫下中农也希望能早日成立农会、民兵，参加斗争）。这些村庄形成了南华的根据地和中心区。
当时所以获得这些成绩，除分局党委指示及时，县委掌握政策较稳外，干部作风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多数干部工作深入、细致，同群众同甘共苦，以身作则，他们下牛棚同雇工、贫下中农谈心，讲抗日形势。如杨培要同志家庭是地主，他首先对他家的佃户进行工作，表明他自己坚定地站在群众一边，同家庭划清界限，及时报告他家庭的动态，暗报他家粮食埋藏地点，这对当地群众、干部鼓舞很大，党的威信极高，至今群众还高度赞扬这种干部工作作风。
第二阶段：放手发动群众作为全县的中心工作。
1944年秋，拔掉了对南华威胁最大的白虎集大炮楼及岗义区的高庙、刘庄、肖老家、高庄集等伪据点，群众情绪高涨，纷纷要求成立农会，建枪班，成联防，实行“双减”等。县委抓紧有利形势，满足群众要求，及时成立了由常合民同志领导的工作队向西河、德化两区发展，同临河区等一道开展工作。首先是以贾楼、翟庄为中心，恢复了白虎、一里八大庄、宋楼、黄庄一带党组织，紧接着就在这些村庄组织农会成立枪班和联防队(这些联防队发展到五、六十人，最后成为县大队一连)。1944年末，田洗文同志到县任县委书记，强调大刀阔斧地干，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进一步明确继续发动群众是全县的中心工作，为此，在李庄集召开了全县数百人的雇、佃、贫积极分子大会，在大会上群众纷纷诉苦，斗争热情进一步高涨，会后，一个以反贪污、双减、回地为主要内容的群众运动展开了，与此同时，县委还调整了区划，调配了干部，上级党又调来几个县领导干部，如李冰（宣传部长），胡汉文（县抗联主任）等同志，区的干部情况，记得是首先调常合民同志到永华区任区委书记，不久又调李雨田到杨镇区任区委书记。德化、西河两区的干部也重新配备，各区先在较大的村作为重点，深入工作带动全面。临河区重点村是李庄集、白虎集，岗义区的重点村是高庄集，永华区是马厂，杨镇区是五北城，基本工作方法还是开干训班，短训后回各村成农会枪班。新区枪班夜间吃饭问题有两个来源：一是摊派，每亩半斤或一斤；二是截资敌粮款。枪的来源：一是地主、伪、顽的，二是按亩派枪，大约是每50亩一支本地打枪，一顷地一枝钢枪(后来未完全执行)。
永华区大约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在马厂、邢寨、海头集、崔寨、岔河头等20余村成立了3个联防队，有枪百余支，其中一部分村庄，如陈庄、马厂进行了“双减”。
杨镇区是1945年4月间从永华划出的，成区后即成立了脱产武装——联防队，20余人。后又在五北城，小杨庄、东任寨等10余村成立了基本不脱离生产的枪班。这些枪班夜间活动，集中住宿，地点不定，情况紧急时，白天集中到区。成枪班后，在这些村庄进行了“双减”，但有的工作较粗糙，是枪班自己搞的，领导掌握情况不够。
在这里再谈谈反贪污和回地政策问题。
村政权贪污是普遍现象，其中多数同当权地主分不开，有的村庄就是地主当账先生(管账的先生)。反贪污实际上是在经济上、政治上打击了当权地主。反贪污以雇、佃、贫为骨干，团结的面比较广，中农，小富农、小地主中立，甚或参加。
回地，是灾年地主用几斗粮食，典当或买一、二亩地。当时要拿同样多的粮食把地赎回来，无粮户也先把地回出，秋后还粮，实际上就是不承认灾年当卖的土地，这样，就解决了部份土地问题。
经过以上工作，群众得到了实际利益，提高了政治觉悟，发展、壮大了党组织，加强了抗日武装，巩固、扩大了根据地。
总之，在南华县实行“双减”群众运动的两个阶段都是成功的。1945年中央发布了“五·四”指标，满足了贫下中农的土地要求，实行了土地改革，以后在支援解放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
说明：
1、第二阶段只着重讲了永华、杨镇两个新区的情况，是常合民和李雨田回忆的。其他区和南华全面情况，如上级如何指示的，县委如何贯彻的以及执行政策方面的情况，我们知道的不多，希望当时县委委员和田洗文同志能做些全面的介绍。
2、1984年夏，菏泽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同志，要我们写这方面的材料，时问己拖得很久，而写得内容不完善，草稿写得也不很清楚，现寄来供参考。
198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