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指认日军在于家村设置的集中屠杀场旧址。

　　临淄铁山惨案：铁山位于张店区东北部，相距中心城区15公里，面积约10平方公里，海拔254.6米。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商山在淄川县北七十里，有铁矿，古今铸焉。山前有盘龙岭，后有铁牛峰，左有金山祠，右有莲洞，绝顶有炉神祠，旁有圣水泉”。约于清朝嘉庆（公元1796—1820）年间改称“铁山”。自春秋战国起，这一带就出产高质量的铁矿石，引发了齐国冶铁业的兴盛；清末至民国，这一带的矿产资源先后遭受德、日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因此，铁山人民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之苦，有着反帝反封建的光荣传统。铁山一带群山起伏，沟壑纵横，地势复杂，号称“天然军事屏障”。1927年，在铁山大洼里诞生的中共铁山特别支部，是淄博地区早期的党组织之一。

　　“铁山惨案”发生时，铁山东麓的冶里村、中埠村隶属临淄县管辖，于家村隶属长山县管辖。1938年10月铁山一带隶属长（山）、桓（台）、临（淄）、益（都）四边县管辖。三个村中冶里村最大，全村有200多户，人口过千；中埠地处于家、冶里两村之间，共125户，500多口人；于家庄是三村中最小的，全村仅66户人家，不足300人。

　　1937年11月，铁山特别支部组织的抗日武装缴了中埠村王家六吉堂的枪，分了他家的粮；他们为阻止日军侵占铁山，组织铁山周围抗日军民捣毁了日本经营的铁山铁矿的厂房、设备和铁路，打破了日军占据铁山后立即开采矿石以供军需的美梦。铁山人民响应中国共产党全民抗战的号召，于1937年12月26日毅然奋起参加了“黑铁山抗日武装起义”，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热潮。1938年的春节前夕，抗日武装军民连续偷袭日军，击毙日军官兵2人，打死汉奸、开办铁矿的鲁大公司代理人张子明的岳父李老丘。军民的抗日行动严重威胁着日军的侵华政策和汉奸走狗及反动地主的利益，于是，汉奸张子明、王际烈（乳名王燕子）便向日军献媚取宠，密报冶里、北中埠、北辛庄子（边辛村）都有义勇军，北辛庄子有大量武器。就这样，日军和汉奸相勾结，为消灭抗日武装，秘密策划了铁山脚下的大屠杀。

　　1938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二）凌晨，人们还在熟睡中，日军旅团长牟田，纠集驻张店、金岭镇日军500余人，把铁山东麓的几个村子包围了。拂晓前，日军先潜伏在村外不动，随后分别从东往西向冶里村打了3发炮弹、向中埠村打了2发炮弹、向于家村打了1发炮弹，当村民往村外逃时，又分别向冶里村南和村北各打了2发炮弹。村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惊慌失措，有的呼儿唤女，有的中弹呻吟，有的扶老携幼争相逃命，有的心惊意乱，进退不决。炮击后，日军发现各村并没有游击队的踪迹，便端着枪闯进村，挨门逐户地进行搜查，见到青壮年男子立抓即杀，并抢劫财物，奸淫妇女。

　　农民彭元书，家住冶里村的东北边，发现了日军的包围后，因拖儿带女无力逃脱，一家四口便紧缩在一间破屋子里。日军进了他的院子时，彭元书为了保全一家人的性命，便急忙迎出了门口，抱着侥幸心理向日军苦苦求饶。万恶的日本强盗，二话没说，一刀把他捅死在血泊里。农民王金成抱着自己刚会走路的孩子准备弃家逃生，不料被日军发现，追上去猛刺一刀，一声惨叫，父子两人当即丧命。年轻力壮、血性的铁山人张永成、申立学、索光明、索光山、王树智等不俱敌威，与日军夺枪博斗，终无济于事。

　　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钢枪在冶里村挨户搜查，强行将全村200余人集中在铁冶十字街和前街交叉口以东的关帝庙附近（位于冶里村内西南角处），后又把这些人赶到了冶里西南门外南侧的一个低洼湾坑里（冶里人称此处为大旗地）。在这里，一个日军令青壮年男子和妇女孩子分开，青壮男子被赶到湾坑里，面朝北跪下。湾坑呈锐角三角形，南北稍长，右侧和北面是高约1米多的一条堑岭。日军在湾坑北端的堑岭上架了一挺歪把子机枪，在湾坑西面的堑岭上架了一挺重机枪。这就是日军布置的屠杀场。这时候，日军都集中在战家墓田那里，把步枪三五支叉在一起，一边烤火一边吃起了早饭。

　　早饭后，1个日军士兵举起一面小旗子朝西边摇了摇，就听到一声炮响。在战家墓田的日军立即行动起来，拿上自已的枪来到湾坑（大旗地）的堑上。机枪手趴到机枪旁边做好了扫射的准备。这时候，一个日军用中国话对跪在湾坑里的人喊了一声：“站起来，快跑啊！”（对于日军喊话的目的至今不得而知）。听了他的喊声，跪在后边的二三十个人，立即站起来向南、向东四散逃去。 随着这个日军的喊声，两挺机枪同时向跪在湾坑里的人群扫射起来，日军的手榴弹也纷纷投向湾坑里的人群，顿时整个湾坑血肉横飞，成片成片的人在枪声和爆炸声中倒下了。枪声和爆炸后，整个湾坑里死一样的寂静，尸体横七竖八地躺在鲜红的血泊中，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和火药的气味。紧接着，两个日军对躺在血泊中的尸体，一面检查，一面点数。他们用军靴踹，用枪托捣，用刺刀挑，偶尔发现还有气息的，就捅上一刀，或补上一枪。补查之后，日军撤走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没事的快起来跑吧。”这时，还活着的人才开始四散逃命。

赵延宾（后）战俊清（中）王德才（前）指认日军在冶里村西门外设置的集中屠杀场旧址。

　　约在上午的七、八点钟，于家庄的人们向村西北的大路跑去。早已埋伏在此地的日军突然开火射击， 逃不出去的人们又退回村中。日军冲进于家村，见人就抓，见跑的就开枪，大户人家于嗣兰一家三代五口人，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年逾八旬、精神麻木的残疾老人于嗣信，坐在北墙根下晒太阳，被日军刺死在板凳上。正在吃早饭的于嗣钦老人被日军刺死在屋门口，如此惨死者枚不胜举。最后，日军不分男女老幼，将从中埠、于家庄两村中抓捕来的100多名群众，多数用绳子捆绑起来，集中在于家庄中间大湾北面的一个不足300平方米的场院上，架起机关枪，向人群疯狂的扫射，人们纷纷倒在血泊之中。只有八九人在敌人扫射时，抢先倒地被压在死尸底下或在扫射前跪在场院东头废弃的烟窨坑下侥幸活命。青年农民李丙君，当时因怀揣不满两岁的女儿，逃之不及，被敌人连同他的父亲、哥哥一起赶进了屠杀场。被杀时，他和女儿乘机倒在地上，全身被弹片崩上了一层泥土，女儿吓得也不知道哭了，因此，父女二人才幸免丧命。而他的父亲、哥哥却惨死在大湾里。

　　上午10点左右，实施完大屠杀的日军从冶里、中埠、于家庄向北撤走，沿途又打死了大寨村的7个人。

　　这次大屠杀给铁山一带的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难。大屠杀后，逃跑回来的家人无法目睹血腥的惨状，辩尸难认，小一点的孩子不敢直视死去的人，给幼小的心灵抹上永远挥不去的阴影。为了埋葬亲人，棺材都成了紧缺物资，多数只用一块门板或草席、秫秸盖在尸首上。下葬时，正值寒冬腊月，土冻的挖不动，大家用镐刨，用铣挖，用了很长时间，费了很大的劲，才挖了很浅的小坑，勉强埋住尸体。由于对日军暴行的恐惧，出殡的路上，多次遇到“炸营”（人们听到异响受到惊吓而四处逃跑），有的三次被迫丢下棺木才抬到坟上。

　　这次被杀害的多数是青壮年。于家庄60余户，被当场杀害的就有52人，残伤10人，占总人口的近四分之一，几乎家家有伤亡，连收尸葬埋的人都找不到，许多户是靠外乡亲友和邻村人的帮助料理后事的；有的是一家用一台车推着数具尸体，掘坑草草埋葬。惨案后，于家庄、冶里、中埠3个村的丧事整整延续了3个月之久才结束。

　　大屠杀使本来就较贫困的村民更加贫困。数十户人家濒临绝境，他们逃生无路，欲死不能，度日如年，在痛苦中挣扎。有些家庭的主要劳动力被害，剩下老幼病残、孤儿寡母，生活无着落，只得背井离乡，卖儿卖女、家破人亡。

　　“铁山惨案”中的伤亡数字存在不同的记载。1989年版《临淄区志》记载：“1938年2月11日清晨，日军突然将临淄县的冶里、中埠、于家庄三村包围起来，把三个庄的群众赶到中埠村外的大土坑边，用机枪扫射，打死村民201人，重伤21人，有32户被杀绝”。1995年“铁山惨案”座谈会记载：1995年4月10日和6月6日，张店区党史征委会分别在镇党委会议室和铁冶村召开了“铁山惨案”座谈会，大家就大屠杀中伤亡的人数作了回忆，三个村在这次惨案中当场遭残杀的共216人，受重伤的35人,被杀绝的20户，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27人，十几岁以下的儿童5人。

　　以上的人口伤亡记载，由于受统计口径、范围不同以及调研条件所限，伤亡的人数不一致。后经过2006年张店区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大型调研活动，特别是2006年12月后，中埠镇中学语文教师于有存与王德才一起用3年时间采访了张店、临淄、桓台三区县的40余个村庄，编著了《铁山惨案》一书，对铁山惨案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记录。2013年，张店区抗损调研人员经过反复核对和调查，并征求当地群众意见核实，对铁山惨案的人口伤亡情况结论如下：死亡村民263人，其中，于家、冶里、中埠三村的遇难村民达203人；三村附近的边辛、黄金、大寨、孟家村共13人；其余外乡村及过路人47人。惨案致残致伤村民62人。从屠杀场等死里逃生者35人。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英雄的铁山人民没有被屠杀吓倒，更没有被征服。相反，经过这次血与火的洗礼，他们进一步认清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狰狞面目。很多遗孤和亲人决心跟着中国共产党奋起抗战，为死难的亲人报仇雪恨，为民族的解放而投身到抗日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