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进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上旬，八路军总部下达了中央军委关于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命令。经过短暂的准备，11月中旬，学校从太南驻地神郊出发，经冀南、鲁西，横穿平汉、津浦铁路，历时40余天，行程3000余里，于1940年1月5日，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沂南县孙祖一带，翻开了一分校战斗历程新的一页。
1．到战略要地——山东抗日根据地办学
为了培养干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央军委命令抗大一分校，到山东敌后办学，就地培养山东部队的军政干部。命令学校留一部分人员，由何长工负责，做好迎接总校迁址晋东南的各项工作。同时对一分校的领导作了新的任命：周纯全为校长，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长。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学校立即进行了组织调整。以四大队为基础，将因病因故不宜长途行军的同志，和第二期招收的1300多名学员组成留守大队，赖光勋任大队长、铁坚任政治委员，在何长工领导下，留守原地迎接总校。其他教职员工和两个工人学员队，以及分配给新四军的毕业学员共1370余人，编为三个行军大队。全校女干部、女学员，同文工团编为宣传大队随校部行动。学校以“八路军挺进纵队”为代号，在周纯全、李培南、韦国清的率领下，准备向山东进发。
这次挺进山东，与第一次挺进晋东南一样，都是在严寒的冬季。所以，学校在进行政治动员的同时，还在后勤物资方面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供给部门把裁好的衣料和棉花，干粮袋和袜子布料，以及棉被料发给大家，要求自己动手缝制。棉被、干粮袋、袜子等，做起来还较容易，唯有做棉衣把男同志难坏了，有的人把两条裤腿缝成了一条，象条畸形口袋；有的上反了袖子，根本没法穿。这么多人，这么大的工作量，都去求房东大娘也不好办。这时女生队发挥了作用。她们中的能工巧匠，给男同志做示范讲解，然后再到各班帮助指导。一时间，到处都是缝制棉衣的人，经过几天的紧张劳动，棉衣总算缝制完毕了。
供给部门还抓紧准备鞋子。这是长途行军必须解决的一项任务。东迁任务一传达，供给部门和民运工作结合起来，发动群众募捐了许多布鞋，自己动手又打了不少草鞋。募捐的鞋下发后，大家一看可乐坏了，原来大多是些花鞋。鞋子的质量很好，底子厚厚的，鞋帮上用五颜六色的花线绣成各种花草鱼虫，鞋面上还绣有黑色云头（鞋头上的一种装饰花纹），很象戏剧演员穿的鞋。这种花鞋当地老乡穿的也不多，据说是老辈人结婚才得一穿的吉祥鞋。群众把吉祥鞋送给部队，足见对子弟兵的深情厚爱。这些鞋大小不一，经调换、改制，成了经久耐磨的上等好鞋。大家就是穿着这样的鞋走出太行山的。
1940年3月20日，抗大总校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抵达晋东南，留守大队即归入总校建制。
2．西井镇休整待命
1939年11月15日，一分校东进队伍从太南驻地神郊地区出发。出发时受到留守同志们的热情欢送，大家依依不舍，相互勉励。队伍向西井镇进发，准备在那里休整，接受总部的指示。
行军第一天，就遇上鹅毛大雪。天气寒冷，呼出的气凝挂在脸上、帽沿上，一个个变成了白雪老人。行进中风大、路陡、坡滑，一不小心，人马就有滚落山谷的危险。行军设有收容组，掉队同志晚上都能赶到宿营地。这天行军到达“虹梯关”，从下仰望，一条蜿蜒曲折的山间小道直通山顶，关口好象挂在天上。大家一边攀登一边议论关名，有的说虹梯关顾名思义，就是用彩虹搭成的梯子直上云霄，名字美极了。有的说虹梯关就是京剧里的虹霓关……。大家说说笑笑，把风大、路陡和坡滑带来的困难，忘到了一边，一鼓作气登上关口。站在关口，极目环视，豁然开朗。群山连绵，一望无际，天连山，山连天，既险又美，令人心旷神怡，行军的疲劳一下消除了不少。
经过4天行军，到达群山环抱的西井镇，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当天，周纯全等校领导前往王家峪，向总部首长汇报请示工作。朱总司令听取了一分校关于东迁的情况汇报，询问了有关问题。他明确指出：党中央、中央军委以及总部，对一分校东迁山东是寄予厚望的，要把东迁山东的重大意义向大家说清楚。总司令详细分析了山东敌伪顽之间，以及与八路军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强调指出，山东抗日根据地是联接华北、华中的枢纽，南可威逼沪宁，北可进逼平津，是坚持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他还把山东抗日根据地，形象地比喻为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如果天下大雨（指国民党搞反共、投降、分裂等），大家都可以到大树下躲躲。山东地大物博，人多枪多。回旋余地大，但缺干部，缺子弹；这次你们每人给一一五师和山东地方部队带100发子弹，作为见面礼，他们会很高兴的。希望一分校在山东越抗越大，象老母鸡孵小鸡，一批又一批，孵出千万个坚强的抗日干部。最后，朱总司令还语重心长地指出，一分校从领导起一定要谦虚谨慎，尊重山东党政军领导，搞好军政、军民关系，搞好军队之间的团结。这样你们就一定能为建设巩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贡献。彭德怀副总司令在西井镇还接见了一分校的全体干部。
总部决定李培南任学校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此前，校领导派贾若瑜先期到一二九师，请示行军路线及掩护等问题。李达参谋长听取了汇报，具体研究制定了行军路线，明确了掩护中的有关事项。
3．向峻极关进发
在西井镇休整期间，学校领导向大家传达了朱总司令的指示，再一次进行了思想动员。强调指出，这次东迁意义重大，任务艰巨，路途艰险。要带干部，带子弹，带钱财（作为学校经费的金条、银元等）；要通过星罗棋布的敌人据点和封锁线，随时可能与敌遭遇。要求全校同志，必须严守行军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同时也指出了这次东迁的有利条件：有第一次东迁的经验，思想工作比较充分；领导力量强，又经过军政训练和反“扫荡”的锻炼，有一定的行军、作战经验；特别是护送部队的战斗力强，对沿途敌情、地理环境熟悉，与交通配合密切，消息灵通，有护送经验等。经过教育动员，全校同志既看到东迁的困难，提高了警惕，又看到有利因素，增强了胜利信心。
11月25日，学校离开西井镇，向峻极关进发。“峻极关”也称“三界首”，是河南、山西、河北三省的分界处，是东出太行山的关口，也是通向冀南平原的重要通道之一。部队出发后，一直在蜿蜓曲折的山间小道上行进。山间居民很少，走几个小时也看不到几户人家。居民点，大多在河谷梢的平坝上，依山傍水择地而建。盖房用石头垒墙，用石板作瓦，是名副其实的石头房屋。这里的农民非常穷困，但十分勤劳。山高地薄，土地零星分散，大小数十块合起来才两三亩地。每年种一季谷子或玉米，收打的粮食根本不够吃，有一半口粮靠“柿糠炒面”（一种用晒干的柿子皮，掺合谷糠、玉米面等磨细炒熟的食品）。柿子树生命力强，在青石山上也能长得干高叶茂。每年秋季，人们收摘大量的柿子制成柿饼，换取盐、油等物。
这一带是抗日根据地，每逢队伍途经或住宿时，群众都出来欢迎，村干部跑前跑后，为部队搞粮食。也真难为他们，哪里有粮食呢？这次学校到达时，他们挑来了几筐软柿子，说：“柿子好吃，尽管多吃，能补肚子。”柿子吃起来又凉又甜，但不顶饥。接着，村干部送来了“柿糠炒面”。这种食品味酸甜，但吃后难以消化，肚子发胀，大便干结。群众告诉大家：“学会吃糠，胳膊上加钢。吃柿糠炒面，先喝水，大便就不会干结了。”群众清贫的生活，使同志们有了亲身的体验，感受很深，从而进一步激发了大家的革命斗志，决心为解放劳苦大众而献身革命事业。
经过几天行军，终于到了峻极关。座座山峰层峦叠嶂，绵延数十里，高低错落个个象宝塔一样，式样别致，景色壮观，给人留下难以忘却的印象。极目远望，只见华北大平原迷迷蒙蒙，一望无际。同志们豪情满怀地高呼：这就是祖国的大好河山，如此美丽富饶的国土，怎能让侵略者铁蹄践踏！
在关口向阳崖壁上刻有“李公道”三个大字。从关口下去，是一条绵延数里的石阶小道，相传是古时一位李公为方便大山两边行人往来而捐银修建的。循此而下，快到山脚时，太阳即将落山，余辉映照，山势更显得雄伟壮观。傍晚到达山麓，地势逐渐平坦，村庄人烟多起来了。这是武安县境，学校在山下几个村庄宿营，准备过封锁线。
4．跨越平汉铁路封锁线
日军把平汉线视为南北交通大动脉，沿铁路两侧筑有沟、墙和炮楼，妄图既保持铁路交通线的畅通安全，又隔断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达到封锁分割之目的。学校到达武安县后，立即进行过铁路封锁线的各项准备工作。
学校宿营地，距铁路线有50多里路。一住下，立即加强警戒，封锁消息，补充干粮，检查行装，进行夜间行军的组织教育工作，规定夜间联络信号，要求鞋要跟脚，跑步时身上不出响声，不准有火光，等等。强调平原地带行军，敌人行动快，要提高警惕，不能疏忽大意。进一步轻装，不必要的东西要减掉。还向大家宣布，万一被敌人冲散，如被阻隔在铁路以西，要尽快返回太行山总部；如越过铁路线要迅速到曲周找冀南行署联系。出发当日，令大家白天睡觉，傍晚开饭，黄昏急行军。11月30日，在两个连的掩护下，向邢台南沙河行进。快到铁路线时，正值夜静更深，行军队伍迅速地由四路纵队变成多路纵队。跑步快速地通过铁路，整整跑了一个多小时，跑得大家一身大汗，腿脚发软，终于安全地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拂晓，到达宿营地时，各村政府和民兵已把住宿的房子铺好铺草，大家很快就休息了。
5．华北平原上的行军
12月3日，来到曲周冀南抗日根据地，受到冀南军民的热烈欢迎，召开了欢迎大会。冀南军区司令员王宏坤、政治委员宋任穷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队伍在冀南休整了几天，补充了干粮、鞋袜等物，接着折向东南，开始了华北平原上的行军。在这里看到了闻名已久的“抗日沟”。这些纵横交错的抗日沟，是平原地带抗日军民的伟大创造。平原地带地形平坦，便于敌人机动及武器装备之优势的发挥，抗日军民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减弱敌之优势，在广阔的平原上开挖了密如蛛网、纵横交错的“抗日沟”。沟又宽又深，沟口筑有土垒、转盘，可以阻挡敌人的视线和射击，既能打击消灭敌人，又能隐蔽转移自己。这种改造地形的创举，使师生们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创造力。有的同志说，这比诸葛亮的八阵图高明多了！
通过敌人碉堡区及铁路封锁线，都采取夜行军、急行军，这对全体同志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锻炼。行军中涌现的勇挑重担、团结友爱的事迹使人永生难忘。在邢台与沙河之间穿越平汉铁路封锁线时，校政治部锄奸干事李达孔，被分配到炊事班帮助工作，只要是急行军，他就抢着背大铜锅。他是红军干部，经过长征，身上负过伤。他的行为对大家是无声的激励。图书馆、文工团的同志，负责图书教具的护送，100多斤的驮鞍抬上抬下，十分费力，但他们不叫苦不叫累，争着抢着干。一次，驮马惊跑，鞍子掉下，文工团的史屏硬是把100多斤重的驮鞍背了10多里地。大家称他“史驮子”，赞扬他的吃苦耐劳精神。学校领导的乘骑，行军中总是让给病号或体弱的女同志、小同志骑，而他们却迈开双脚和大家一起行军，还不时地穿行在队伍中做指挥、鼓动工作。每到宿营地，他们还得听汇报安排各项工作，比一般同志要劳累辛苦得多。所有这些，显示了人民军队中的团结友爱、亲密无间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这对学校的师生来说，是不上课的上课，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是无法估量的。
就在这次过封锁线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一个浑名叫“铁锤”的小鬼，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就问指导员：“谁是封锁县（线的谐音）的县长？过他这个县怎么费那么大的劲，找到他俺要一锤敲死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把疲劳困倦都驱散了。
走了几天，到了卫运河。这里河水丰沛，富有舟楫、渔业之利，渔民多在船上养鱼鹰捕鱼。为隐蔽企图：学校夜间急行军赶到大名东南龙王庙渡过运河，很快便进至冀鲁边境的馆陶、冠县、朝城一带。此地无敌情，学校开始白天行军，夜晚宿营，比较平安。在朝城附近，遇到穿灰色军装的范筑先部队，态度友好，学校顺利地通过了他们的防区。
过了鲁西，学校从平阴以南走过黄河故道。这里残留着一堆堆沙丘和水堰。1938年6月，国民党为阻止日军进攻，在中牟县花园口炸毁河堤。河水一泻千里，使干百万人家破人亡，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人们看到的尽是满目荒凉的景象。黄河故道的前方是东平湖，因黄河改道，失去源头，早已变成了沼泽地。队伍从小道通过东平湖，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6．通过津浦铁路封锁线
12月29日夜，学校来到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的驻地——泰肥（泰安、肥城）山区南上任村，前方不远就是津浦铁路封锁线了。当时正值敌人“扫荡”，第六支队领导机关已经转移，学校与其一时联络不上，遂决定加强警戒，派出尖兵，月光下继续向东挺进。晚10时左右，侧翼警戒向校领导报告，发现前方一支百余人伪军“扫荡”队伍。校长周纯全下令停止前进，卧倒隐蔽，如敌不开枪，我也不开枪；如敌开枪则立即还击。当敌人发现行军队伍拥有骡马辎重，人数众多，便溜回了据点，学校继续东进。
12月30日，队伍很快与第六支队领导机关取得联系，受到热情欢迎。他们为学校介绍敌情，补充给养，派出两个连掩护通过津浦线。在这里，大家吃到了山东人民的主食——煎饼（一种很薄的，用玉米、高梁米、糁子、地瓜等烙制而成的食品）。多数人是第一次吃，颇感新鲜。
津浦铁路线是贯通南北的重要交通线，日军为确保运输畅通，在铁路东侧挖了深、宽各4米的“隔断沟”，重要地段修了封锁墙，交通要道处还筑有岗楼，对经过路段构成交叉火网。铁路上行驶着手摇轧路车，装甲列车往来巡逻。此外，日军在铁路两边几十里的村庄建立了伪政权，设伪村长和情报员，日伪还逼迫铁路附近村庄成立所谓爱护村，让老百姓站岗放哨，有情况随时报告，否则以私通“八路”问罪。显然，通过津浦线要比过平汉线困难得多。且学校行军已久，行踪意图难免不被敌人察觉。校领导认为，一定要把困难设想得多一些，提高警惕，深入动员，严密组织，确保安全通过封锁线。
12月31日，学校在离铁路尚有90里的驻地周围，派出了便衣岗哨，严密警戒，封锁消息，不让人离村。与此同时，进行临战动员和准备，校长周纯全提出“敌人过年，我们过路”，“胜利通过封锁线，迎接1940年”。动员后，安排大家白天睡觉，以便乘敌假日疏忽夜晚通过封锁线。
敌人的封锁线再严密，也有薄弱环节和空隙。学校选择大汶口南面的南驿车站附近的一座铁路桥洞作为通过点。此处受地形限制，敌人无法挖沟筑墙。在交通人员的引导下，经过急行军，午夜3点多钟队伍到达桥边。掩护部队进入警戒位置，队伍在寂静紧张的气氛中，快速通过了津浦铁路。过了桥洞，又急行一程，黎明时终于脱离了敌人的威胁。一夜行进130多里，迎来了1940年，虽劳累疲惫，但士气高昂，精神振奋，充满了胜利的喜悦。
7．胜利到达目的地
过了封锁线，继续向东南进发，要经过国民党杂牌部队盘踞的地区。这些军队大多拥兵自重，鱼肉百姓，以自身的存亡为标准行事。1日下午，学校向前行进时，遭到国民党鲍峄山部袭扰。他们有几十个人在山头上射击，企图阻止学校前进。这时，校长周纯全命令队伍停止前进，原地休息。他用望远镜观察敌情后，命令通信排：“去把这些混账东西赶走！”战士们低下身子冲了上去，对方看势头不妙溜下山去。通信排控制了山头，队伍继续前进。当时，一位国民党部队军官求见。自称是鲍峄山部的参谋长，表示愿意保护我军顺利通过。司令员周纯全会见了他，指出：刚才开枪射击是错误的。他连称“误会，误会”。他们所以采取礼让为先的态度是担心被吃掉。
1月5日，学校在兄弟部队的掩护下，在地方党和秘密交通员的有力配合下，全体同志团结战斗，胜利结束了第二次东迁，到达山东沂南县孙祖乡。
克服困难，坚持教学工作
1．庆祝抵鲁胜利和第三期开学
1940年1月12日，中共山东分局、第十八集团军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等领导机关召开大会，热烈欢迎一分校东迁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出席会议并讲话。他们指出：山东是一块新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山东纵队也是一支新发展起来的部队。因此，无论是部队还是地方，都迫切需要大量的干部，相信一分校的到来，一定能为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并指出：一方面，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已基本停止了正面进攻，把主要兵力转入进攻敌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紧推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妄图蚕食和消灭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则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掀起一个又一个反共浪潮，从而使山东本来困难的斗争局面，变得更加尖锐复杂了。显然，这种局面必然会增加办学的困难，但我们相信有着抗大优良传统的一分校，是能够战胜困难，完成培养干部的光荣任务的。他们的讲话，对刚刚来到山东的全校师生，是一个巨大的鼓励。
1940年春节过后，山东各部队选送的学员陆续报到。这是学校在敌后招收的第三期（第二期和留守大队已并入总校），也是到达山东抗日根据地后的第一期，共招收学员2670名。这是在山东办学学员人数最多的一期。
3月初，举行了开学典礼。徐向前司令员到会并讲话。他说，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创不久，斗争相当尖锐复杂，战斗将是频繁的，环境也是很艰苦的，你们全校师生一定要学会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才能适应客观的斗争环境。办学的实践证明，徐向前司令员的指示十分正确。
第三期学员入学前，为适应分散流动情况下的教学，学校对训练编队作了调整，学校直接领导大队。大队为建制训练单位，有健全的训练组织，担负主要教学任务。大队分工是：第二和第五大队培训军政干部，女生队隶属第二大队；第三大队担负特科训练，负责培训机枪、工兵、炮兵等专业技术干部，并负责由参谋和营团干部组成的参训队的训练工作，第三期学员经过5个多月的训练，分别于1940年的8至11月份毕业离校，分配到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和地方政府工作。
2．学校组织机构与人事调整
到达山东后的前两年，是学校的发展扩大时期，因而在组织机构和人事上都有一些调整变动。1940年2月，山东分局、山东军政委员会报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批准，对学校领导和组织机构作了调整。调一分校副校长兼训练部长韦国清，任山东纵队陇海支队政治委员，调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副校长袁也烈任一分校训练部长。撤销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并入一分校，编为第五大队。一分校以一大队为基础，配备百余名干部，由大队长贾若瑜、政委廖海光率领赴胶东，4月初在掖县桑园与胶东干校合并，成立一分校胶东支校（后改称第三支校）。原干校校长刘汉任校长，廖海光任政委兼政治处主任，贾若瑜任副校长，不久刘汉调离，贾若瑜接任校长。一分校训练部、政治部增设副职，任命训练部军教科长闫捷三为训练部副部长兼军教科长。任命校政组织科长刘浩天为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长。这期间，学校调出数百名干部到山东纵队和地方工作。
1940年2月，又决定将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和鲁西军政干校划归一分校兼管，分别改称一分校第一支校、第二支校。同时，胶东支校改称第三支校。不久，鲁西划归冀鲁豫地区，由一二九师领导，第二支校亦改变了隶属关系。
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稳定办学环境，学校决定组建民运工作团（简称民工团）。
1940年12月，山东分局决定，培养县、区、乡三级政权干部的任务，由一分校担任。学校随即将二大队改为建国大队，专门承担此项任务。
1941年2月，抗大总校派遣一个由45名干部组成的山东大队，充实加强学校的工作。该大队由聂凤智、张英勃带队。聂、张分别担任一分校直属机关校务处处长和政治处副主任；后又调任胶东支校校长、政治处主任。至此，学校的组织机构更加健全，教学力量大为加强。
3．第四期开学与建国大队的开办
1940年12月，第四期学员陆续入学，共2524名。学员大队的分工是，建国大队训练地方干部，第三大队担负特科训练任务，培养炮兵、工兵、机枪、测绘等类干部，第五大队继续负责培训军政干部。学校所属第一、第三支校，主要担负一般军政干部的训练任务。由于被敌阻隔，相距较远，难于联系，支校由所在战区领导。
集中培训地方干部，对一分校来说还是第一次。学校领导对此项工作十分重视，专门进行了讨论研究，认为培养地方干部是关系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大事，必须从根据地的斗争环境和他们的工作需要出发，精心安排训练课目。在行政管理、起居作息、生活秩序等方面建国大队完全执行军队干部的训练标准。学员每人发灰色军服、棉被、裹腿、背包、瓷缸、毛巾以及布鞋等；最使学员感兴趣的是三人一支步枪、几发子弹和一枚手榴弹。学员穿戴整齐，全副武装，心情格外高兴。大队长王泮清动员说，在物资条件很困难的情况下，发这么多东西，目的是要大家过严格的军事生活，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以适应将来斗争的需要。学员在讨论时，联系实际斗争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严格的管理，努力学好本领。
建国大队的军事课主要学《论持久战》，重点又是游击战的战略战术。这门课由大队长王泮清任教。他系统地讲授了游击战的基本条件、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游击战的打法、游击战的目的，等等。由于他的讲课生动实际，语言风趣，条理清晰，声音宏亮，给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政治课是从培养地方干部和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需要开设的，有社会发展史、土地政策、经济政策、财政政策、文化教育政策，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等。政治课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一般理论原则与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采取讲课与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很受学员欢迎。普遍反映，对指导今后工作帮助很大。
建国大队每4个月一期，第一期经过4个月的学习，于1941年4月上旬毕业，学员全部回原单位工作。该大队共办了4期，每期学员500余名。1942年3月，一分校撤销建国大队建制，抽出一部分干部和教员，与地方的财经学校合并，组建山东省建国学校，负责培养地方干部。
第四期其他队的学员先后于1941年8、9两个月毕业完毕。这期间，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抗大学员通过对事件性质的认识，对我党提出的以抗日大局为重，坚持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的策略思想，有了较深的理解，受到较深的教育。
4．战争环境中的军事教育
一分校的军事教育，在晋东南前期，由于环境相对稳定，学员又基本上是知识青年．所以课目比较多，也比较系统。学校到达山东后，政治、军事斗争形势都较晋东南时更为复杂，教学对象已变为主要训练部队基层在职干部和地方政权干部，军事教育更加强调实战教育、典型战例教育、小部队分散战斗教育等。这是山东部队建设的实际需要，也是一分校自身建设的需要。学校进入山东后，“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不是一般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斗争实际。学校各大队在组织教学时，往往是一面警戒敌人，一面进行教学。经常是拂晓起床，打好背包行装，吃完早饭，把学员拉到村外，如无敌情就在场院或树林里上课操练；如有敌情则区别不同情况灵活处置；或派部队警戒敌伪的流窜袭扰，掩护各队照常上课，或设法转移。学校以教学为主，且武器很少，学员又多是排连级战斗骨干，无特殊任务，一般不主动作战。但是，在周围都是敌伪势力包围的情况下，学校警卫力量又很少，因此必须把全体人员组织起来，保卫学校。此间自卫性的小型战斗时有发生。同时，学校还参加了军区统一指挥的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以及开辟、巩固根据地的战斗。
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是这一时期教育训练的显著特点。学校从这一特点出发，重视总结、研究教学的经验教训，重视用现实的、典型的战例补充教育内容。从进入山东到1941年12月，学校参加的主要战斗有：防御型的垛庄战斗（1940年8月）、河阳战斗（1941年3月），遭遇型的摩天岭战斗（1941年10月），进攻型的铜井战斗（1940年6月），攻坚型的侍郎宅战斗（1940年10月），袭扰型的猪尾巴沟战斗（1941年11月）等等。学校把学员参加过的各种类型的战斗，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加以总结，大家倍感亲切，印象深刻，收到了战教一致、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
军事教育特别重视行军机动教育。行军——机动——战斗（学习），再行军——再机动——再战斗（学习），是这一时期教学的又一重大特点。学校把行军的侦察、警戒、宿营、通信联络、紧急集合、方位判定、地形地物利用，甚至烧水、洗脚、挑泡（行军时脚上磨的泡）等等，结合实际，有目的地纳入教学，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学员普遍反映教得活，学得深，用得上。
军事教育更加重视军事技能的训练。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和爆破是当时对敌作战必须掌握的技能。正课时间主要讲解构造、原理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使用技能的掌握与运用是通过早晚课余时间反复练习获得的。军事技术教学，也非常重视结合实战。在配合部队进行的侍郎宅战斗中，工兵教员赵志坚指导学员用挖地道、埋炸药的办法，一举攻破了土围子。这个经验不但在校内进行教学，而且很快向部队推广，成为炸碉堡、攻据点的新战法。
5．流动分散环境中的教学工作
流动性大、战斗频繁的环境，给教育训练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了完成以教学为中心的培训干部的任务，学校克服种种困难，作了多方面的努力。
首先，在办学指导思想上要求大家明确树立：抗大是革命熔炉，每个成员都必须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抗大又是革命的学校，每个成员既是学员，又是战斗员和工作队员，既要完成教学任务，又要参加战斗，做群众工作；抗大是在敌后开办的，学习、战斗交织在日常生活之中，全体师生必须有高度的敌情观念，随时准备用战斗保卫学习，保卫根据地，在战斗间隙还要努力完成教学任务。同时，强调教员要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工作，为培育军中桃李不懈努力。当时，学员驻地分散，且经常机动转移，一堂课往往要跑几个地方讲授，还要给警戒、执勤的学员补课。这些都增加了教学的难度和教员的工作量。全校教员和工作人员满腔热情，任劳任怨，积极工作，努力完成以教学、战斗为中心的各项任务。
其次，行政管理、教学组织、干部配备等项工作也要适应分散、流动条件的要求。在行政管理上，把机关人员连队化，按班、排、连编成。全校人员都实行轻装，并经常进行紧急集合演练，做到一声号令，快速集中或分散。在教学组织上实行教员驻队，队干部兼军政教员，或军政教员兼任队干部。配发武器的学员，上课是全副武装，枪支、子弹、手榴弹等随身携带，做到学习、战斗、生活一体化。在配备干部上，各级主要领导，特别是大队、中队干部既能组织领导教学，讲授部分课程，又能组织指挥战斗。这种优势，保证了战斗和训练的顺利进行。
再次，总结和创造了一整套适应分散、流动环境的施教办法。这套办法的主要特征是灵活善变，见缝插针。教员驻队，队干部又能任教，教员、队干部就能随时随地把握时机，灵活地实施教学。教学有几套方案。能长能短，能多能少，可一次实施也可几次实施。时间长多讲，时间短少讲；集中时讲课，分散时组织复习讨论。集结待命，行军大休息等，都是见缝插针进行教学的好时机。1940年5—7月间，三大队大流动5次，小流动24次，作战5次，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仍然完成了教学任务。
最后，在教学制度、教学设备上，要服从和适应战斗、分散环境的需要。当时学校曾明确规定。每天20里以内的行军机动，要完成课程讲授任务；60里以内的行军机动，要组织复习、讨论或军事技能课的操练。在教学设备上，把黑板做成能组装的，拆开便于行军携带，拼起来能书写上课。还制作了活动的图书资料柜，平时放开是书架，人们随时可以借阅；一有情况马上合成书箱，置于驮鞍上行军转移。当时，教材和校刊的刻印设备，也都是从平时便于工作，战时便于携带来设计制作的。
6．首次党代会与加强优良作风培养
1940年7月1日，一分校在沂南县东高庄召开了首次党代会，与会代表300人左右。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莅临会议，作了《从国际到山东》的报告。报告对国际形势，抗日战争形势，以及山东抗日根据地形势，作了科学分析，使大家既看到困难的一面，又看到有利的一面，使与会代表和全校师生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形势教育。
会上，李培南作了《关于抗大一分校成立以来党的工作总结和发扬优良作风》的报告，周纯全作了《关于行政教育工作总结报告》。这两个报告全面总结了学校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及其经验教训。大会号召全校共产党员，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带领全校同志完成党交给的培养干部的光荣任务。为迎接这次党代会的召开，校文工团副主任王久鸣和宣传干事沙洪合作，创作了一首献礼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曲词优美，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心声，从抗日战争唱到解放战争，唱到全国解放，唱遍了全国，成为优秀保留歌曲。
斗争实践使学校认识到，优良作风是战胜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山东敌后斗争的艰苦环境，要求学校必须进一步加强优良作风的培养。大会总结了学校成立以来培养优良作风的成功经验。
学校重视加强教学活动和日常生活中的优良作风的培养。新学员入校后的第一课，就是认真地向他们讲解抗大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要求师生共同努力，在教学活动的全过程中，身体力行、认真贯彻。学唱《国际歌》、《八路军进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抗大校歌》，通过革命歌曲的陶冶，使大家逐步树立远大的革命理想，自觉地养成遵守纪律，勤劳勇敢，艰苦奋斗等好传统、好作风。
干部以身作则，是培养优良作风的一条重要经验。学校的各级干部，都懂得身教重于言教的道理，处处起模范表率作用。干部与学员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同在小组会上作批评与自我批评。行军中，领导干部的乘骑、干粮、水壶等，总是让给伤病体弱的同志用，干部替学员背背包、扛枪，被视为非常平常的事。作战时，校领导经常到前沿组织指挥，各级干部总是进攻在前，退却在后，哪里最危险就在哪里战斗。在物质待遇上，从校领导到学员，差别很小。这些方方面面的表率行为，潜移默化地培育着优良的传统作风，使之成为团结奋进，战胜困难，完成任务的巨大精神力量。
校刊与图书馆
1．校刊——从《火炬》到《战旗报》
校刊《火炬》从创办开始，即成为学校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导学校开展各项工作的有力助手，学校领导十分关心和重视。校刊的具体领导工作，由校政宣传科长安征夫负责。安征夫参加红军后一直搞宣传工作。他能撰写社论、评论等各类文章，讲话抑扬顿挫，生动明快，富有逻辑性、鼓动性，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年轻的宣传干部。《火炬》在他的领导下，办得出色，很受全校同志的欢迎，每期下发后，大家争相阅读。
1940年1月，学校挺进山东后，《火炬》改名《战旗报》。这分油印校刊是在战争岁月诞生，在艰难环境中成长的。校刊的每张蜡纸、每盒油墨，都是来之不易的。有的是从敌人据点里缴获来的，有的是通过地下关系从敌占区买来的，因此，大家都非常珍惜。在行军中，负责刻印的金大力抢着背蜡纸和钢版。这位热情乐观、身体健壮的年轻干部，笑哈哈地说：“我叫金大力，力气大，背东西的话，你们别和我抢了。抢也抢不过去，还不如送个人情。”其他几位编辑，分工背着油印机、油墨和够出一期校刊的纸张，还有各自的背包、粮袋和手榴弹。他们在战斗时就到前沿采访，回到住处，在小小的油灯下，以膝盖作桌子，背包当凳子，写新闻、通讯和文章，修改大家送来的稿件，常常从深夜工作到黎明，保证了校刊以较好的质量及时出刊。在游击战争环境下，虽然生活艰苦，劳动强度大，不时还有生命危险，但编辑们不叫苦不叫累，执著地追求，把《战旗报》扎根在读者心中。
《战旗报》作为一分校的校刊，有很强的战斗性。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指示，学校的中心任务、重要活动等，都能及时报道。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安征夫星夜挥笔疾书，写了《充分准备自己》的文章，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陷害新四军的罪行。文章号召全校师生化悲痛为力量，积极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做好准备，随时迎击国民党的挑衅、破坏活动。文章还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既要保持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党的领导，又要团结一切爱国民主人士和一切抗战力量，从斗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篇文章对全校同志正确认识“皖南事变”的性质，起了重要指导作用。《战旗报》在事变发生后的几天内，连续报道当地开明士绅、名流、爱国人士“坚持进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座谈会等情况。《战旗报》的战斗精神受到军内外各界的赞扬。1942年学校精简整编，《战旗报》即行停刊。
2．精神食粮的仓库——图书馆
学校组建时即建立了图书馆。图书是由组建单位的宣教部门提供的。陕北公学带的最多，有6驮。成立图书馆时，学校任命带这批书的王耕今为馆长。说是图书馆，在艰苦的战争年代，也就是牲口驮的几驮子书，但大家把它看作是学校的精神食粮仓库，倍加爱惜。两次东迁，图书馆的几位同志，打包上驮，牵牲口行军，到宿营地还得卸下驮子喂养照看牲口，比一般同志要辛苦得多。
东迁晋东南后，环境比较稳定，学校购买了一些图书。向山东挺进时，图书增加了，轻装吧，舍不得，全部带走，牲口驮子又不够。情况反映给校领导，领导认为办学校离不开图书资料，现在的图书资料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必须设法全部带走。于是发动师生每人带几本。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大约一半以上的书，是全校师生带到山东的。令人感动的是，急行军过封锁线时，曾几次轻装，但轻来轻去，只把个人的用品“轻”掉了，图书却一本未减，一直带到山东交回图书馆收藏。
到山东后，学校行军转移更加频繁，如何使图书既方便借阅，又能快速收拢转移，是领导和图书馆人员经常考虑的问题。训练部长袁也烈对这个问题关心备至。1940年4月，他和图书馆的同志，共同研究设计了一种活动书柜，平时展开是书架，行军收拢成书箱。书箱与驮架配套衔接，不但上下十分方便，而且在行进中即可取书放书，使图书资料在流动环境中更好地发挥了作用。
在战争年代，一分校师生爱护图书的事迹是很感人的。许多师生曾经用自己仅有的一点纸张精心修补图书；个别学员在行军转移时，不慎丢失了借阅的书，事后请假硬是设法把书找了回来。1942年12月．在沂蒙山反“扫荡”快要结束时，学校跳出沂蒙山后，接着又返回沂蒙山。校部住在打谷坪。一天，学校杀了猪，大家正忙着包饺子，饺子刚下锅，就传来了枪声。训练部长袁也烈派人侦察，侦察人员很快返回报告：“敌人很近了，必须立即转移。”袁也烈在组织转移时，有人向他报告：“情况紧急，图书来不及带了，扔下算了”。他坚定地说：“图书是学校的宝贵财富，必须设法带走。”于是他立即组织力量，迅速将图书装入活动书柜，全部安全地转移了。
3．高效率的“印刷厂”——油印股
学校向晋东南挺进时，有一个三四人的油印股。他们的战斗武器是钢板、蜡纸、油印机和纸张，负责学校文件、教材及校刊的刻版印刷工作。开始编在校部，到晋东南后，编在宣传科，人数增至10人。
学校开训后，编写的教材是由油印股刻印的。学校要求教材必须在讲课前发到教员和学员中手，所以油印股是非常紧张繁忙的，经常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全股同志认识到自己工作与教学关系密切，大家团结协作，紧密配合，任务完成得很出色。教材和校刊刻印得美观、整洁、清晰，受到全校师生的一致好评。大家称赞油印股是一分校高效率的“印刷厂”。
初到山东，油印股经常随学校行军转移。油印股的同志将印刷工具背在身上，一到驻地就迅速展开工作，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941年后，环境更为紧张，频繁地行军转移给教材刻印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保证教材按时供应，学校领导让他们穿上便衣，住在较稳定较安全的地区，派专人送取材料，通报消息，在群众掩护下，秘密工作。这样，油印股完成任务就更有保证了。
在战争年代，即使在较安全的地区，有时也难免发生意外。大家轮流站岗放哨，并和地方人员组成联防。一天凌晨，伪军绕过岗哨，摸到了住房外面。这时图书员贺涤尘工作一夜，睡意已过，准备出门溜一圈再睡。门一打开，就发现了敌人，当即开枪阻击。大家惊醒后，立即拿起武器，依托房屋，在校政治部民运干事江枫指挥下，顽强战斗。敌人久攻不下，最后放火烧房子。这次、牺牲了9位同志，是油印股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的一次损失。噩耗传来，学校领导和全体师生都十分悲痛。
一分校的油印股，用简单的油印工具，担负起战争年代学校繁重的教材印制任务，他们的高效率不是出自先进的印刷设备，而是靠不怕苦、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这是值得人们永远怀念和学习的。
主要战斗与大青山突围
1．主要战斗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一个重要的战略要地，敌我斗争尖锐紧张，战斗激烈频繁，学校全体同志“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经受着新的斗争考验。学校采取了教学编组与军事编组相结合的措施，学员大队在战时担负战斗团的职能，中队、区队分别担负战斗连、排职能。这种编组更便于实施灵活指挥，遂行战斗任务。
学校到山东后，训练对象是部队基层军政干部。这些学员多数参加过战斗，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为完成战斗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他们分编在第三和第五大队，这两个大队，成了作战的主力。
1940年3月16日，学校参加了司令员徐向前指挥的孙祖战斗。当时，沂水、莒县、铜井、朱位日军300余人，伪军100余人，进犯沂蒙根据地，沿途横冲直撞，到处抢劫，气焰十分嚣张。敌人抵孙祖附近，遭山纵第二支队的痛击。学校奉命配合作战，当即派出第三大队会同主力在翼侧截击敌人。敌为逃脱被歼命运，多次发起攻击企图突围逃窜，均被击退。这次作战毙伤日军指挥官炮兵队长以下190余人。战斗的胜利消息，迅速传遍了整个沂蒙山区。在祝捷大会上，校文工团演出了赶排的活报剧《狠狠地打》和现代京剧《台恐日症》。广大军民无不沉浸在战斗胜利的喜悦之中。
1940年6月中旬，为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学校奉命进行铜井战斗。校长周纯全动员时指出，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锻炼机会，一定要精心组织，打好这一仗。会后发扬军事民主，让学员摆情况，出主意，提方案。在集中群众智慧的基础上，精心拟制了作战方案：以第三大队部分兵力佯攻沂水以西之敌，阻其增援；以第三、第五大队主力攻击铜井，同时以少数兵力袭击周围其它据点，迷惑敌人。战斗发起后，机智地进入铜井，缴获“九二”式重机枪一挺，成为向“七一”召开的学校首次党代会献礼的“珍品”。展出时，引人注目，对全校同志鼓舞很大。
1940年6月，山东党政领导决定组织发动反顽战役，消灭根据地内之伪顽势力。学校刚从外线回到根据地，驻在沂南垛庄。这里许多村寨为地方顽固派和反动会道门黄沙会盘踞，他们自称国军，与日伪勾结，残害抗日军民，经常制造磨擦，阻挠抗日。上级命令一分校担负垛庄一带的反顽战斗任务。
学校受领战斗任务后，对伪顽情况作了周密地侦察分析，认为小股者居多，而侍郎宅之敌起着“蛇头”作用，一旦斩断，其他敌人，将会土崩瓦解。侍郎宅是个比较坚固的土围子，仅凭机枪、手榴弹是难以攻克的。学校领导，发扬军事民主，让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工兵教员赵志坚，提出用挖地道送炸药的办法炸毁寨墙。领导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会同攻坚部队经过秘密的掘进，用棺木装满炸药，乘夜幕通过地道送入寨墙底部。一切准备就绪后，点燃导火索，轰的一声巨响，把寨墙炸出10多米长的豁口。攻击分队迅速突进寨内，很快消灭了顽敌。战斗中，学校三大队二中队长安心铭不幸牺牲。此处敌人被消灭后，如前所料，经过10多天的战斗，周围小股伪顽全部被歼。此役之后，沂水根据地得到巩固扩大，学校也有了较为安全、稳定的环境。
2．在沂蒙山区与敌周旋
1941年至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猖獗的时期，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困难时期。日军加强对沦陷区实行法西斯血腥统治，疯狂进攻抗日根据地。
1941年冬，日军集中5万兵力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等战术，对山东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和中心区军民，在纵横140里的沂蒙山区，进行疯狂的“扫荡”。
山东军区领导罗荣桓、黎玉等，及时作出了反“扫荡”的部署，要求各部队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化整为零，组成小分队不断袭扰打击敌人；部队要熟悉地形，要求在经常活动的60里以内地区不用向导；各部队要切实保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进行“空舍清野”。学校的任务是在东西蒙山一带活动，坚持内线斗争配合外线主力部队打击敌人。为统一这一地区的指挥，蒙山警备区与抗大一分校由周纯全指挥，一分校训练部长袁也烈兼任蒙山警备区司令员，山东纵队武装部长朱则民兼政委。
学校受领任务后，迅速向全校师生进行了动员，并从组织上物资上作了认真的准备。在动员中，学校领导向全校师生讲明了面临的严峻形势，分析了这次敌人“扫荡”的特点，要求大家既要防止麻痹轻敌，又要防止惊慌失措；要做好在分散、独立活动时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组织上以学员队为基础，把学校大部分机关人员编进去统一行动，以利于机动和战斗；对学校、大队及其主要领导规定了代号，以便于保密；全校进行了夜间紧急集合和快速行军的应急训练。
10月中旬以后，临沂、费县、蒙阴、莒县、沂水等县城的敌人，不断增加兵力。加紧派车派夫，各种迹象表明“扫荡”即将开始。学校决定抓紧进行后勤物资方面的准备工作。为了抢时间，把备好的棉衣面料与棉花，分发给师生自己缝制。规定行军负重限额，每人不得超过5斤。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埋藏了多余的和不便携带的东西，如粮食、工厂设备等。骡马、自行车交给可靠的群众代管。不宜埋藏的面粉抓紧食用。10月，经常吃面食，有时一天吃两顿饺子。同学们风趣地说：“鬼子帮了忙，让我们改善伙食，到战场上干定得用子弹、手榴弹，好好‘感谢’。”
经过紧张地准备之后，校部及二、三、五大队从11月1日起，先后离开驻地进入中、西、东蒙山。4日，日军开始“扫荡”。这次“扫荡”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是空前的，手段也是极其野蛮残忍的。敌人采取“铁壁合围”、“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抗日根据地。校首长率训练部、五大队跳出东蒙山南部后，活动于芦山至蒙山北部一带，日军跟踪而至，五大队乘敌之隙，夜间穿过封锁线，跳到泰莱根据地，又从沂水北部到蒙阴北部，再到泰南及新泰。这时期都是黄昏转移，半夜宿营，派出警戒，封锁消息，隐蔽休息。同时加强侦察，多方侦探敌情，防止遭敌合围。一般在一个地方住一天就走，分散行动，短小精干，灵活机动，飘忽不定，神出鬼没，使敌人摸不到活动规律和驻地。经过20多天的周旋，敌人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敌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十室九空，断垣残壁，到处都有被敌人杀害的群众尸体。敌人的滔天暴行，激起了师生的无比愤怒与仇恨。
在“合围”与反合围的斗争中，学校二、三大队始终在中、西蒙山坚持内线斗争。二大队活动在中蒙山的洋山、玉皇顶、望海楼一带，依靠群众，机动游击，同敌伪的清剿、蚕食作斗争。此间，敌人曾合击该地区，二大队领导认真研究敌情，机智行动，使敌人扑了空。三大队在西蒙山依托有利地形，与敌周旋。先后在猪尾巴沟和紫荆关、东峪与敌交锋。12月，曾主动出击迟滞敌人的行动，是月末，拔掉了敌人按在西蒙山南北通道上的前程子据点。
3．大青山突围
11月28日傍晚，奉一一五师首长命令，校首长率训练部、五大队由泰莱山区返回沂蒙根据地中心区休整。途径岸堤时，派人向一一五师参谋长陈士榘请示任务，并于次日拂晓到达东蒙山东南部彩云山一带。学校决定二大队由中蒙山移驻东蒙山，三大队、五大队原地休整待命。
11月39日拂晓，情况发生突然变化，东北、西北、西南方向枪声大作，敌人形成大规模合围大青山地区的态势。学校立即抢占有利地形。这时，发现山东分局、省战工会、一一五师机关，以及《大众日报》社、医院等单位的1000多人向大青山迎面而来，形势异常危急。周纯全、李培南、袁也烈、闫捷三等领导研究决定；学校必须迅即组织力量，扼守要点，阻击敌人，主动承担掩护领导机关突围的任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审慎分析了敌情，西南方向敌军战斗力弱，易于对付，决定向西蒙山突围。
校长周纯全担负起统一指挥的重任。这位久经沙场、有处置危急情况经历的战将，分析敌情、勘察地形后，立即命令第五大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派出得力中队掩护领导机关突围。第五大队大队长陈华堂、政委李振邦坚决执行命令，立即派出战斗力最强的第二、第三中队，分别抢占梧桐沟北和大顶山北山口高地，阻击敌人。与此同时，周纯全命令闫捷三负责组织突围。在此成败关键时刻，闫捷三勇敢地承担起杀出重围的重担。他身先士卒率领学校警卫连和山纵特务连，向西蒙山方向冲去。勇士们边冲边向敌人射击，顽强地撕开一个突破口，掩护着突围人员迅速通过。
当突围人员冲到谷底沙滩时，遭到敌人的猛烈射击，一些同志不幸中弹倒下，队伍中出现了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伤员以及搀扶伤员向前疾进的场面。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一阵急促猛烈的排枪、手榴弹声，从两侧高地响起。这是第五大队第二、第三两个中队的战友，向敌人实施的主动冲击。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吸引敌人的火力，掩护突围。与此同时，冲在最前面的警卫分队，在闫捷三的指挥下，回身向两侧敌人猛烈还击，牢牢控制着突破口，终于使所有突围人员冲出了敌人的合围。
大青山突围是成功的，但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第五大队第二、三中队的两个区队几乎全部阵亡，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第二大队政委刘惠东、第二中队队长邱则民、指导员程克，副队长汤世惠等160余人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警卫分队和机关突围人员也牺牲了一些同志。
在突围后的当晚，校长周纯全派出军事教员郝云虹等，找山东分局领导汇报情况。在群山环抱的一个小村庄，郝云虹向山东分局朱瑞、黎玉等领导汇报了大青山突围战斗的经过。几位领导边听边看铺在炕桌上的军用地图，并不时提出询问。听完汇报，黎玉以沉重的心情指出：“这一仗发生得太突然了，伤亡也太大了。现在抗日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到处都缺干部，一分校牺牲了那么多连排干部学员，实在令人痛心。你们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冲杀出来的，这就是胜利。没有拼死的搏斗，要从敌人围歼圈里冲杀出来是不可能的。大青山突围是山东抗战史上一次空前壮烈的战斗！抗大一分校立下了有独特意义的战功。”朱瑞接着说：“正是烈士们的英勇牺牲，才换来了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学校全体人员的转危为安，胜利脱险。我们认为一分校领导遇变不惊，勇挑重担，决心正确，指挥果断，以局部牺牲换取了全局胜利，为山东抗战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我们学习。”朱瑞与几位领导短暂交换意见后说：“我们虽然很快要发起战役反攻，但沂蒙山区还可能出现反复争夺，为了安全起见，学校应尽快转移到滨海区根据地，以抓紧干部的培训工作。”之后，学校便向滨海区转移。
校卫生所的200余名伤病员，在敌人的两次合围中，安全无恙，被人们称为奇迹。卫生所之所以能坚持下来，除指挥得当外，是和亲密无间的群众关系分不开的。鱼水般的群众关系，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显示了军民团结的巨大威力。
精简整编与南墙峪突围
1．第一次精简整编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巩固占领区，支持太平洋战争，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地进行“扫荡”、“蚕食”，使抗日根据地日趋缩小，财政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为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党中央发出了“精兵简政”的号召。中央军委据此发出了相应的指示，要求全军整顿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加强基层。1942年年初，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下，学校实行精兵简政。这是学校的第一次精简，组织机构变动不大，对原来的三个部门（校部、训练部、政治部），四个大队的编制作了压缩。校、部领导基本未动，只任命一大队政委张雄为校政治部主任。这次精兵简政还根据中央军委2月发出的《关于交流干部的建议》精神，调出数百名干部，分配到山东分局、各部队和战时行动委员会的各部门工作。这一措施，加强了山东党政军各级组织的骨干力量，对进一步开展工作和锻炼干部，起到一定的作用。
一分校组织机构进行大的调整，是在1942年的8月份。8月初，根据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精兵简政”的指示，学校的组织机构作了一次大的调整。撤销训练部，将训练部原属的军教科改为军教处，负责组织教育训练工作，并与供给科卫生科和新成立的调查研究室，直属校首长领导。政治部只设组织科、宣传科和特派员。政治教育由宣传科负责。学校的领导成员也有变动。政委李培南调山东分局党校任副校长，部长袁也烈调清河军区任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刘浩天调教导二旅任政治部副主任；张雄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袁仲贤任副校长，闫捷三任教育长。1943年，学校大队机构缩编为营。这次学校精简下来的干部，由上级统一分配工作，和部队干部进行了交流。
2．继续精简整编
经过两次精简机构，压缩编制，学校的机构已经比较精干了，干部陆续调出，人员大为减少。到1943年1月，为了发展壮大文化工作队伍，开展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为使学校机构人员更为精干，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决定，一分校文工团与抗敌自卫军宣传大队合并，组成山东省文化工作团，归中共山东分局领导。从此，曾为一分校作出过重要贡献的文工团，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
1943年3月8日，一一五师电呈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为适应敌后环境和贯彻精简方针，拟将抗大一分校改称山东军区教导团。16日，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抗大一分校改为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继续保留抗大一分校的番号，第三支校改为胶东军区教导第二团，担负培训干部的任务。
1943年7至8月间，山东分局常委、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梁必业率工作组全面检查学校工作。萧华主任在总结中肯定了一分校在敌后办校的成绩，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
一分校改称山东军区教导第一团后，组织机构和人员，又作了调整。校（团）直属机构改为参教处、政治处、供给卫生处。校长（团长）、政委兼政治处主任、副校长，仍分别由周纯全、张雄、袁仲贤担任。教育长闫捷三调山东军区分配工作，教育长由孙继先（原山纵二旅旅长）接任。第一、二、三营和上干队的编制未动，各营领导成员也基本未变，只有第三营营长姚世峰调上干队任队长，其营长职务由陈士法接任。1943年7月，校长周纯全奉命调山东滨海行署工作，9月，山东军区任命袁仲贤接替校长职务，同时任命梁必业为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孙继先为副团长兼教育长。张雄调任山东军区特务团政委。
1944年6月，一分校奉命再一次进行精简整编，其机构和领导又有较大变动。袁仲贤调胶东军区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校长职务由曾国华接任，孙继先已在3月被任命为副校长，其教育长职务由李梓斌接任，关静寰为副教育长。三个处的机构未动。撤销了营一级建制，学校直接领导学员队。学员队除编有上干队、城市青年队（为山东分局城工部代训）外，还编有四个队：第一、二队为军事队，第三队为政治队，第四队为文化队。文化队的学员，大部分是领导机关的公务员、勤务员，以及领导的警卫人员。这些同志革命意志坚定，但文化程度低，为了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这次专门开办了文化队。
3．开展生产与助民劳动
学校在晋东南时期和到山东后的前两年，在开展生产和助民劳动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前者由于时间短，后者由于流动频繁，开展得都不很充分。1942年到达滨海区后，环境相对稳定一些，条件也有所改善，学校即对农副业生产作出规划，“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力开展生产运动，努力实现菜金、杂费自给。
学校的生产股和各基层单位的生产组，具体组织落实生产方面的有关事宜。当时除要求各伙食单位种菜、养猪以外，学校还组织师生到海边运盐，办豆腐房、粮食加工厂、被服厂、服务社等。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办学条件，提高了教职员工的生活水平，减轻了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培养和增强了劳动观念，使大家对毛主席倡导的大生产运动的伟大意义有了亲身感受。毛主席为解决抗日时期的财政经济问题，又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进一步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生产运动。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引下，一分校从上到下，更加积极地开展农副业等各项生产活动，生产效益也越来越好。
同时，一分校大力开展拥政爱民活动，密切军民关系，巩固根据地建设。学校开展人民军队性质和实行军民一致的重要意义的教育，使大家认识部队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和属于人民的，部队的建设与人民的支援是分不开的。1942年，学校驻莒县十字路一带。这里是老驻地，军民具有深厚的情谊。春节，开展了大规模的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学校召开军民座谈会肯定成绩，检讨工作。还以文工团为骨干，组织了秧歌队、高跷队、歌舞队、京剧组等，春节一清早，各单位领导带队，到各村给军烈属和广大群众拜年，演出各种文艺节目，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晚间，各单位在驻地召开了军民联欢晚会。热烈的“双拥”和军民共庆新春佳节活动，一直持续到元宵节。
春节过后，学校又大力帮助群众春耕生产。全校同志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分片帮助群众耕地、送粪、锄草、拉犁。天一亮就上地，摸黑才收工。尤其对军烈属，几乎把所有的农活都包下来了。帮助驻地群众的日常劳动，如担水、扫地、修场院、清扫猪圈等，都有计划地安排专人负责，真正做到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人。有时学校转移了驻地，还在庄稼成熟时，派人回去帮助收割、打场。群众感动地说：“你们真是人民的子弟兵，把群众的事，时时挂在心上。我们没有别的，只有努力搞好生产，出公差，抬担架，支援军队多打胜仗。”
1942年5月，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作出关于减租减息（简称“双减”）、改善雇工待遇的决定，并指示抗大一分校抽调力量，组成精干的工作组，参加“双减”工作。学校受领任务后，以校文工团和抽调的干部组成工作组，进入临沭县，在县委统一领导下，配合当地县区干部开展“双减”工作。
4．反“扫荡”中的南墙峪突围
1942年9月，日伪集结兵力，扬言“扫荡”滨海抗日根据地。这时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滨海，显然是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上级发出了反“扫荡”的指示。当时学校上干队、被服厂等300多人，在副校长袁仲贤带领下，为避开敌人锋芒，由滨海区转移到鲁中沂水县境内活动。没料到敌人扬言“扫荡”滨海是假，“扫荡”鲁中是真，使机关部队一时陷入被动地位。
10月26日，敌人集中万余兵力，从四面合击鲁中南墙峪地区。山东军区和鲁中军区机关，及时跳出了合击圈，而军区后勤部、鲁中第二军分区、常恩多部一一一师一部分，以及一分校部分人员却被合围在南墙峪周围狭隘的山沟里。随队行动的还有将要临产的几位女同志。
10月27日拂晓，敌人步步压缩合围圈，机关、部队退至沂蒙山高峰南墙峪山下。这时形势十分严峻，只有两个主峰在我军手中，主峰北面有常恩多部的一一一师特务营与敌激战，周围其余山头全部被敌人占领。空中有数架敌机轮番低空扫射轰炸，山头机枪火力交叉封锁射击。这时，上干队副队长徐奕贵、政治教员丁文（魏树谟），不幸中弹牺牲。在两个主峰之间的深沟内，人员、马匹拥挤在一起，处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各单位领导积极稳定人员情绪，组织力量实施突围。
上干队的学员毕竟是经过战斗锻炼的，在危急关头显得镇定。他们有的掩埋文件，有的清理行装，准备同敌人拼死一战。
夜幕降临，敌人在山顶、沟口点起了篝火，并派出哨兵游动巡逻。狂妄的敌人以为“拉网合围”就要成功了，只等天亮以后发起总攻，搜山捉“俘虏”了。
副校长袁仲贤召集队干部和军事教员分析敌情，研究突围方向。他指出：“咱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突围出去，再没有别的选择。从何处突围呢？从山口出去，有敌兵扼守，突围不会成功。有两位老农提供，南山半腰有条小道，老乡砍柴放羊走过，从那里突围，危险性固然存在，但不易被敌察觉，成功的可能性大。”经过研究，大家一致同意这个突围方案。
决心已定，大家分头迅速进行突围准备。具体组织工作由代理副队长韩斧负责。他是上干队军事教员，有一定的战斗经验。他向大家介绍了敌情和突围的具体要求，然后把近40名带步枪的学员编成班排，担任突围的战斗掩护任务。代理支部书记司东初把伤员和孕妇组织起来，明确互助办法。夜幕降临，听到周围山凹里的枪声渐渐远去，判断是各单位已开始突围了。
晚10点左右，开始降雾，整个山区迷迷茫茫，恰似施放的烟幕。此时，韩斧向袁仲贤请示是否立即行动？袁仲贤果断地下达了突围命令。在紧张的气氛中，他带领侦察员和向导，从大家面前走过，他那坚毅的步伐和从容镇定的神态，增强了人们胜利突围的信心。紧随袁仲贤之后的，是韩斧带领的临时组成的掩护排，再后就是突围人员。人们紧张、快速、寂静地沿着羊肠小道向南插去。
队伍行进在两峰之间的凹部，这里敌人没有布置任何警戒。韩斧立即将掩护排布设在两边，其他同志紧跟向导快速前进。等大家过完后，掩护排立即撤离。终于未费一枪一弹，从敌人的间隙钻出来了。
突出合围圈后到哪里去，又是一个紧系安危的关键问题。由于夜雾，在图上难以辨出立足点及方位，根据向导提供的周围村庄的地形判断，再往南走便是通向沂水的公路。这时，黎明将至，如再继续前进，很容易暴露目标，那将前功尽弃。袁仲贤和几位领导商量后，决定找个地方隐蔽起来。按照出其不意的原则，大胆选择了距公路约3里的一片马尾松山林，布设警戒，隐蔽休息。
中午，敌人合围部队开始撤离，一队队敌人在眼前的公路上通过，络绎不绝地撤回沂水县城。敌人万万没有想到，合围的对象就在自己的眼皮底下。
领导正确果断的指挥，根据地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充当向导，同志们安危与共，团结互助，共渡难关，是这次成功突围的主要经验。
整风与教育训练
1．开展整风运动
为在全党开展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2月开始，到1945年2月的三年时间里，一分校在山东分局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一直把整风运动放在重要工作日程。这期间，学校领导对整风运动抓得很紧，并针对在职干部和学员的不同情况，做了切合实际的安排。在职干部中，一般分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强调学好整风文件，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整顿作风的目的、意义和方法。第二步进行对照检查，即在认真领会文件精神的基础上，联系个人实际，进行自我批评。当时在这两个环节中，都曾出现过一些偏差，如学习文件安排的时间不够充裕，对文化低、理解阅读能力弱的同志，没有给以必要的帮助；对照检查中出现死扣、硬套、乱戴帽子的现象，影响了整风学习的效果。对这些偏差，一经发现，都作了较为及时的纠正。例如，把文化低、理解能力弱的在职干部编到学员队，让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同学员一起听整风文件的讲课；对乱戴帽子等现象，主要是运用典型引路的方法，让联系个人思想检查得入情入理的同志作典型发言，使大家受到启发，从而使整风检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普遍反映检查后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心情比较舒畅。第三步是审干。由于前两步在进行中能够及时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审干进行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没有出现大的偏差。
整风运动开始后，学校对教育训练工作作了妥善安排。学员的整风教育，利用政治教育时间进行。军事技术训练没有放松。营、团上干队的学员具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战斗经验，减少了军事技术教育时间，而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整风学习。
1945年3月，根据山东分局《关于发扬民主检查领导问题几项规定》精神，学校召开了民主检查报告会。会上，政委梁必业传达了山东分局书记、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在军区直属队民主检查总结会上的讲话。罗荣桓的讲话，对山东党政军开展的整风运动进行了总结，指出了运动取得的伟大成绩及今后的工作任务。接着，梁必业作了本校的民主检查总结，他说，三年来的整风学习，是贯彻党的三大作风的最实际的教育，使全校师生马列主义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达到了改进领导作风，增强团结的目的。他要求大家以整风精神，把学校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2．第二次党代会与第六期开学
1942年4月初，第五期最后一批——第三大队的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学校政委李培南在向毕业学员讲话时，根据党中央关于整风指示精神，强调指出要切实掌握调查研究武器，从实际出发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运用所学知识搞好整风学习。
1942年6月1日，学校召开了第二次党代会。李培南代表校党务委员会作了工作总结报告，回顾了上届党代会后学校各方面的工作，着重总结了两年来敌后办学的经验。与会代表审查通过了李培南的报告，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敌后办学的基本指导思想，把教学与战斗密切地结合起来，在非战斗时，一切服从教学，以教学为中心；在战斗时，一切服从战斗，以战斗为中心；努力加强军事技能训练，把行军、宿营、侦察、警戒、通信联络、紧急集合等，作为行政管理、养成教育和课程内容，认真抓好。会议选举了新的党务委员会，委员共11人，书记为李培南。
党代会后，第六期1300多名学员在滨海区莒县郑家相邸村举行开学典礼。罗荣桓到会并讲话，他要求学校既要搞好整风学习，又要搞好军事技术训练，使学员的政治思想与军事素质都得到明显提高，以适应新的形势与任务的需要。学校认真学习罗荣桓的讲话，根据教学力量，决定在办好校内训练的同时，抽出力量走出校门开办各类训练班，以加快干部的培养。
第六期教学时间最长，经过一年半的军政训练和整风学习，于1944年3月毕业。罗荣桓、黎玉、萧华为该期毕业学员题词：“打通思想，改造自己，坚持游击，掌握政策，努力生产，组织群众，提高技能，准备反攻。”
3．走出校门，到部队办训练班
1942年以后，伪顽力量逐渐有所削弱，与日军直接交战增多，鉴于我军兵器、火力较弱，山东军区和一一五师要求进一步加强近战、夜战的训练，以便在与敌短兵相接中夺取胜利。据此，学校不仅在学员中开展了刺杀训练，而且还专门举办了多期刺杀训练班；为部队培养刺杀教员。在游击战争环境下，学校克服物质条件的困难，千方百计制作了几十套刺杀训练护具。有了护具，学员苦练近似实战的对刺，提高了刺杀训练的战斗性。刺杀教员郑绍成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王茂德是原东北军军官，受过刺杀专业训练，还有一位是参加过反战同盟的日军军官。他们技艺精湛，要求严格，教学得法，受到学员的一致好评。
1943年以后，学校还多次派郑绍成、王茂德到一一五师、胶东军区、渤海军区开办刺杀训练班。刺杀训练的开展，大大提高了部队近战的士气和白刃格斗的能力，在战斗中，特别是对日军作战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当时除抓刺杀外，还加强了爆破、近迫作业和手榴弹投掷训练，全面提高了部队的近战能力。
此时，我军从敌伪顽手中缴获的轻重机枪、迫击炮、掷弹筒等武器逐渐增多。但由于部队指战员对这些武器的战术、技术性能不够熟悉，因而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当时，这些武器是部队的主要火器，调到学校训练有困难。根据这种情况，学校除加强兵器性能和射击技能的训练外，还多次派徐行、赵志坚等教员，到部队开办机枪等兵器训练班，训练重点是故障排除和射击技能。当时我军弹药不足，不掌握一般故障排除和“点射”技术，不仅浪费子弹，而且很难发挥武器的战斗性能。经过培训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不但节约了子弹，而且提高了射击命中率，特别受到部队的欢迎。徐行为进一步提高部队射击技术，于1943年还专门编写了《通俗射击原理和射击要领》一书，由一一五师印发给部队，对提高部队射击技术起到了一定作用。罗荣桓接见了徐行、赵志坚，并与他们共进午餐。这不仅是对他们个人，也是对一分校从实际出发，为培养干部提高部队战斗力所作贡献的鼓励和表彰。
4．开展军事体育比赛，掀起练兵热潮
1943年7月7日，全校举行军事体育比赛大会。项目有单杠、木马、越障碍和刺杀，各项都评出前三名。炮兵连当时获单杠、木马连队比赛第一名。这些比赛项目使用的器材，都是教员和学员用木头、土坯、石头、泥土、旧棉花等代用品制作的。条件虽差，练兵热情却很高，技术水平得到一定提高。
学校的炮兵连是以红一方面军炮兵连为基础组建的连队，是技术性较强的基层单位。军区和校（团）领导都很重视炮兵技术，经常给连队以具体指导。学校政委张雄，深入连队，了解情况，鼓励干部战士学好炮兵技术，准备大反攻。营、连干部，团结一致，组织战士学习文化知识，不断提高技术水平。政治指导员赵培桐，把“九二”步兵炮的零件，绘成立体图形。既方便学习，又保护了武器，受到大家的欢迎。红军名炮手、连长李玉章和战士们称赞说：“这是一个创造。”炮兵战士的体力最为重要，尤其在山地作战，骡马行动不便的时候，要靠人力把炮抬上去。装炮弹也要靠臂力。为此，炮兵连十分重视体育锻炼，是开展体育运动的先进单位。在石沟崖战斗中，步炮密切协同，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后来许多人担任了我军炮兵的重要职务，为发展、壮大人民炮兵作出了一定贡献。
5．改进领导方法，加强政治工作建设
1943年冬至翌年春，学校政治部组织机关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学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一定时间内只能有一个中心工作，辅以别的第二位、第三位的工作”等论述，政委梁必业就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要求机关干部在工作中去实践。他组织大家深入到一个基层单位，取得经验后，再去指导其他单位，这样做不仅提高了工作水平，也加深了对理论原则的理解。
为了改进政治工作，学校很注意学习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1944年2月，政委梁必业率学员一、二队副政指廖习仗和赵广恩等，参加了山东军区召开的历时两个月的政治工作会议。认真学习了部队的政治工作经验，听取了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副政委黎玉的《会议总结报告》和主任萧华的《关于对敌斗争问题》的报告。会后不仅向全校干部进行了传达，还结合学校情况作了深入研究，把部队经验贯穿到教学中去。2月5日，又派政指赵培桐等人参加了滨海军区政治工作会议。会议由主任刘兴元主持，政委唐亮作报告。吴岱在会上作了政工经验介绍。
为倡导尊老敬贤风尚，1944年春节期间，学校给50岁以上的老同志祝寿。这些同志多数是长期分散搞生产或做炊事工作的老红军。会上，为他们戴上大红花，政委梁必业热情致词，颂扬老同志的业绩，希望他们保重身体，继续作出更大的贡献。
北渡渤海，挺进鸭绿江
1．第七期开学和开办城市青年队
1944年6月15日，第七期开学，学员共654名。该期经过一年多的军政训练，于1945年5月上旬在鲁中帅巨浦汀一带毕业离校。第七期开学后不久，学校受领了开办城市青年队的任务。
1944年以后，各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露出了地平线。战争形势的发展，把搞好和加强城市工作的任务提到了重要日程。这年8月，山东分局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决定由分局城工部和抗大一分校合办一期城市青年队，其分工是城工部负责学员对象的审查、选调和毕业分配，一分校负责教育训练工作。
这期城市青年队的学员，是地下党通过秘密交通线，由北平、上海、济南、青岛等城市选调的进步青年，其中济南的学生最多。文化程度多数为初中、高中，少数为大学；年龄18岁左右的占绝大多数，男生多于女生。学员在学习期间都改名换姓，不准谈真实姓名和家庭社会关系等情况，彼此只谈学习方面的问题。这是当时工作环境的要求。城工部事先向学员进行了教育，学员对此既无怨言，也不感到意外。
青年队的学员，由敌人统治下的城市来到抗日根据地的学校，一切都感到新鲜和充满革命生气。他们热情高，学习认真，文化生活开展得活跃。主要课程是学习党的有关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学习期间，教员和队干部的热情关心，耐心教育，以及他们身体力行的模范作用，与抗大一分校的其他教育融为一体，取得了相互辉映、相得益彰的效果，给这些城市青年学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期青年队毕业后，由分局城工部接回分配工作。
2．第八期开学和北渡渤海归建总校
1944年7月，山东军区政治部发出通知，决定在8月份召开全区英模代表大会。学校根据通知精神，民主推选宋锡纯、杜乎斋、赵立苍、郭绍仪为教育英雄，余兴华、张尊吾为文化学习模范，郭树科、徐国栋为工作模范，司东初为一等工作模范。8月13日，山东军区英模代表会议隆重召开。宋锡纯、赵立苍、郭绍仪、郭树科和徐国栋代表学校出席会议，受到军区首长的亲切接见。
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接近最后胜利。敌人在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打击下，已日暮途穷。4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胜利召开。在大会确立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鼓舞下，山东党政军民齐心协力，不失时机地奋力扩大根据地和人民武装。一分校为适应大反攻的形势，根据党中央“使我军扩大一倍数倍”的指示，迅速将6个学员队扩大为3个大队，上干队继续开办。4月2日，在费县城内举行了第八期开学典礼，学员名额扩大了一倍，达到1200多名。这是一分校七年来第一次在县城举行开学典礼。大家心情兴奋，典礼热烈隆重。曾国华、梁必业在会上讲话，要求学员为迎接抗战胜利而努力学习。开学典礼后立即对学员进行编队。
9月3日，传来了日本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人们欢喜若狂。全校在费县召开了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大会。15日，山东军区发布命令，学校除留下部分干部编入第十二步校外，其余干部、学员由参教处处长邸怀珍、政治处代主任徐洪才率领于近期开赴东北，归属抗大总校建制。
政委梁必业、团长曾国华分别于9、10月调山东军区分配工作。
11月1日，全校人员分乘机帆船和木船，在龙口和栾家口出发，北渡渤海湾。8日，全校人员安全抵达庄河。14日到安东（今丹东）。在这里全校人员听取了东满军区司令员萧华作的《关于东北及东满形势报告》，使大家对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有了基本的了解。同志们兴奋地说：“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今天打到鸭绿江边，实现了驱除日寇于国土之东的愿望。”接着由安东出发，途经沈阳、抚顺，最后抵达吉林通化。此间，部分人员调至军、兵种部队工作，部分人员参加了地方政权建设。
1946年2月，何长工率领的抗大总校抵达通化后，奉命编成东北军政大学。一分校立即归属总校建制，并编成东北军政大学第三支队。不久，学校转移到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由山东带来的第八期学员，先后毕业分配工作。至此，一分校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摘自《在敌后的抗大一分校》编委会编写的“历史概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