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抗战进入最艰苦时期，随着革命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女干部结婚生子。孩子年幼，环境恶劣。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下，胶东行署和胶东妇联，联合在荣成县筹办了一个专门收养战争遗孤，和无法随军的干部子女的托幼机构——胶东医院育儿所。育儿所在荣成县的一个小村子成立，1942年4月辗转到牟海县（1945年更名乳山县）崖子镇东凤凰崖村，同年9月育儿所机关迁至田家村。当时胶东育儿所的主要任务是在周边村庄为那些孩子寻找奶妈。

　　迫于日军的大规模“扫荡”，育儿所在管理体制上采取村民分散收养的方式应对险恶的形势。东凤凰崖村处于乳山、牟平、海阳三地交界处，是日军统治的边缘地带，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群众基础良好，成为八路军子女寄居的主要村庄之一。育儿所的最主要工作就是选择不脱产的奶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带孩子不但要吃苦，而且要担风险。育儿所的工作人员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积极与周围村的党组织和妇救会联系，在不长的时间里，就选择了一批奶母，经体检合格后，开始奶养孩子。这些奶母，有的是即将给自己孩子断奶的妇女，有的是不幸死了吃奶孩子的妇女，还有正是哺乳期的妇女。在当时，为了隐蔽，孩子是随奶母分散在各村居住的，称奶母是“妈妈”。奶母与育儿所的联系，主要依靠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到各村直接与奶母联系。随着孩子的增多，到1944年，育儿所的管理工作分为总务、医务和巡视三个组。总务组负责生活供应。当时环境虽恶劣，但党组织和政府还每月按孩子年龄的大小发给细粮22斤、20斤、18斤，每年按春、冬两季把布和棉花发给奶母，为孩子做衣服。前方部队从敌人手中缴获到的战利品，凡是育儿所能用得着的，党组织和政府都想办法及时送到育儿所，再由总务组分发给孩子。医务组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奶母家，为孩子和奶母检查身体，向奶母宣传卫生常识，以预防各种疾病。尽管当时育儿所的孩子分散在50多个村庄，有的还相隔100多里，但为了孩子们的健康成长，育儿所严格规定每半月进行1次检查，每次检查都要直接检查到每个孩子。育儿所在孩子们的生活卫生方面作了许多规定，要求每个奶母做到：春秋季节每3天给孩子洗1次澡，夏天每天洗1次或数次，冬天7—10天洗1次；孩子的衣服平常3天洗1次，夏天1天洗1次，绝不允许让孩子喝生水、吃冷饭。巡视组除了负责到各村巡视检查奶母带孩子的情况外，主要是做好调查、聘请新奶母的工作。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把育儿所管理得有条不紊。1947年8月1日，胶东育儿所召开了庆功授奖大会，育儿所的领导代表胶东区党委向有功人员颁发了荣誉奖章，全所80%的工作人员受奖。

　　更值得人们敬慕的是那些至今无法统计出具体数字、有着金子般可贵心灵的不脱产奶母。是她们用甘甜的乳汁哺育着孩子，用生命和鲜血保护着孩子们的健康成长。1942年11月，日寇在马石山一带制造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惨案，当时，胶东育儿所的二三十个孩子被包围在马石山一带，育儿所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奶母们表示宁肯牺牲自己，也要保住孩子。在反“扫荡”中，奶母宫元花同育儿所的工作人员李玉华一起，抱着刚满周岁的福永在凤凰崖一带的山上与敌周旋。夜里，宫元花把孩子包在自己的棉衣里，让孩子的脸紧贴着自己的胸口，与李玉华对面而坐，两人的手都插在对方的胳肢窝里，共同用身体温暖着孩子，从白天坚持到黑夜，从黑夜熬到天明，直到鬼子逃窜，才和孩子回到田家村。在1944年“六一”儿童节纪念大会上，宫元花和李玉华被授予“育儿模范”的光荣称号。

　　那年9月，东凤凰崖村姜明真的孩子刚满八个月，为了哺育育儿所的孩子，姜明真毅然给自己的孩子提前断了奶，从育儿所接过刚满两个月的福星。不久日寇“扫荡”时，她和婆婆带着福星和自己的孩子藏在山上。两个孩子，只要喂一个，另一个见了就要哭闹，为了避免哭闹暴露目标，她先让婆婆照顾着福星，却把自己仅10个月的孩子抱在另一个山洞里，当她刚刚返回福星和婆婆藏身的山洞时，敌人就开始轰炸，她紧紧把福星搂在怀里，在敌机轰炸的间隙，她清楚地听到自己孩子的哭声，婆婆硬要出去看看，为了福星，她忍痛劝阻婆婆。婆婆只好噙着眼泪咬牙坚持着，福星安然地躺在姜明真的怀里。鬼子撤走后，她和婆婆扒开洞抱出自己的孩子一看，孩子的手脚因在洞里爬来爬去，被石头磨得鲜血淋漓，嘴上沾满了泥土和鲜血，嗓子哭哑了，肚子胀得像小鼓，回家不几天就夭折了。母亲失掉了自己的心头肉，其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可姜明真强忍无限的悲痛，告诫自己，为了福星，决不能倒下去。从此，她把母爱全部倾注在福星身上，把福星喂养到3岁，让其父母领走了。在那几年里，姜明珍先后收养了4个八路军子女，他们都好好的，而她自己的6个孩子当中，因为战乱、饥荒和疏于照顾，先后夭折了4个。

　　同年初冬的一天夜里，崖子镇凤凰崖村的肖国英，守着大女儿躺在炕上。二女儿不久前夭折，她正在被窝里暗自垂泪。这时，有人轻轻地叩打家门。她惊慌地叫起大女儿杨德香，刚想把她给藏起来。村治保主任杨锡斌和妇女主任矫凤珍在门外开口了，后面还有一个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孩子。进了屋，把孩子放在炕上一看，这是一个刚刚出生12天的小男孩。肖国英知道这是队伍上的孩子，得安插在她的家里，由她来当奶娘。孩子名字叫远落，远落刚送来时瘦弱不堪，老是拉肚子。为了治好远落的病，肖国英三天两头跑到育儿所去找医生拿药。为了让远落吃上充足的奶水，大冬天，她让丈夫到河里砸冰窟捞鲫鱼，熬成汤喝。伺候好远落对于肖国英来说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最让肖国英害怕的是日本鬼子多次来扫荡。在躲逃中，她那3岁的女儿吓得大哭不止。她怕暴露目标，就把自己女儿扔在草垛里，任她在那里哭闹，自己却带着远落躲在山坳里。几天几夜，不知道女儿的下落，她的心像被揪去一般。平日里，做针线活的时候，她把远落放在怀里；上山干活的时候，弄在背上背着，一刻也不敢撒手，生怕他有个闪失。1948年，胶东全境解放，部分孩子要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落远的亲生父母也来接孩子，为了怕肖国英伤心，村干部故意把她骗出去。回到家，她发现孩子被接走了，号啕大哭，茶饭不思，大病一场。

　　同时被包围在马石山上的奶娘佟玉英，她抱着军人的孩子王文胜躲进深山。寒冬的山里，寒气袭人，天空还飘着雪花。王文胜冻得发抖，哇哇啼哭，吓得佟玉英赶紧把自己的上衣大襟解开，把王文胜揣进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暖和孩子。暴露目标可不得了，那是全村人的生命。山上，有多的像蚂蚁一样的鬼子在搜山；头上有多架飞机在空袭。王永胜暖和了，停止了哭泣。而她自己的儿女在风雪中冻得瑟瑟发抖，手脚都冻麻了。她低声呵斥女儿别哭，自己何尝不是在忍受着呼呼的北风针扎似的痛呀。

　　东凤凰崖村奶母初连英，1942年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小的孩子正是需要奶水的时候，她听到有些八路军女同志为了早日返回前线，把吃奶的孩子送到育儿所的消息后，主动到育儿所抱回个叫爱国的孩子奶养。大家担心她自己的孩子太小，断不了奶。初连英表示：“爱国的父母为了咱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舍得扔下亲骨肉，我为她们带带孩子，自己的孩子吃点苦算什么？”在当时，把心血全部倾注给孩子的何止是育儿所的工作人员和奶母，即使那些年迈的老人也在尽着自己的一点力。东凤凰崖村奶母沙春梅抱回育儿所3个月大的小春莲奶养，年迈的婆婆为了让儿媳专心带好孩子，她起早贪黑把家务活全揽下了。春莲5岁时，前方的父母把她接走了，全家人吃不好、睡不香，做梦也和小春莲在一起，婆婆也因想念春莲哭成了耳聋病。

　　1948年，乳山境内相对安定，育儿所有了集中育养条件，开始公开招收保育员。姜淑珍老家是莱阳市院上镇七岌村，那年春天有两个20多岁的女同志到该村招人，说是到胶东育儿所看小孩，按月发工资。父母非常支持她到外地工作，就与邻村另一名女青年报名。她们4个人用了两天一宿的时间，从莱阳步行到乳山腾甲庄村的胶东育儿所。当时育儿所的所长是个女的，姓刘，50多岁；事务长是个男的，姓梁，30岁左右，经常赶马车为所里买菜什么的。胶东育儿所的地方挺大的，是大地主的房子，有四五十间屋子。前排是临街房屋，有十几间，有3个大门；中间有三四排房子组成院落，院内有滑梯、大木马等儿童玩具，院子东面有一栋二层楼，所里物资都放在那儿；后面也是一大排房子，再后面是个花园。当时所里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照顾20多个孩子，小的有几个月，大的有八九岁。几个月的孩子有专人负责照顾，小的孩子喝奶粉，大的孩子主要吃馒头、米饭；工作人员也在育儿所吃住，主要吃馒头和饼子。小的孩子随保育员睡，大一点的孩子睡在木床上，床上铺着毯子，有专人护理。育儿所里有专人为孩子做饭，有专人为孩子洗衣服、缝衣服（手工缝）。姜淑珍的主要工作是照顾那些会走的孩子，给他们吃的、喝的，帮他们整理卫生，陪他们在院子里面玩。

　　那时有宫元花、肖国英、姜明珍、佟玉英、初连英、姜淑珍、矫凤珍、姜玉英、王聪润等好几百位奶母，然而，大部分奶母没有留下姓名。近10年的时间内，住所的儿童数量，由开始的2人增加到220人（因战乱统计资料散失，住所孩子的数量未留下准确记录，据亲历者估计约有1000余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