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庄位于东营市河口区义和镇驻地，南邻利津县虎滩乡和汀罗镇，西接沾化县下河乡，北依河口区太平乡，东靠河口街道办事处，距河口城区16.5公里。河口区建区前义和庄属沾化县管辖。据《义和庄溯源》一书记载：义和庄属于新淤地。1914年有沾化、利津的几户人家来垦荒，曾叫李守关屋子、李大龙屋子，住家多后，又叫“官地”。因在此垦荒种地的人越来越多，并都很讲义气，团结很好，大家一致要改名字，时值1929年春，“官地”正式改称义和庄。民国初期（1932—1937）沾化县实行区制，义和庄属第6区。

　　抗战前，由于义和庄是新淤地，土地宽满而肥沃，号称“粮山棉海”，富裕无比。外地商号比比皆是，这里出名的商号有石印局、鸿祥货栈、木货厂、宴宾楼、瑞福祥（北京）绸缎平布庄、恒聚东油坊、春莱栈面粉厂（济南）、汽灯栈、鸿字号朱家油坊、济南的汇丰茶庄、天津的斗量局、吴东亭的弓房、同聚合百货庄、同仁堂药房、济宁中西药房。街上的小杂货铺、饭庄一家挨一家。当时的义和庄是人员众多，粮棉丰盈，资源丰富，经济贸易相当繁华。

　　同时由于义和庄北临渤海、南依黄河，东面是广阔的大草甸子、芦苇荡、柽柳林，是屯兵的天然屏障，成为周围兵家必争之地。

　　抗战暴发后，国民党政府军屡战屡败，祖国大片河山不断沦陷，国民党政府军的残兵败将，退之荒草大洼，义和庄一带成了顽占区。1939年1月，国民党鲁北行署主任何思源率国民党政府军山东海军陆战队1个营进驻义和庄，同时他收编招安的十几股土匪队伍在义和庄处成立了鲁北行署直属第3旅，下设3个团。其中2团团长张俊亭率其3个营，1个骑兵连，1个特务连，计1300人驻扎义和庄。国民党政府军山东保安第3团，团长王家驹带领官兵1500人也在义和庄附近安营扎寨。这些队伍真真假假都打着抗日的旗帜，喊着抗日的口号，在义和庄等处筹措军饷。

　　1938年10月30日，日军侵入沾化县以后，曾多次到义和庄“扫荡”，烧杀抢掠。1939年4月的一天，住富国的大汉奸、日军翻译官金明焕的岳母和一个汉奸小头目来义和庄侦察，被王家驹部识破并抓获，将二人的头用铡刀铡下，悬挂于义和庄南门外的高杆上，示众三天，以示抗日的决心和对待汉奸的态度。驻沾城的日军大佐常谷川以此为借口，纠集富国、利津、利国、盐窝等据点的400余名日军骑兵和沾城、富国、罗家等处的1000余名日伪军，于5月29日拂晓“扫荡”义和庄。在蒲台、小河、王集、义和庄等村，烧杀淫掠，制造了惨绝人寰的“义和庄惨案”。

　　日军在蒲台村的罪行

　　据蒲台村仍健在的见证人和被害者的后人王丙灵、王玉廷、胡景荣、付义海、韩西峰、郭文杰等回忆：1939年5月29日（古历4月11日）拂晓，只听到大山村方向（蒲台村南3里地远）传来2声炮响，当人们出门看时，一股日军已经来到蒲台村。日军在村南被抗日交通沟阻拦，正商量怎样过沟的时候，被在沟内放哨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7连的哨兵发现。哨兵发问口令，日军哇哇回答不上来。哨兵听到哇啦哇啦的说话声，知是日军来了，便向村中鸣枪示警，并朝日军开了两枪，一个日军骑兵当场毙命。顿时日军炸了营，嗷嗷叫着越过沟，扇形包抄蒲台村。这时，住在蒲台村的国民党政府军海军陆战7连官兵见日军来势汹涌，便向小河方向退去。村民郭玉生刚出门被两个日军发现，日军用刺刀把他逼到猪圈旁，一个日军搬起猪圈旁的土坯活活把他砸死。跑到此处的付老七，也被日军刺死。这时，又来了几个日军嘟噜了几句把郭玉生、付老七的尸体拖到交通沟里，填上土，筑起了1个土坝子，日军的牛马车就从人尸体垫的坝子上过了沟……。

　　进村的日军，看见海军陆战队丢弃的军用品，就叫喊：“这里是家家住兵，人人通匪，死啦死啦的”。他们端着枪挨家挨户地搜查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搜查不到当兵的人影，日军恼羞成怒，把气都发泄在老百姓身上，见人就绑，见缸就砸，见囤就掀，见箱就翻，见粮食就扬，整个蒲台村一片哭叫声。

　　当时年仅6岁的韩玉林和其四叔韩子俊、母亲韩张氏、婶子韩张氏、嫂子韩赵氏等跟着村民向蒲台村西的三顷三跑去。韩玉林年幼，3个女人都是小脚，再加上韩赵氏怀有7个月的身孕，落在逃难村民的后边，他们刚跑到村外麦子地里，就被6个日军追上。日军朝跑在前面的韩子俊开了枪，韩子俊刚跑到一摞土坯西边，枪一响他就趴下了，日军认为韩子俊被打死了，再也没有去追，韩子俊这才捡了一条命。追到麦子地里，6个日军用刺刀捅死了2个韩张氏和怀孕的韩赵氏，韩玉林多亏穿了1个棉坎肩，身上虽然被刺了7刀，但侥幸活下来。

　　私塾先生付宝堂，时年24岁，被枪声惊醒，刚出门就被日军发现，日军把他逼在他家北屋的灶窟边，在他身上刺了13刀。日军见他血肉模糊，昏死过去，便扬长而去。多亏了被家人和亲戚发现的早，经过用鸡皮糊、面筋堵等土法，治了2个多月，才保住了一条命，人称“鬼子剩”。

　　天放亮时，日军对蒲台村搜翻了一遍。他们把搜出的青壮年用麻绳子绑了，串成两大串，几十个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大枪在两边押着这些庄稼汉子向义和庄走去。当时9岁的王丙灵见父亲王月香被绑着，他拉着父亲的衣角哭喊着：“爹不要去，咱回家”。日军见景也把王丙灵的小手绑成了一块，王月香对日军说：“孩子小放了他吧”，然后对王丙灵说：“孩子快回家，我没有事，到了义和庄会放我回来的”。绑王丙灵双手的绳子扣不紧，王丙灵的手脱了扣，日军见他小，也没再理他，他便捡了条命。

　　日军把蒲台屋子48人用蓬布、蚊帐布把眼蒙上，押到了义和庄三角湾处，这里已被日军绑来了若干人。天晌午时，日军惨绝人寰的屠杀开始了。

　　三角湾在现在的义和镇的西南村和东南村中间交界处（1942年后，义和庄按方位划分为西南村、东南村、西北村、东北村），当时，三角湾已经干涸，群众为了吃水在湾中挖了两个吃水坑。据义和庄惨案的目击幸存者王月香、蔡花岭、刘志远回忆说：一个日军军官挥舞着指挥刀嘟噜了一阵子，立即跳出3个日军，扑向被绑的群众。2个日军一左一右，拧拽着一个群众的胳膊，2人又撕开他的胸怀襟，使他露出胸口和肚子，另一个日军端起刺刀，猛地刺向他的胸口，刺死后，那2个拧拽群众的日军，把死者扔到井坑中。这3个屠夫每杀5人后就停下，再换3人，就这样日军在蒲台村抓去的48人中，只逃出蔡花岭、王丙灵之父王月香2人，他2人假装给日军喂马，趁日军不注意就跑了。在被害的46人中，有在小河黄盆窑干活的3个姓李的壮工，他们是垦利县窝坨寺人，兄弟4人来黄盆窑干活，3人死于蒲台村被绑队伍中，1个死在黄盆窑。还有胡晓岭的妹夫崔辉，家系利津汀河人，因来蒲台村岳父家住了一晚，就遇上了日军“扫荡”遭了难。在义和庄惨案中，蒲台村有51名群众被害。

　　日军在小河村的暴行

　　据小河村仍健在的目击者和受害者后人杜志红、李凤和、赵振东、宋义文、宋会文、蔺得田、王春安、王春祥、鲁洪英回忆：1939年5月29日凌晨，蒲台村枪声响成一片，群众的哭叫声早传入小河村。住在小河村的国民党政府军海军陆战队九连都进了孟家寨、田家寨，做好了战斗准备。村里的群众也携儿带女地向外逃难。日军进村后，遭到九连的抵抗，一个日军小军官被击毙。日军立即组织炮火轰击。8点左右九连撤退。日军进村后在南北大街架起了重机枪，见人就扫，大批的日军挨家挨户搜查。在搜查中发现18岁以上的男人就刺杀。刺杀在家中的有李金城、赵洪秋、万顺青、王泰文、刘忠、薛兰云。刘正准系宁津人，带着2个孩子卖皮货，也被杀死在小河。被杀死在大街上的有：韩玉良之妻、韩玉良之父、王长胜、李相坤、孙木匠、邱继武、郭同祥之母、田景山、郭同祥之母、郭同祯、田景山、韩荣阶、张兴太、李岳和之妻、王义松。外号大蛤蟆的女人被杀死在庄东麦子地里。张兴太在庄东被日军用枪打着胳膊，负伤跑掉，捡了一条命。被杀死在黄盆窑的有烧窑把式李小四（垦利窝坨寺人）、黄振盈、毕曰然、郭××、王××、王××、张××、刘××。在这8人中只有黄振盈、毕曰然是小河村人，其余都是打工者和贩卖黄盆的。

　　村中有几个逃难的群众，跑到村北头杨家井处，躲进了事先在土井壁上挖好的洞里。村里的教书先生郭如礼也想到此来躲难，被追他的日军发现了井洞口，日军在井沿上架起了重机枪，朝洞中疯狂扫射，井洞中8人，除去张兴荣被打断腿外，其余皆惨死在此。还有12个外地人不知怎地误入小河村，他们拼命向义和庄跑，刚跑到杨家井处两发炮弹落在人群中，这12人立即血肉横飞，肝脑涂地，这两炮同时也把在杨家井杀人的日军给炸死了。小河村的薛吉生朝东北方向跑去，被日军打断了腿，瘸了一辈子。

　　在韩荣阶家厕所处有8人被日军机枪打死，这8人是在义和庄做短工的农民，他们是从义和庄逃出来的，谁想逃到了日军包围圈内。小河村的王敬文和外地的几个年轻人被日军抓住，绑押着到了义和庄三角湾，被刺杀于湾中。

　　日军在王集村的暴行

　　据王集村仍健在的证人朱全信、张庆红、黄俊安、王一营、袁国英回忆：1939年5月29日晨，大山村方向的炮声，小河村的机枪声，人们的哭叫声，喊骂声，早传到了王集村。因是兵荒马乱的年月，老百姓都已习以为常，村里人就开始逃难。还没逃出村的李希川、王光斗、朱五、朱六就被日军碰上了，在路旁被日军用指挥刀砍死。肖××是外地人，他和儿子傻小更住在黄俊安家西屋里，靠卖馍馍为生，他没走远，被日军堵在屋中，日军问他话，他听不懂，日军就朝他肚子刺了2刀，肠子流了出来，儿子傻小更忙把肠子往他爹肚子中塞。日军见傻小更傻呼呼地，没理他扬长而去。

　　村民孙立发发现日军后，骑着一辆自行车拼命地往东跑，那时自行车很少，太扎眼，日军骑兵发现了他，一队骑兵包抄追上了他，用铁丝穿透他的锁骨，把他牵到东北村桃树园子里，又把他吊在一棵树上，然后砍了头。

　　村民李法生病卧床不起好几个月了，2个儿子陪床守着。日军到了他家嘟噜了一阵子，3个人都不懂，1个日军一手揪住李法大儿子的搭索（头脑门留的长发）一手用刀砍了他的脑袋，另1个日军想杀李法，李法的小儿子哀告日军说：“杀我吧，留下我爹吧”。日军也听不懂他说的啥，便兽性大发，几刀把李法捅死在炕上。把李法的小儿子逼到厕所里，把他倒立在粪坑中用刀刺死。

　　日军在村中再也搜不到人了，便开始放火。把学校12间房子和全校的桌子、板凳全部烧掉，又沿街烧了王香武5间、张泽瑞5间、王梅芳9间、程凤亭3间、杨会连6间房子，烧掉粮食三囤、2000余斤。天巳时，才离开王集去了义和庄。

　　日军在义和庄的暴行

　　据义和庄仍健在的证人和被害者的后人陈增光、任胜光、王国平、孙在堂、孙友义、吕兰友、郭占杰、张富贵、刘贵才、田翠三等回忆：1939年5月29日拂晓，从利津方向来的日军主力到义和庄南大山村时，就向义和庄开了炮。驻义和庄的各种部队早就转移的转移，逃跑的逃跑，村里的老百姓也多数逃难去了。当各路日军把义和庄包围完毕，村里的人已了了无几，他们就把气撒在了没逃走的老百姓身上。从东北角进村的日军，看到村民黎小四向村外跑，几个日军立即扑上去把他摁在地上用刺刀戳刺而死。日军看到围子墙根下有1户人家亮着灯，便把门砸开，不分老少，见人就杀，劈的劈，刺的刺，全家5口人，当场惨死4口，户主梁爵虎的头和脖子刚连在一起，搭落在炕沿上。梁爵虎的娘见景昏死过去，醒来后见没有活路，便上吊而死。在东门里，有一广北户，姓许，一家老小4口人，被刺杀在家中。常医良被杀死在东南村天主教堂西门口。寿光县七里庄的王宪魁被刺杀在西北村李向平的门口。纪梅魁的叔和叔伯被日军刺死后又扔到西北门外的火堆里烧掉。鲁西人梁义成被日军杀死在东北村杨学福家后面湾的南边。新泰人易德安死在天主教堂门口。韩复榘功劳官张富贵的副官和妻子被捅死在王之聪门前。西北村张九忠早起来到井上等水，被日军刺杀在井旁。他的妻子吓傻了，背起3岁的儿子向北边跑去，被日军发现，日军向她开枪，子弹打掉了孩子的3个脚趾头，后来得了破伤风，无钱医治死掉了。孙洪三是寿光县道口人，是个医生，被日军杀死在家中。孙来蛟和1个青年被绑到西南村湾用刺刀捅死。

　　在村民李干臣家门口，日军碰上了逃难的李明晖家3口人，便把这3人刺杀在李干臣家门东50米处。紧接着日军搜查了同仁堂药铺，在药铺中刺杀了掌柜的李元增一家，6口人无一幸免。李元增的弟弟李玉增和厨师于和成被杀死在大院之中。逃难跑到此处的陈立本也被刺杀在这里。

　　日军搜查到行署筹备处时，发现了海军陆战队的几个便衣和五六个下洼种地的农民，日军就把他们绑了，押到东南村围子门旁的大坑边，用机枪扫射而死。以后在此坑中扒出23具尸体。

　　东南村袁顺钦当时10多岁，被日军抓住，逼他找井饮马，他知道本村王观臣家旁边有口井，便牵着马到了井旁，日军在一旁歇着，从西面又来了一队日军向他开了枪，子弹穿透他的脖子，当场昏死过去，回家不久，便死掉了。东北村农民李生也在此被日军打伤。在西南村，日军把石清峰、梅吉祥、张××、马景臣、郭发友、李英角之父、陈秀坤之父、陈立本、李万顺、崔廷杰之父用绳子串绑起来，押到三角湾处，又用石清峰家中的蓬布，撕成一缕一缕把以上10人的眼蒙好，有几个日军用大刀把他们砍了。日军杀一批，就把尸体推到土井中埋一批，然后，下去几个日军踏结实，再杀一批，又埋又踏。西边的土井满了，又挪向另个土井杀、埋、踏，三角湾中2个吃水的土井埋满踏实后，又在湾内杀。

　　薛吉堂之子扛着一把铁锨，想从义和庄西门躲难，埋伏在西门的日军发现了他，1个日军朝他就是一刺刀，他急了，抡起铁锨和日军干了起来，1个日军被他打伤，日军乱了阵脚，一阵枪响，把他枪杀在西门外。

　　鸿祥货栈的李小鬼被日军泼上煤油点着火，又把他扔到豆油缸中活活烧死。在西北村和东北村搭界处，有鲁西的爷仨住在杨老大、杨老二家卖包子，被搜查的日军发现，日军先杀了3个鲁西人，又捅死了杨老大、杨老二。

　　西北村的任传明被杀死在家中。李小七、孙秀华被杀死在西门，韩兆春之子，朱喜之父，被日军枪杀在西南村大街上。西南村丁俊登刚出门见1个日军扑向1个抱小孩的小媳妇，进行调戏，他蹿过去拦住，日军一愣，然后一刀把他捅死在大街上。

　　日军闯到夏皮匠家中，把夏皮匠和他儿子押到大街再逼他爷俩躺在路旁的石头上，2个日军抡起枪托，朝他们的头狠狠砸去，2人立即脑浆飞溅。

　　日军搜查到黄代英家，见黄代英的老婆长的俊俏，几个日军把黄代英用枪逼走，关上门就开始糟蹋黄代英的老婆，黄代英捶门哀告日军放了他老婆，日军大怒，抡刀砍了黄代英的脑袋，又在他胸口刺了几刀。

　　同时，在这里，日军轮奸了1个石姓的姑娘。

　　赵春阳是木货店李长平的雇工，日军烧此店时，他举着斧子不干，被日军刺杀在木货店门口。

　　瑞福祥绸缎平布庄3个伙计被刺杀在平布庄内，日军把所有绸缎抢光。

　　国民党沾化商会6个人被杀死在韩兆喜炮楼前，不知其姓名。宴宾楼被烧，4个跑堂的没有一个逃出大火。日军点燃了恒聚东油坊，12间房子（其中：4仓库豆子、5缸油、豆饼无数）都化为灰烬，长工李会生见此景吓死。

　　东南村李干臣的轧棉花房被烧，5人被刺死，其中有天津的1个技工。

　　西南村轧花房被日军点了火， 8人被日军扔到火里烧死。

　　在西北村孙友义胡同西边30米左右处，有横躺竖卧的11具男尸，他们是在义和庄打工的外乡人。

　　天主教堂西边有6具尸体，其中1人叫杨清河，1个女的是他的会计（那时叫管帐先生），其他4人皆不知名姓，从装束看这6人都是济南华昌面粉公司的。东北村庞××也被杀死在这里。

　　据河口街道办事处三合村83岁老人刘树伦回忆：1939年5月29日义和庄惨案时，他家住义和庄东南村南边，听到枪炮声响向外逃难已经晚了。看到一队一队的日军从东边、南边押着被绑着一串一串的人向义和庄里走去，吓得他和爹不敢出门。刘树伦老人那时16岁，他爬到里间屋里盛粮食的囤上，从窗户向外看。看到日军从小河那里押来8人，那8人都蒙住眼到了东南村湾坑处，日军一阵子就用刺刀把他们捅了。吓得他再也不敢看了。第二天日军走后，整个义和庄、小河村、王集村、蒲台村一片哭声。来寻尸的人太多太多，有的用担架抬，有的用小车推。蒲台村有用大车拉的，也有用小车推的。还有些来寻尸找不到尸首很着急的。刘树伦老人说，东南村的韩玉山老头（梁山人），自己备上酒菜，焚上香纸，请了2个青年把东南村湾边坑中的死尸扒出。扒时我去看的，我说是8人，结果扒出了33人。韩玉山对那2个青年说，有来领尸者让他交一元钱，权当是你们的工钱，没钱者磕一个头也让他领走，你们的工钱我付……

　　韩玉山老头和那2个青年还在东南村修围子墙民工住的地屋子中寻找出了39具尸体，这些尸体被外地人找了些去，等了几天，尸体开始臭了，剩下的尸体就都运到义和庄西乱葬岗子埋了，由于埋得不深又叫狗扒出来吃了，一些狗都吃红眼了，见人就扑，最后一些当兵的把那些狗都打死了。

　　据调查统计，义和庄惨案共造成了336人被伤害，其中322人死亡（无名尸体166人），伤14人。

　　义和庄惨案财产损失情况

　　据蒲台村韩西峰、王丙灵、王玉亭等老人讲：1939年5月29日日军进村后，先搜查人，把近50人绑走后，剩余的日军开始翻箱倒柜，搜查财宝。搜不着就砸水缸，扬粮食，在蒲台村砸大缸20余个，扬的粮食满街都是，估计有4000余斤，毁害麦子13亩，砸烂衣箱6个，柜子6个。

　　据小河村宋义文、杜志红、蔺得田讲：日军在小河村把田家寨、孟家寨炸坏，烧毁盆窑一个。据王集村王一营、黄俊乐、袁国英讲：日军在王集村把沿街的房屋都点了火，烧掉学校房子12间，2个班的桌子、板凳全部烧光，烧了王香武家房子5间，张泽瑞家房子5间，王梅芳家房子9间，程凤亭家房子3间，杨会连家房子6间，烧掉粮食3囤,衣箱10个，方桌3张，锅碗瓢盆若干，衣服、被褥20多床。

　　据义和庄王国平1947年日记记载和孙在堂、郭占杰、张富贵讲：义和庄惨案时，日军砸烂门30多个，水缸40多个，烧毁粮食无数，抢郭占杰蚊帐1床，石清峰大蓬1个,布店的白布若干（日军弄去，撕成条，给绑去的人蒙眼用），日军从西南村点的火，又逢西南风，大火漫延到东北村，烧了恒聚东房子12间，豆子4仓库，烧的豆子都成了琉璃，油烧了5大缸，豆饼无法计算，烧泰来栈面粉2间屋，房子8间，其中盛麦子的房子2间，杨兆吉房子2间，高梁秸五垛，刘家大院粮仓烧的干干净净，李长平的木货厂被全部烧光，光棺材烧了12个，木材估计5大卡车，石印局1个院及院中的全部设施都被烧光，烧毁宴宾楼房子6间、汽灯栈3间，烧光粮站房子6间、棚7间。朱家油坊1个院8间搁置粮油的房子全被烧光。烧毁鸿字号货栈房屋8间，仓房、帐房、马号房屋4间，敞棚屋10间，连带民房43间，住兵点房屋22间，计182间房屋。

　　大火烧毁轧花房2处，房屋15间，棉花、棉絮两大垛。天津量斗局被烧掉的绿豆、小豆、花生估计数为13万斤，明火暗火烧了3天3夜。

　　汇丰号茶房4间及茶叶被全部烧光，瑞福祥绸缎平布庄5间房屋被1把火烧光，3间房的绸缎被日军装了3大车全运走。七顷村魏四之家马车1辆，马2匹被抢，房屋3间被烧，抢去粮食300斤，被褥8件。

　　日军在义和庄惨案中的暴行令人发指，它用血的事实教育了义和庄一带的人民群众，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之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一批批爱国志士，奔赴抗日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