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衡，1906年出生于山东汶上县周村一个农民家庭，大革命时期曾加入国民党。1931年山东省立第一师范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统计专业，在北京大学期间和中共地下党工作人员交往甚密，并深受他们的影响，通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对国民党反动军阀的统治深恶痛绝，在校期间，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一二.九学生赴南京请愿团的代表之一，后遭血腥镇压后，返校途中回到家乡汶上，邀集昔日同学聚会，痛斥蒋介石反动卖国政策。1935年，陈伯衡北大毕业后到济南齐光学校任教务主任，并成为《齐光校刊》的主要撰稿人。在齐光中学期间，多次掩护中共地下人员和进步师生开展工作，当时有“红色齐光”没誉。1936年，鲁迅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陈伯衡悲愤著文纪念鲁迅先生，并歌颂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文化事业所作出的伟大功绩，发表在校刊《齐光校刊》上。

　　1937年10月，他随韩复榘的省政府机关南撤，到达故乡汶上县，于汶上城西门里力生合作社会见往日的同学故旧曹志尚、刘启文、曹麟周、张云峰、隋传文等，其时，曹志尚等说：“你往南边撤，是为了抗日，不如留在咱们家乡领导我们一起抗日，我们正在商议抗日武装起义的事情，只是苦于没有主心骨，不知道该打谁的旗号才好。”陈伯衡和曹志尚、刘启文原本就是小学时的同学，1927年北伐军打到汶上县的时候，他们一起参加了国民党，陈伯衡成为国民党汶上县执委，这一年他们共同组织了学生和农会会员欢迎北伐军的活动，1928年他们组织教师学生向国民党县政府进行索薪斗争，已经是国民党县警备大队副大队长的曹志尚也带领警备队参加了这一斗争，事后国民党撤销了陈伯衡、曹志尚的职务，并将他们列为乱党首领进行通缉，通过这件事情，使他们看清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嘴脸，从此和国民党彻底决裂。七.七事变以来，眼见得整个华北沦于倭寇之手，蒋介石国民党一味的妥协退让，消极抗日，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更是不放一枪一弹便放弃了黄河天险，弃守省城济南，使得日寇长驱南下，如入无人之境。陈伯衡说：“依靠国民党抗击日寇已无可能，我们应该另辟蹊径，坚持家乡抗战。至于打谁的旗号，我们大家从长计议才好。”其时，关于打谁的旗号的问题，陈伯衡早已胸有成竹。

　　因为陈伯衡的到来，汶上县的抗日活动分子们顿时便有了主心骨，增添了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他们深知陈伯衡在汶上东平梁山一带有着很高的威望，并且也只有他和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这一年的深秋时节，陈伯衡通过“民先”（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的关系，三次去济宁市（当时，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政治部正驻扎在济宁市，民先山东总部和中共鲁西南工委也在政治部），和中共鲁西南工委宣传部长江明接上了关系，向他说明准备在家乡汶上县组织抗日武装起义，要求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打共产党的旗号，请求中共派人领导起义，鲁西南工委负责人江明高度赞扬汶上县的抗日志士的爱国热情，并对陈伯衡作为我党的朋友也是有所了解的，于是，他便通过组织程序，从第三路军政治部调出共产党员刘星，刘星当时刚刚从清华大学毕业不久，原籍安徽萧县人，当时刚刚二十出头儿的年纪，穿着一件清华大学校服，就是一件灰色夹外套，就这样，陈伯衡自起义的筹备阶段就自觉的将起义活动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自觉接受中共的领导，这在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陈伯衡来讲实在难能可贵。

　　刘星便跟着陈伯衡到了汶上县，起初，住在陈伯衡家，陈伯衡把他介绍给了汶上县的抗日志士们，从此两人便和他们的战友们开始了紧张的抗日起义的准备工作。

　　两个投笔从戎的大学生紧张的忙碌起来，他们先后与中共鲁西南工委、中共东平县委书记万里、中共鲁西北工委张郁光、张霖之等取得了联系。

　　1938年2月，陈伯衡与中共鲁西南工委派来的刘星等人，一起在汶上申垓村（现属梁山县）附近的永安寺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汶上县人民抗日自卫团，下辖三个中队，一百余人枪，陈伯衡任团长，刘星任政委，曹志尚为参谋长，刘启文为政治部主任。1938年10月，部队在聊城先被编为十支队挺进队，后在戴庙编为十支队东进梯队，下辖两个团另一个机枪营，共一千余人枪，陈伯衡先后任挺进队长、东进梯队司令员，刘星任政委，曹志尚为参谋长，陈伯衡本人被山东第六区抗日专员范筑先授予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1938年11月26日，陈伯衡率部前往长清县大峰山区整编，所部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主力一团，陈伯衡任六支队一团团长，刘星为政委，红军干部何光宇任副团长，曹志尚为参谋长。1939年初，陈伯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9年初，罗荣桓陈光率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挺进鲁西，在首战樊坝告捷后，继续东进汶上东平地区，经过“草桥阅兵”解决伪军一个中队后，开进到东平山区常庄，与陈伯衡率领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一团会师在常庄的打麦场上。

　　陈伯衡是一个勤奋好学的人，在行军途中部队分配给他的骡马总是驮着满满当当的两口袋书籍，他则和战士们一样靠两条腿行军，队伍刚拉起来的时候，部队筹集给养困难，他就和战士们一样吃野菜拌窝头，跟战士们一样子睡草窝，深受战士们的爱戴。

　　当他知道地方党组织派到部队里来的同志找积极分子谈话，在部队中建立党组织的时候，他便吩咐身边的同志：不要干预他们的活动。陈伯衡主动靠拢组织，接受组织对他进行考察。1939年1月在一次行军途中，一个小山村里，陈伯衡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此后不久，中共泰西地委书记段君毅找他谈话时，对他极尽勉励和支持，当段书记说：你现在是我们党的成员了，今后你肩上的担子还会更重的时候，陈伯衡谦虚的说：抗战胜利后，我还会去干我的老本行从事经济工作的！壮哉斯言！——将军真书生本色！！

　　1939年2月，他率六支队一团攻下泰安薛家岭据点，俘获伪区长以下60余人，长短枪数十支，轻机枪1挺。

　　永安寺起义时，陈伯衡将其兄长长期积攒的银元全部拿出来资助革命，真正是破尽家产倾其所有，他带领自家的三个侄子自筹一把盒子枪两支步枪，走进了革命队伍，后来三个侄子全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后一个侄子在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是人民解放军团长，解放郯城的战斗中光荣牺牲。

　　1939年3月（农历2月2日），陈伯衡和八路军一一五师686团参谋长彭雄同志共同指挥的郑海战斗中，于郑海村外柏树林里陈伯衡不幸被流弹击中心脏牺牲，时年仅33岁。

　　陈伯衡同志牺牲后，因为陈伯衡同志在东汶宁泰肥边区威望甚高影响巨大，人民爱戴他，日伪敌顽害怕他，八路军严密封锁消息一个星期，一星期后中共鲁西区党委、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在东平县常庄为他举行了万人追悼大会，其时，天降大雨，可谓天人同悲，恸哭英雄。中共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主持追悼大会，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参加了追悼大会。

　　永安寺起义，陈伯衡同志带出的这支英雄部队，几经改编和战争的锻炼，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只雄师劲旅。据军史记载，六十年代初，张国华中将指挥的对印自卫边境战争的主力就是从鲁西编走的这支英雄部队，他们为国争了光，成为共和国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