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铎，原名张锡周，曾用名张锡国，1915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荣成县(今荣成市)埠柳镇汉章泊村一户贫苦农家。母亲早年去世，父亲张明栋租种地主几亩薄地，并在农闲时干点瓦匠活，以维持全家生活。张铎六七岁时就上山挖野菜、拾草、拣粪，13岁时给地主放牛。他非常羡慕那些能够上学读书的小伙伴。这年春季的一天，正在村头放牛的张铎被学校里那朗朗的读书声所吸引，便把牛拴在村头的小树林里，悄悄地跑到教室窗外听先生讲课。过了几天，学校李茂斋先生发现后，把他叫进教室问明了情况，并对他测试了一下。出乎意料的是，张铎竟能写出许多字，背诵出几篇课文。李先生甚是喜欢。在大连经商的叔父回家探亲，得知这件事，心里很高兴，认为这孩子有志气，就主动提出资助侄子上学。这样，14岁的张铎跨进了小学校门。
1931年，张铎考入荣成风鸣高级小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为配合全国各地学生抗日反蒋的爱国行动，张铎所在的学校师生在校长的带领下，到荣成县城示威游行，宣传抗日救亡，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张铎贴标语，喊口号，样样事情跑在前头，成为斗争的骨干分子。
1932年5月，在学校举行的纪念五四运动13周年大会上，张铎以学生代表的身份登台发表演说，愤怒声讨日寇侵华的暴行，抨击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他鼓励大家说：“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中国的父老兄弟在流血。为了拯救中华，雪国耻，平民愤，我们一定要发扬‘五四’爱国精神，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斗争到底!”
这时期，张铎开始把个人前途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经常与志同道合的刘德贤(刘其人)等同学一起阅读进步书籍，评论时政，探求人生的意义和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对同学们说：“我们要实现自己的报国大志，仅靠个人奋斗是不行的，必须找到革命的领路人共产党，才有出路。”
1932年下半年，张铎因家庭经济拮据而辍学，到东庙院村小学教学。翌年初，当他得知文登乡师有共产党的组织时，便决然辞去教员职务，同刘德贤等一起考入了这所学校。该校校长于云亭是中共党员。张铎入校后，在于校长和中共党员刘家语(谷牧)等人的帮助下，潜心研读《社会科学概论》、《资本论解说》、《政治经济学》等书籍，并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剖析现实社会，写下了揭露社会黑暗的洋洋万言的《长途旅行记》。有一次，他在游览槎山的清凉顶时，即兴赋诗一首：
砏峻嶙峋色灰朦，
来游佳兴填满胸。
峥嵘巅峰乐忘返，
碧海扁舟苏岛横。
渔村苦痛沉暮气，
往昔乐趣何处去。
世魔侵噬苦相扰，
调和社会几时到。
诗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投身“调和社会”的雄心壮志。
张铎还和同学们利用节假日，下乡广交农友，体察民情，倾听群众的声音，同时散发进步书刊，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经过党的培养教育和实践锻炼，张铎在政治上日渐成熟。1933年秋，经于云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由一个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热血青年，成长为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
1935年11月29日(农历十一月初四日)，中共胶东特委发动了“一一四”武装暴动。暴动队伍分东(经文登、荣成)西(经海阳、牟平)两路行动，连续进攻地方反动政府和地主武装，开仓济贫，宣传党的主张。文登乡党支部发动党员大造革命舆论，声援这次武装暴动。在这场斗争中，张铎一马当先，在校内口头宣传，到校外张贴标语，甚至把大标语贴到国民党文登县政府大门上，使县长刘崇武一伙惊恐万状。
“一一四”暴动失败后，胶东大地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之中。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学校党支部安排已经暴露身份的张铎、于瑞荣等到威海乡下暂避。1936年春，不甘寂寞的张铎又考入青州师范。半年后，由于国民党文登县政府上告青州反动当局，他被迫辍学，返回原籍。
张铎回乡不久，即与中共荣成城厢支部负责人曹漫之取得了联系，并再度回到东庙院小学任教，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当时，威海境内已有不少党支部和许多党员，但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张铎在征得曹漫之等同意后，即离开东庙院，到威海的王官庄小学任教。到校后，他先后联络了徐启明、夏戎、苗雨村等党员，并和他们分头进行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的筹备工作。经过一段紧张而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于1937年4月在王官庄成立了中共威海特别支部(隶属中共荣成支部)，张铎任书记，徐启明为副书记。
特支成立后，张铎日夜奔波，到各地恢复整顿党的组织，很快使威海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出现蓬勃发展的好势头。同时，他还在王官庄、松徐家、北港西、夏庄等村开办了农民夜校，组织青年学文化、培养农民积极分子，为后来党组织的发展壮大打下了良好基础。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张铎带领王官庄一带的小学师生，在北港举行过多次反日示威游行。他还从同学家里借来一台收音机，每晚收听抗战消息，编成宣传材料，连夜刻印出《救亡小报》，次日清晨分发到各村。张铎把全部心血倾注在抗日的事业上，不分昼夜地忘我工作。他离家不到10里路，却常常几个月不回家。繁重的工作使他日渐憔悴，眼眶下陷，眼里布满血丝，但他很少顾及自己。他被褥单薄，粗布衣衫，生活十分俭朴，可是为了党的事业，却把自己微薄收入的大部分拿出做党的活动经费。1937年12月24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荣(成)、威(海)边区成功地发动了天福山起义，诞生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简称“三军”)，揭开了胶东人民武装抗日的序幕。1938年1月，张铎遵照党组织的指示，带领十几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加入“三军”。张铎到部队后，任连政治指导员。1938年3月，张铎等受胶东军政委员会的派遣，到荣成扩军。他们风餐露宿，历尽艰辛，足迹遍布全县。张铎每到一地，亲自召集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发动青壮年参加八路军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青年参军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荣成这次为“三军”输送了近百名优秀儿女。
4月下旬，张铎随“三军”西进蓬(莱)、黄(县)、掖(县)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敌后游击战。9月18日，“三军”奉命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五支队(后改为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是年冬，以不倦的工作精神和出色的组织宣传才能而闻名的张铎，被任命为五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
1940年9月18日，第五支队奉命改编为山东纵队第五旅，吴克华任旅长，高锦纯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赵一萍任参谋长，张铎任政治部副主任。改编后的五旅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团和特务营、骑兵营及侦察连、通信连等单位，全旅人数已发展到约7000人。
这时，侵华日军对国民党军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的策略，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转而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则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1941年1月制造皖南事变，敌后抗战形势日趋严峻。在山东战场上，日军占据了广大城镇和交通线，在加紧向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封锁的同时，胁迫、利诱国民党军共同对付抗日的人民武装。胶东地区的国民党军，以暂编十二师师长赵保原为核心，在国民党鲁东区行署主任李先良的支持下，频繁地制造“磨擦”。八路军不仅要与日军作战，还要同投降派、顽固派进行斗争。胶东敌后抗战进入艰难岁月。
张铎随部队活动在平度、招远、掖县一带，先后参加了代田、夏杜家、祝沟、灵山等规模较大的战斗。由于连续作战，伤病员日增，所需医药物资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非常重要。张铎作为部队政工部门的领导，所肩负的担子是很重的。他经常夜以继日地赶编宣传材料，并亲自深入基层宣讲。行军途中，他帮助年小体弱的战士扛枪、背被包，保证不让一个人掉队；战前，他指导、协助连队干部进行思想动员，鼓舞士气；战斗中，他指挥果断，勇猛顽强；战斗间隙，他关心看望伤病员；驻防时，他走村串户，深入群众问寒问暖。他严于律己，与同志们平等相处，亲密无间。他同战士谈心，做思想工作，深入浅出，富有哲理，并极具鼓动性。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歌声、笑声。指战员们都感到和他在一起战斗和工作，心情舒畅，浑身是劲。旅里领导常说，五旅的指战员所以能在异常艰难的战斗环境中拖不垮，打不烂，冲锋陷阵，英勇杀敌，是与张铎不懈地做政治工作分不开的。如今，不少当年同他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也都回忆说，张铎在战士和群众中，具有很高的威信，深受人们的爱戴。
1941年1月29日，是张铎年轻生命中最悲壮的一天。这天拂晓，大地笼罩着一层薄雾，五旅旅部和特务营从平度县山西崖刘家村转移到崮山乡马戈庄村，立足未稳，即遭到平度城日伪军的突然袭击。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旅部机关在特务营掩护下，冲出包围圈，安全转移了，但是电台没有带出来。张铎得知后，心急火燎地说：“电台是我们的耳目，是部队的命根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回来!”他当机立断，决定亲率一个连立即返回村里。这时扑进村的日伪军正疯狂地进行烧、杀、抢、全村淹没在一片火海中。张铎令一个排正面佯攻，牵制敌人，他自己领着两个排从一侧杀入村中，一举夺回电台。
然而，在部队准备撤离时，敌人一窝蜂地扑了过来。如不赶快冲出村去，不仅电台会得而复失，而且有全连覆没的危险。危急时刻，张铎镇定沉着，一声令下，一排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他迅即带领战士们杀出一条血路，突破包围圈，冲到村外。面对穷追不舍的敌人，张铎坚定地命令两个排带着电台速向外转移，他带一个排迎头阻击扑上来的敌人。就这样，电台安然送回旅部。在激战中，张铎身中数弹，倒在血泊中，时年仅26岁。
张铎牺牲后，当地群众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用一口上好的棺材，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马戈庄僻静的奶儿沟北侧的一棵柿子树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