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恒，1918年出生于现高新区马厂湖镇杭头村，1934年就读山东省立临沂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中医、针灸技术。1938年5月参加抗日联庄会。道沟阻击战中占领制高点用机枪扫射鬼子，掩护战友撤退。1938年9月入党，同年因家中母亲生病，返家。在家期间积极搜集地方鬼子、汉奸情报，及时提供给党组织。1945年至今，老人在家乡免费替人针灸行医。

　　┮采访札记：

　　今年97岁的周恩恒，对当年的人名、地名以及所发生的事记忆犹新。采访中，老人随口唱出了四首完整的红色歌曲，我想，这些歌词早已经在老人那烂熟于心。老人讲，“历史是忘不掉的。”70年来，周恩恒在乡里义务行医。说起为什么看病不要钱，老人说，“我在践行当初的入党誓言！”

　　乡村师范学生，投笔从戎打鬼子

　　1934年，我凭借优异成绩考进了省立临沂简易乡村师范学校，这一年开始学校改为四年制，前三年我在学校主要以课堂学习为主，第四年是轮流实习，当时学校并没有统一的教材，大部分教材是学校老师自己选编的。学校教研氛围特别浓厚，有武术、书法、英语等课外小组。我对中医、针灸比较感兴趣，于是课余时间跟着班主任高树屏学中医，学针灸。与高老师待的时间久了，我了解到他是临沂地区早期的共产党员，一位爱国志士，从他身上我也慢慢受到先进思想的启蒙。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日军侵占了东三省。高老师对此一直愤愤不平，白天他在课堂上除授课以外还积极启发学生们的抗日思想，晚上他就带着学生上街发传单、写标语。1938年4月21日，临沂城沦陷前的一段时间，我们乡村师范学校有些学生转移到安徽阜阳继续上学，我当时申请回家。

　　我们杭头村一带活跃着抗日联庄会一大队，大队长名叫张玉枢，此人是名地下党员。我回家后不久便跟着哥哥周恩荫参加了张玉枢的队伍，一大队单我们杭头村就有七名同志参加。张玉枢考虑到我有四年的乡村师范学习经历，于是安排我负责联庄会的总务工作。

　　平时，张玉枢带领我们到各村宣传，“有人的出人，有粮的出粮，有枪的出枪，积极抗日打鬼子。”截至1938年8月，联庄会一大队发展到了80多人。由于杭头村距临沂城并不远，在鬼子的眼皮子底下，为了避免鬼子报复村里人，我们便转移到杭头村东北不远处西墩村外的大庙里驻扎。还记得，这年刚割完秫秫，有位日本便衣来我们驻地，对方声称是江苏籍难民，一路避难来到这里。我们问他，“鬼子都打进临沂城了，你不赶紧带着老婆孩子躲难，怎么还跑到鬼子的眼皮底下避难？”见对方支支吾吾答不上来，再看对方的肤色和身上肌肉，一看就不是难民，听口音应该是鬼子的便衣。我们顺势将这名便衣捆绑了送到上级审问。

　　鬼子便衣出来侦察，一定会有战事。果不其然，我们不久就有了一场与鬼子正面拼杀的恶战。

　　土墩上架起机枪，扫射小鬼子

　　中共党员董少白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回到家乡，在临沂西部地区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这天他和中共临沂特别支部委员会书记韩去非来到我们一大队驻地西墩村外大庙，跟队长张玉枢对接工作。

　　为了安全起见，我将董少白、韩去非和张玉枢送到西墩村村民郑朝申家，三人在老乡家秘密对接工作。正值中午，作为一大队的总务，我就回到大庙招呼队里的同志们吃午饭。还没等开饭，前方哨探过来报告说有500多名鬼子从临沂城出发朝我们这赶来，已经到了城西的七里沟村。我们马上整军迎战。很快，哨探再来报告说鬼子已经到了城西三岗店子村，当时我们分析，鬼子应该不了解我们驻扎在大庙的情况，而当时国民党张里元的部队驻在距西墩村不远处的岑石村一带，鬼子应该是去打张里元的部队。

　　民族危难时刻，不管鬼子打谁，我们都有义务打鬼子。于是，我们一大队80多人分成四个小队，及时转移到邻近的道沟村外鬼子的必经之地准备埋伏。我负责到老乡家通知正在对接工作的董少白、韩去非和张玉枢。结果还没等我走到半路就看到远方训练有素的鬼子钻进路边沟里，率先向我方开枪，战友于占奎负伤。见此情形，我们的队伍及时后撤，鬼子的指挥官挥舞着刺刀指挥日军向前冲，三挺重机枪“哒哒哒”朝我方猛烈开火。

　　紧要关头，我心想张玉枢他们三人听到枪声应该能做出准确判断。于是，我就先将部队的粮食藏了起来，又将我从老乡家借来做饭的三口大锅踹到了湖里。庙里还有一挺捷克式机枪，这挺机枪是各村凑份子买来准备打鬼子的。于是，我就叫上炊事员端起机枪奔向了庙旁的土墩上，占领制高点，此时1500米开外就是战友们和鬼子交锋的阵地。

　　我当时在乡村师范学习时，是全校的射击冠军。眼前的鬼子正在疯狂进攻，再近些，再近些，我瞅准鬼子的指挥官开枪，撂倒了指挥官就瞄准鬼子的机枪手射击。鬼子失去了指挥官和重机枪的掩护，进攻被迫停止，这也为战友们及时撤离争取了时间。可没过多久，鬼子竟然架起迫击炮，朝我所在的土墩开炮。面对鬼子猛烈的炮火，我和炊事员从土墩上及时撤下来，恰巧迎面碰到张玉枢三人，我向他们做了简要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