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危矣

　　我是1931年出生的，就是“九一八”事变那年。此前是中原大战时期，蒋介石要统一中国，当时占据了河南、河北、察哈尔地区的冯玉祥联合了阎锡山、李宗仁与蒋对抗。打了半年后，张学良突然站到了蒋介石一方，随着东北军加入战局，形势开始急转直下，西北军全盘皆输。

　　我祖父从1917年到1930年一直追随冯玉祥，深得赏识，在军中一路晋升。他为人比较正直，做事光明磊落，对人也很讲义气。有些骂过他的人，后来只要跟他道歉，他都不再计较。在生活上，士兵吃什么穿什么，他也吃什么穿什么，但治军很严格。

　　祖父也是一个很有同情心的人。有一年山西闹大水，有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成了孤儿，逃难到我们家门口，饿得实在不行了，祖父就把她们收留在家里。后来一个嫁给了祖父的卫兵，我家还给买了嫁妆；另一个嫁给了一个团长。她们告诉过我，祖父每次回家都会问她们：吃得饱吗？挨打了没有？他不允许家里有打骂下人的事。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祖父的部队被张学良收编了。那时家里还没有稳定的住处，我母亲是回郑州娘家生产的。接到我出生的电报时，祖父正在练兵场上，给我起了张庆宜这个名字。不久后，二十九军成立。宋哲元任军长，祖父任38师师长，冯治安任37师师长。他们三人都是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一起成长起来的，犹如桃园三结义一样，非常抱团。其中宋哲元一直是一把手，祖父其次。

　　“九一八”后，日军开始从东北向关内推进。1932年，二十九军奉命驻扎察哈尔。第二年初，日军进犯长城，宋哲元率领部队赶赴喜峰口，在这里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就是让全国振奋的喜峰口大捷。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极其落后，面对日军的飞机、坦克、机枪、大炮，中国军队连枪都发不全，只能用原始的大片刀杀敌。那首脍炙人口的《大刀进行曲》，第一句就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最初就是写给二十九军将士的。

　　这场战役中，祖父一直在前线指挥战斗，“歼敌步兵两联队、骑兵一大队”。这是他第一次与日本人作战。然而长城抗战没能抵抗住日军的入侵，虽然二十九军打了胜仗，但其他几条战线都被突破，最后中国军队撤回关内防御。

　　日本打到山海关后，一时难以推进，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部队退出华北。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协定华北只留一支中国驻军，蒋介石选择了二十九军。日本之所以接受这个方案，是因为他们认为二十九军之前跟蒋介石打了很多仗，不会一心抗日。1936年初，日本政府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核心是“逐步完成冀察二省及平津两市的自治”。为维持主权，国民政府在1936年5月任命祖父为天津特别市市长。我们也跟着他从北平来到了天津。

　　当时的华北是敏感地带，特别是天津，实际上已经是国防前线。日本想要用政治手段占领平津冀察，整天找事，要这要那，国人都在担心冀察会成为第二个东北。那时天津驻有19国领事馆、租界，以及5个国家的驻军。其中驻军最多的就是日本，有一万多人。根据协定，作为市长的祖父只能管理行政事务，实际就是外事工作。然而弱国无外交，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跟日本低头的事情。

　　那时日方非要宋哲元赴日访问参观，宋哲元打死也不肯去，因为他是地区一把手，去了就没有退路了。但又不能跟日本人扯断关系，蒋介石也不希望华北出现事端。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让我祖父去。祖父就把这次参观定为旅游性质，破例带了我的叔叔、姑姑同去，在日本期间也没有单独接触任何日方人员。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利用汉奸特务大肆散布祖父“亲日”的谣言，造成国内对他的误解与攻击。可以说，在天津的一年多时间是他一生中处境最困难、精神最苦闷的时期，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心里苦得很”。

　　不过，在这个时期，二十九军得到了迅速发展，从四五万人扩编到十万，仅祖父的38师就有3万人。利用天津的港口优势，进口军火，士兵终于全部用上了枪。据部下回忆，当二十九军拿到中央颁发的购买中小口径炮和机枪的进口许可证时，祖父高兴得手舞足蹈，“又唱又打拳”。这些进口武器很快就发挥了威力，因为时隔不久抗战就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