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民(1900—1938)

　　刘振民是文登县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员，曾任中共胶东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在上世纪30年代，他为宣传发动农民进行斗争，为文登、荣成等县党组织的建设和开展，开辟昆嵛山革命根据地，领导胶东“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以及为“昆嵛山红军游击队”的建设和壮大，都作出了很大贡献。

　　（一）

　　刘振民，代号水子，1900年5月出生于文登大界石村一户贫农家庭。1921年，刘振民辍学，在家里经营一个本小利微的文具店，因军阀的盘剥，生计日趋窘迫。

　　30年代初，文登二区人民不仅深受国民党政府的压榨和地主、高利贷者的盘剥，还备受兵匪之苦，生活濒于绝境。刘振民组织农民进行抗捐抗税斗争。

　　1932年5月，中共党员曹云章由文登五区吴家小学转到二区鞠家庄小学，以教学为掩护，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刘振民因走街串校卖文具与曹结识，常应邀闲谈，并成知己。是年7月，他经曹云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自此，在旧社会苦苦挣扎的刘振民有了明确的革命方向。

　　（二）

　　刘振民入党后，为革命日夜奔忙。初期，他利用卖文具的职业和农民协会宣传干事身份，走街串巷，四处活动，广泛结交进步教师、学生，并积极慎重地在农民协会中发展党员。由于刘振民等在农民协会中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大力发展党的组织，这年年底，二区的农民协会已成为党的外围组织。1933年初，二区农民协会在汪疃村召开代表会，村内村外遍设农民纠察队，国民党文登县县党部派员参加，被拒之村外。

　　二区以农民协会为组织形式的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为我党在这里的早期活动和革命斗争，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党的组织也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鉴于二区地处昆嵛山区的重要地理位置和党组织发展的状况，1933年春，胶东特委指示成立二区区委，刘振民任书记。

　　在胶东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刘振民倾尽全部心血夜以继日地奋发工作。他还编写了《穷人没法过》、《妇女歌》、《反捐税歌》等歌词，用“苏武牧羊”一类民间易学的曲调教劳苦群众广为传唱，激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除此，刘振民还根据其他党员的职业、特长和社会关系等具体情况，以办拳房、家门里（宗教组织）、经互会、妇女会等多种形式和探亲访友的名义物色培养对象，壮大党的队伍，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刘振民还有计划地派人打进国民党的乡公所和联庄会，一方面控制敌人的情况，一方面尽可能地掌握武装。在倪家产、栏木沟、西院下、长夼店、柏家庄一带，由于党组织力量强大，群众基础好，党的活动已近于半公开状态，被上级党誉为“小苏区”。1934年10月在胶东特委主持下，文登县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在文登二区烂木沟举行扩大会议，组建了中共文登县委，杨岫庭任书记，刘振民、邹青言任委员。1934年2月和1937年2月，两届胶东特委建立，刘振民均为胶东特委委员。

　　（三）

　　1935年，胶东特委领导了震撼胶东大地的“一一四”农民武装暴动。刘振民是这次暴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是年春，刘振民奉胶东特委指示，多次以行医卖药为掩护到荣成巡视工作，指导建立了石岛党支部和石岛药房联络站。

　　同年夏，胶东特委在文登老二区的院下西山、张格庄、东山石窝子和沟于家多次召开党的会议，策划“一一四”暴动。暴动分东、西两路。文登、荣成为东路，牟平、海阳为西路。张连珠和刘振民负责东路。东路暴动队伍被编为三个大队，刘振民兼任第三大队（特务直属大队，又称特务大队）政委。

　　刘振民按照特委的统一部署，他和特委书记张连珠两次到荣成召开会议，进行暴动的组织发动。与此同时，刘振民等根据荣成党员数量少的实际情况，在暴动前夕，抓紧党组织的整顿和发展，大量地吸收群众组织中的积极分子入党，为暴动充实了中坚力量。

　　按暴动计划，东路队伍确定先进攻石岛，夺取武器。按约定，刘振民先行一步去荣成。他提前去的任务：一是通知文、荣边的一带人员作好准备，暂时按兵不动，届时于得水带队去石岛的路上随行东进；二是传达特委“一一四”暴动的决定，组织好进攻石岛的外线配合和内线接应。农历十一月三日，刘振民在荣成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和联络，不料，情况突变：到各处联络，都没能接上头；石岛的敌人增哨加岗，戒备森严。他被迫退出，在城南一土地庙里隐蔽，焦虑地等待着第三大队的到来。

　　是夜9时，于得水带队兼程按时赶到。刘振民正在紧张地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突然听到两声击掌，知道第三大队已到。刘振民和于得水碰头后，当即决定：马上回头西返，去袭击人和镇公所和鹊岛盐务局的敌人，沿途再收缴黄山敌区公所和宋村盐务局的枪支，然后去和一、二大队会合。

　　为了避免敌人发现目标，在约定了集合地点、时间和信号后，刘振民带大队翻山越岭走小路，于得水带着9个人化装走大路，两路直奔人和镇。当刘振民率队到达时，于得水等已出敌不意地收缴了人和镇敌区公所的枪支、弹药。此时，旭日东升，刘振民即命队员撑起“抗日救国人民自卫军”的鲜红大旗，组织队员在街头宣传。人和集的群众，奔走相告，涌上大街，惊喜地听着革命战土的宣讲，一些青壮年自动地加入了队伍。

　　兵贵神速。刘振民、于得水等在人和集做了短时宣传后，即率队直捣鹊岛盐务局和黄山、高村区公所，敌人皆闻风而逃，队伍边行边收缴逃敌留下的部分武器。当部队行至张家埠村南的时候，猝遇鹊岛盐务局的逃敌。刘振民向敌兵进行了教育：“我们是共产党，不要怕！我们是为穷人服务的，你们不要再替官衙去欺负穷人……”走时，还发给他们一些宣传品。赶到宋村盐务局，敌人也早已闻风匿迹。迅速收拾了几支枪和部分子弹后，刘振民等便率队急急地向预定汇合地点奔去。

　　按原定计划，第三大队在农历11月3日夜打下石岛后，4日上午返抵文登孔格庄，与一、二大队会合。因石岛敌情有变和一路转战，三大队指战员两天一夜徒步跋涉300多里，4日晚9时许，才摸黑赶到。这时，一、二大队因久候不见第三大队，已经离开此地，只有特委书记张连珠还在这里焦虑地等待着。

　　刘振民、于得水等将上述经过向特委书记做了扼要汇报。张连珠一面赞扬了他们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面也分析了由于第一步计划未能完成和敌情有变化所面临的严重形势。

　　“一一四”暴动犹如春雷震撼着胶东大地，动摇了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主豪绅的统治，唤醒了胶东的劳苦大众。但这次暴动因遭到山东军阀的血腥镇压而失败，特委书记张连珠和其他领导人曹云章、程伦、丁树杰等20多名同志，不幸壮烈牺牲，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遭到通缉、搜查、追捕、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振民矢志不渝，百折不挠。

　　刘振民、于得水、邹青言、王亮等，带领着“一一四”暴动的部分队员，进驻昆嵛山区，建立了“昆嵛山红军游击队”，他们采取分散与集中，秘密与公开的方法，用虚虚实实、声东击西的战术，在二、三区群众的掩护支持下，反“清剿”、反欺骗、反自首，纵横穿插，打狗斩蛇，展开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为了恢复和加强党组织的建设，提高游击队员的政治军事素质，以便长期斗争，在刘振民的主持下，于1936年4月在昆嵛山腰的“老蜂窝”山洞里举办了训练班，对部分干部和游击队员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1936年5月，刘振民去延安学习，并出席了中共中央召开的苏区党的代表会议。会上，他受中共华北局领导的推荐，作了以“暴动”、“农民斗争”、“妇女运动”为内容的发言，受到与会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代表们的赞许。

　　1937年11月，刘振民自延安返回山东，受省委黎玉同志派遣，回到胶东。到胶东后，特委书记理琪同志把他安排在“三军”司令部里工作。

　　1938年2月，海阳县县委书记刘仲益向特委报告：“反共不抗日的东村民团有50多支枪。他们每天徒手出操，应乘机把枪缴下来作抗战之用。请特委派人来指导这一行动。”刘振民得知后，自告奋勇，当即和王政安一道，带了些“三军”的信纸、信封（刘想顺便搞统战工作之用）去完成这一任务。但因前去的农民队员缺乏战斗经验，在返回的途中枪支被追敌夺回。

　　此举失败后，王政安即返胶东向特委汇报。这时，刘振民在海阳县听说，国民党地方武装韩炳宸部从青岛崂山拉出来，有抗日之意。刘振民觉得机不可失，即以“三军”代表的身份，带着自备的介绍信，在海阳县委组织部长李桂岩和两名青年的陪同下，前往驻即墨县韩炳宸部进行统战工作，结果被韩部设计扣押。在押期间，刘振民虽身遭酷刑，但宁死不屈。这期间，海阳县委和胶东特委曾多方设法营救，但终因韩炳宸怀疑刘振民有“瓦解”其部队之意，于1938年4月将其杀害。临刑前，刘振民从容镇定，慷慨陈词，一再向韩部讲明抗日的形势，申张团结抗日的大义。刘振民同志时年仅38岁，他的光辉名字和英雄业绩，将永远载入革命史册。 （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