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名中外的卢沟桥，宛如一道美丽的长虹横卧在北京西南的永定河上，位于桥东侧五道口的一片苍松翠柏间，有一座新修缮的长4米、宽2.2米的烈士墓，这就是原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将军长眠之地。
岁月的流逝，淡化不了人们对英雄的怀念。中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祖国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赵登禹身先士卒，率领爱国将士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与敌人生死相搏的英雄事迹。他为祖国谋独立、为民族求生存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世代相传，流芳千古。
一
赵登禹，字舜臣，1898年5月16日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县（现菏泽市牡丹区）杜庄乡赵楼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他幼年丧父，母亲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他养育成人。因家境贫寒，他小时候常和兄弟姊妹采桑养蚕，换几个零钱以补家用。到了七八岁，母亲省吃俭用送他入学堂读书，两年后因家贫中途辍学。他从小性格倔强，胆大机智。闲暇时节，他最爱听老人讲梁山好汉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故事，那些侠士们的义举深深地感动了他。有一次，他和伙伴们在地里割草，见邻村一个富家子弟正欺负一个年幼体弱的穷家孩子，威逼穷孩子趴在地上让他当马骑。赵登禹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狠狠揍了那家伙一顿。周围的伙伴们对此无不拍手叫好，异口同声地夸赞赵登禹是个好汉。
13岁那年，赵登禹跟随朱楼村的武术名师朱凤军学习武术。他刻苦勤奋，聪颖好学，不到三年，便能熟练地使用刀、枪、剑、棍等各种兵器，并学会了太极拳、八卦掌和少林功夫，并能将所学之技法融会贯通，成为当地一个杰出的武术人才。
那时的旧中国，政治腐败，经济凋敝，兵连祸结，民不聊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赵登禹逐渐萌生了当兵救国救民的意念。当他听人说冯玉祥的军队爱护百姓、军纪严明，是一支可靠的军队后，遂暗自下定了投奔冯玉祥当兵的决心。
二
1914年春，刚满16岁的赵登禹离开家乡，怀着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踏上了千里投军的征程。他与几名同乡一路跋山涉水，沿途讨饭，不分昼夜奔行20多天赶到陕西潼关，一心想要找第十七混成旅的旅长冯玉祥。不曾想，军队当时不招新兵，军中管事因被赵登禹千里投军的精神所感动才勉强收留了他，当了个“只管饭，不发军饷”的副兵。
冯玉祥带兵注重军事训练和文化学习，因而有武术功底又读过两年私塾的赵登禹不久便脱颖而出。两年后，冯玉祥在阅视士兵操练时，一眼看出了赵登禹的卓尔不凡。那时，赵登禹已长成一米九高的大汉，脚穿一双一尺二寸长的大鞋。冯玉祥将他叫出队列，问他会不会摔跤，敢不敢与他比试。赵登禹点点头，表示愿意比试一下。两人随即拉开阵势，一眨眼功夫，冯玉祥就一连三次被赵登禹扔出五步之外。这可吓坏了同伴们，直怪他得罪了大官。不料，第二天冯玉祥却把赵登禹调到身边，作了他的贴身护兵。
赵登禹很珍惜这个机会，总是尽心尽力完成护卫任务。1921年，冯玉祥在陕西剿匪时，欲要擒拿当地匪首郭坚而摆下“鸿门宴”。那天，郭坚带着卫兵来到冯玉祥府上赴宴，预先埋伏的士兵们因无经验，争相偷看郭坚和冯玉祥对饮，不慎将屏风挤倒。郭坚带的二三十个卫士，看事情不妙，便掏枪进行护卫。郭坚见状大吃一惊，便迅速掏出手枪，起身就走，众人上前未能挡住。在这紧急关头，赵登禹挺身而上，施展武功，三拳两脚将郭坚击倒，并将他生擒活捉。随后，冯玉祥将郭坚公开枪决，当地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因此，赵登禹更加赢得了冯玉祥的赏识和信任。
冯玉祥部驻在湖南常德时，赵登禹听说一些日本人勾结当地的歹徒，横行霸道，欺压百姓，很是气愤。一次，几个日本浪人酒后寻衅闹事，殴打中国商贩，赵登禹闻讯后及时赶到，将几个日本浪人狠狠地揍了一顿，并将这些人扭送当地的日本领事馆。由于证据确凿，日本人只好向被打的中国商贩赔礼道歉。
常德郊外的德山常有猛虎伤人。一次，部队在山下练兵，突然从林间窜出一只猛虎。当时，战士们正练习徒手格斗，只有连长佩戴着匣子枪，连长仓促间朝老虎打了几枪，没能击中要害，而猛虎张着血盆大口已扑到近前，战士们全都惊呆了，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赵登禹大吼一声，一个箭步跨出队列，直奔向猛虎，闪身跨上虎背，两腿就像钳子般死死夹住虎肩，左手揪住虎脑门，用右手照准挥了七八下重拳，打得那猛虎抽搐着软瘫下去，七窍流血。这时，战士们都围上来帮忙，一阵拳打脚踢，将虎打死。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拍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赵登禹牺牲后，冯玉祥还专门找出了这张照片，在上面题写了“打虎将军”四个大字。
1922年，赵登禹被任命为冯玉祥部直属工兵连第三排排长。从此，赵登禹带兵随冯玉祥部转战于陕西、河南、河北、北京等地，先后参加了第一次直奉战争、第二次直奉战争及“首都革命”。1927年初，冯玉祥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赵登禹因作战勇猛，屡立战功，被任命为第二十八旅旅长。1928年春，他又晋升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年底，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后，蒋介石对部队进行缩编，赵登禹从师长回任第二十八旅旅长。
短短几年中，赵登禹尽管职务不断升迁，地位有了很大的变化，但他少年时代形成的行侠仗义的性格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他治军很严谨，严禁士兵骚扰百姓。一次，有几个士兵偷了老百姓的鸡，他得知后，当即将这几个士兵各打了30军棍，并责令赔偿老百姓的损失。军纪如山，任何人违反了纪律都要受到惩罚。在这方面，赵登禹做到了一视同仁。赵登禹的二哥在他部队里当机枪连连长，有一年，他二哥奉命回老家招兵，没想到因为一些琐事耽误了一个月才回部队。赵登禹知道后很生气，坚决要严处二哥。为此，他专门召开了一个大会，当场打了二哥40军棍，并撤去了他的职务。
1929年，赵登禹出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旅旅长，率部在山西辽县一带驻扎了约两年时间。这期间，他根据冯玉祥的治军方针和要求，同时结合自己领兵打仗的经验，对部队严加整顿和训练。在严抓军事训练的同时，他对部队政治、文化的教育也非常重视。赵登禹向官兵介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要求官兵们做一名有思想、关心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军人。正是因为这样，赵登禹带领的部队才能在不久后的对日作战中成为一支英雄劲旅。
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国家的灾难、民族的耻辱，极大地震撼着在山西阳泉、沁县一带驻防的赵登禹和广大的爱国官兵。他们对日军的野蛮行径恨之入骨，更是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倾注到军事训练中。他要求官兵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与日军决一死战。
1933年1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山海关，3月9日抵达喜峰口。这时国民党政府手忙脚乱，急命二十九军速赴长城一线御敌。驻防蓟县的赵登禹接令后，即派二一七团急往救援。在团长王长海的率领下，全团官兵顶风冒雪，于当日午后开到喜峰口，立即抢占了关口两侧高地和长城一线，并与来犯的日本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所属部队展开了激战。日军乘其长驱之锐，以炮空联合的炽盛火力，疯狂地向二一七团阵地发起进攻。该团则依靠有利地形，充分发挥近战火力，屡次歼灭敌军于阵前。战至夜晚，几经肉搏冲杀，双方伤亡惨重。夜深，日军又增调兵力5000余人，准备于翌日上午9时再次发起猛攻。在此危难之际，赵登禹被委任为喜峰口前敌总指挥，率后续主力部队以日行160里的急行军先援敌一步赶到。两军对垒，夹山为阵。日军空中以飞机狂轰滥炸，地面用炮火猛烈轰击。霎时，山崩石飞，硝烟弥漫。赵登禹沉着指挥，采用诱敌之计，命士兵悄悄离开战壕，伏卧于各峰峦幽僻之处，暂避其锋。日军轰炸长达3小时之久，赵登禹始终未让还一枪一弹。日军指挥官以为中国军队均已丧生，于是命令步兵发起冲锋。此时，天色昏沉，硝烟扑面。赵登禹率领官兵乘敌炮火暂停之时，屏息悄然返回战壕，待日军离战壕数十步时，从弥漫的硝烟中一跃而起，挥舞着大刀，与敌军血肉相搏。赵登禹左腿负伤，卫兵脱下白衬衣为之包扎，并劝他退后指挥。他说:“肢体受伤，是小纪念，战死沙场，才算大纪念。”依然亲临前线坐阵指挥，经过多次冲杀，阵地是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往复数次，双方伤亡都很惨重。
11日傍晚，赵登禹认真分析了两日来的战况，制定出兵分两路、绕至敌后进行突袭的作战方案。他在阵地上召开的营长以上干部会议动员说：“抗日救国，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时至。今夜我们绕至敌后，要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让小日本知道我中华民族还有不怕死的军队……”各团、营长，纷纷表示：坚决执行夜袭方案，给敌人以歼灭性打击。
这天夜里，月明星稀，寒气逼人。赵登禹拄着拐杖，带伤率队潜行。他们攀悬崖、越峭壁，出潘家口经蓝旗地绕至敌后，如天兵般突然降临在敌炮兵阵地和宿营地前。赵登禹一声令下，士兵们举起大刀向敌人冲去。顿时，杀声震天，血肉横飞，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鬼哭狼嚎，敌炮兵大佐于酣梦中做了刀下鬼。这一仗，他们把炮兵营阵地和宿营地之敌砍杀殆尽，烧毁了敌人大批辎重粮草，缴获装甲车数辆、大炮18门和许多枪械弹药。
喜峰口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据日军自己称是“明治建军以来未有之大耻”。自此，第二十九军声名大振，抗日虎将赵登禹的名字被人们广为传颂，国民党中央统帅部向他颁发了勋章。不久，赵登禹的一〇九旅奉命扩编为一三二师，赵登禹任该师师长。
后来，音乐家麦新被赵登禹大刀队的英勇事迹所感动，谱写了著名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从此“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唱红全国。
四
1933年秋，第二十九军进驻察哈尔省，赵登禹率领第一三二师驻防张北县，他令二一七团进驻独石口、沽源，驱逐李守信的骑兵部队。在此期间，日本驻屯军为了吞并察省，经常派特工人员骚扰独石口、车棚子、小厂、张北县等地。赵登禹无法容忍日军的侵略行径，一再违抗上级“隐忍”的训示，与日军针锋相对，毫不退让，制造了两次轰动一时的“张北事件”。
第一次：1934年10月，8名日本人途经张北，他们不仅不按规定接受赵登禹部队的检查要求，还有意进行挑衅。为了维护民族尊严，赵登禹下令挑选10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紧握着带有刺刀的步枪，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在这8名日本人面前走正步，直吓得日本人赶紧道歉。
第二次：1935年5月，有4个日本人潜入我方阵地，偷绘驻军布防图，赵登禹果断下令将他们扣押。
日本人抓住两次“张北事件”大做文章，南京国民政府再次妥协退让，于6月19日以“屡生事端”为由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务，任命省民政厅长秦德纯暂做代理，随后又与日本代表签定了屈辱的《秦土协定》。赵登禹部随第二十九军移驻北平附近。
然而，以平津为中心的华北，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逼进，此时也是“山雨欲来”。1936年夏天，几名日本特工绑架了第二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宣介溪。赵登禹认为，鬼子抓我军高级将领，实在太嚣张，一定不能向其示弱。于是，他将一亲日分子叫来，让其向日方传话：“限日本人在两小时以内把人送回。超过时限，我们就把平津一带的日本人统统杀光！”说完，当着亲日分子的面，赵登禹便操起电话向部队下达命令做好作战准备。日本人被赵登禹的凛然正气所震慑住了，果然将宣介溪送回。
五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队大量向华北派兵。7月25日，日军调集重兵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赵登禹率一三二师守卫在北京城外的南苑。日军出动30余架飞机轮番进行轰炸，并命3000余人的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一三二师将士在赵登禹的率领下，不畏强敌，奋勇抵抗。日军在炮火和飞机的狂轰滥炸下，将中国军队切成数段，分割包围。部队孤军作战，损失惨重。赵登禹率部誓死坚守阵地，拼死抗击。28日黎明时分，日军从东、西两侧攻入南苑，双方陷入肉搏战。此时，赵登禹临危不惧，亲率卫士30余人，指挥二十九军卫队旅和军训团学生队与日军展开激烈厮杀。忽然，一颗流弹击中了他的左臂，之后腿部与肩部又中数弹。由于南苑大操场的演武厅已被敌人占领，赵登禹指挥部队只得且战且退，准备在大红门一带重整部队。不料敌人窥出赵登禹意图，抢先一步将机关枪架在了南苑到大红门的公路两侧，严密封锁了道路。赵登禹率军突围，在经过御河桥时，被敌弹穿胸，倒在了血泊之中。炮弹的爆响声，使他从昏迷中醒来。在他看到身边满眼含泪的传令兵时，吃力地说：“我快不行了，军人战死沙场原是本分，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只是家中老母年事已高，受不了惊慌。你回去告诉她老人家，忠孝不能两全，儿子为国而死，也算对得起祖宗……”话没说完，一代抗日名将就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赵登禹牺牲后，全国抗日军民同声哀悼。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1946年11月25日，时任北平市长何思源签发了《府秘字第729号训令》，将北平市区一条道路命名为赵登禹路，并沿用至今。
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追认赵登禹为抗日烈士，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赵登禹的烈士证书。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赵登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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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登禹（1898—1937），字舜诚，山东菏泽县赵楼村人。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未入私塾读书，在家务农并练习武术。1914年，赵登禹到冯玉祥部队当兵，不久被冯玉祥调到身边当其贴身警卫。1920年，赵登禹被任命为第16混成旅直属工兵连第3排排长，后历任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1930年，赵登禹跟随冯玉祥参加了“中原大战”，战败后冯的部队被整编，赵登禹被任命为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
29军军长宋哲元提出“宁做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等口号，赵登禹深受鼓舞，为弥补枪械不足，部队赶制了一批大刀装备士兵，赵登禹亲自带领士兵演练大刀劈杀要领，提高战斗力。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初，日军铃木师团抵达喜峰口。喜峰口是长城防线一个重要关口，对确保平津、华北安全至关重要。29军军部经过反复研究，任命赵登禹为长城前线作战总指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赵登禹率部进行各种实战训练，准备上阵杀敌。1933年3月，长城抗战爆发。3月初，日军铃木师团抵达喜峰口。赵登禹作为长城前线作战总指挥，奉命御敌。3月11日夜，赵登禹亲率所部携带大刀和手榴弹，分路夜袭攻击喜峰口日军营地，赵登禹的两口战刀均被砍缺了刃口，左腿负伤。此次夜袭砍杀日军铃木旅团1000余人，炸毁大炮18门，中国军队取得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首次大胜，史称“喜峰口大捷”。赵登禹所率的大刀队一举成名，作曲家麦新后来为此谱写了《大刀进行曲》，传遍了华夏大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