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部成立旧址(现博山区北博山镇五福裕村)
今年是鲁中山区著名抗日爱国将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参谋长郑兴牺牲73周年,我们撰写此文,缅怀先烈,追思其抗日救国命运多舛的传奇人生。
青年逃婚闯关东
郑兴,又名郑汉卿,1885年生于淄博市博山区五福峪村,兄弟姊妹五人,他是老大,一家人以种田、放羊谋生,郑兴幼年时在当地读过私塾。他18岁那年,父母托媒人为他找了一位农家姑娘作媳妇,脾气倔犟的郑兴,对这门亲事不满,被祖父教训了一顿,一赌气离家出走,孤身一人下了“关东”。1903年,郑兴只身一人来到了东北奉天。人生地不熟,只好凭着一身力气出卖苦力来维持生计。后来经老乡介绍,在电话局当了一名电话工,后又当了邮差。不久又到了吉林长春,在这里结识了一位山东老乡孙墨佛,先生有学问,擅书法,郑兴有文化底子,就跟着孙先生开始钻研学问。1921年,他考取了张作霖的吉林警官学校,毕业后,于1925年被派往中朝边境图们江边二道沟警察署担任外事警官。由于他办事干练,忠于职守,被提升为警察署署长。
“马鞍子事件”替罪羊
1926年,发生了“马鞍子”外交事件。延吉二道沟位于中朝边境,民国建立后,双方正式设立了警察署。朝鲜警察署所长由金瞎子(朝鲜人)担任。日寇侵略朝鲜后,操纵“金瞎子”向中方经常挑起事端,郑兴对此十分反感和警惕。他任署长期间,调进了部分山东老乡当巡官,其中有一位叫柴世荣,此人像梁山好汉一样嫉恶如仇,对日、朝方多次制造摩擦,柴世荣都敢于冲锋在前。有一次,“金瞎子”的马鞍子在边界巡逻时丢失,诬陷是中国人偷了,通知中方查找。后来,恰巧一位中国农民在山沟里拾到了一个“马鞍子”,便交给了中方警署。中方通知朝方前来认领,“金瞎子”却硬说他的“马鞍子”是用“金票子”制做,必须给予赔偿。他蛮横无理,将椅子摔坏,郑兴拂袖而去,柴世荣等便把“金瞎子”和随从教训了一顿,导致了这场“外交”事件。日本和“朝鲜”当局与当政的张作霖交涉,要求严惩肇事者,郑兴被撤职,调往珲春东沟任警察署长。这是一个只有几人的小警察署,此处与苏联接境,“十月革命”的新制度传播过来,激发了郑兴的爱国进步思想。1929年辞官来到汪清县小城子。 小城子,当时是逃荒到“关东”的山东人集中地之一,当地地主、土豪劣绅欺负外来户,不发给他们“地照”,使他们辛苦垦荒的土地被霸占。一次,山东农民与当地豪绅李二横子发生冲突,垦荒农民登门找郑兴求助,帮打“官司”,为老乡出口气。郑兴将事情原委了解清楚后,找到当地有名气且有正义感的律师李延禄帮忙,两人多方奔波,在中共延边地下县委的支持下,打赢了 “官司”,李二横子被司法机关判了刑,伸张了正义。
长白山下斗敌顽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李延禄受党的委派到王德林部队中去工作。王德林也是山东人,有爱国思想,在苏联淘金时参加过苏联红军,回国后当了张作霖的警卫营长。我党通过多方做争取工作,使他带领的东北军第三混成旅第七团三营正式打出“东北抗日救国军”的旗帜,应李延禄和王德林的邀请,郑兴出任该军军法官兼第五旅旅长,为整顿军纪,筹集粮饷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一次,他和军参谋长李延禄到宁安县城筹款,与伪县长、税务局长、公安局长等斗智斗勇,终于筹集到了9万元现金,及时解决了全军将士吃饭、寒衣的燃眉之急。 1932年,抗日救国军左路指挥马宪章密谋投靠日本人,抓捕杀害我抗日会长等干部群众多人。不久,在召开的会议上,郑兴揭发了马的种种罪行,他和参谋长李延禄又极力主张,由第四旅旅长刘万奎部解除马部的武装。同年9月,在犁树镇处决了这个叛徒。 这年的冬天,在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围剿下,王德林部与日寇遭遇,敌众我寡,最后不得已郑兴随王德林退到了苏联境内。
重返故乡举义旗
1935年,郑兴由苏联回国,不久,妻子常泽敏也绕道回国,乘船到达天津塘沽,他们全家一起返回原籍博山五福峪村。 “七·七”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民族危亡之际,他不甘心俯首当亡国奴,思想极端苦闷,便同返乡结识的挚友、博山县政府联庄会训练大队大队长徐化鲁彻夜畅谈,欲发挥各自社交能力,广泛联络原联庄会训练骨干和五福峪村周围的热血青年,准备建立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博山特支负责人张敬焘来到五福峪村,找到了正在徘徊思忖的徐化鲁和郑兴,向他们介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他们同中共合作,公开建立一支抗日武装。这时省委又派谭克平前来协助,俩人共同做郑、徐的工作,他们俩人欣然接受了中共党组织的意见,春节后把组织起来的人带到莱芜县常庄,驻到了常庄响水湾的三官庙小学。部队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定名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第一总队,徐化鲁任总队长,郑兴任参谋长,谭克平任政治部主任,张敬焘任副主任,到3月间部队发展到300多人。在联合各军攻打博山城之后,党组织及时识破并粉碎了李兴唐等顽固派的阴谋诡计,由徐化鲁、张敬焘率200余人编入八路军四支队。郑兴率部100余人投奔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郑兴被任命为三支队参谋长,从此走上了民族解放的革命征程。 1939年9月,三支队奉命开辟清河根据地,为继续保持与鲁中部队的联系和筹办军需物资等,在博山建立了办事处。支队司令杨国夫和政委徐斌洲等首长确定由郑兴和三支队驻博办事处主任张仲三带一连武装,在莱芜、沂源、博山、淄川、益都一带活动,为部队筹集粮秣。他们一行深入山村宣传动员群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敌占区驴驮、人担,运了很多粮食、鞋袜、电池、药品等物资。郑兴还通过人熟、地熟的有利条件,在博山太河、池上和口头等地筹集了大批的被服给养,通过博山城里的社会爱国人士筹集了一批款项。他还曾只身一人到敌占区,为三支队的兵工厂购买了大批钢材,通过地下关系运往我兵工厂供部队使用,为对日作战创造了条件。 1940年春,郑兴与警卫员王京亭俩人准备从池上去郭庄筹集给养,夜间走羊肠小道,山路凸凹不平,郑兴这年已55岁,不慎一脚踏空,滚入山沟,将腿部摔伤,经组织批准,回到五福峪的家中养伤,警卫员王京亭将其悄悄地从家里转移到山上一个场院的小草房子里住。泰山区党委准备调郑兴回区机关工作,这年四月的一天黄昏,突然来人找郑兴谈话,警卫员正巧不在场,由于当时环境恶化,双方在交谈中争执发生误会,郑兴中弹身亡。值得庆幸的是,在郑兴蒙冤遇害近40年后,经中共山东省委派员认真调查核实,于1979年2月12日作出决定:“为郑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经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为革命烈士。其事迹载入《淄博市著名烈士英名录》及《八路军山东纵队史》和1995年省、市政协编纂出版的《山东抗日英烈》和《淄博抗日英烈》。沧海横流,山河作证,历史终于还原了这位从“九·一八”后便投身于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抗日英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