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马戈庄惨案专题调研报告

　　（2006年12月20日）

　　山东省平度市抗战课题组

　　下马戈庄村（现属崔召镇）是一个400余户的大村，位于大泽山东南麓，四面环山，易守难攻，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2月1日，平度城被日军占领。日军入侵平度后，到处进行惨绝人寰的狂轰滥炸，烧杀掳掠，平度人民陷入灾难深重的血与火的洗劫之中。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阶段，日伪军对我大泽山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反复的“拉网扫荡”，制造了多起灭绝人性的惨案。1941年春，日伪军在大马场村（现属大田镇）安了据点，驻有日军一个小队和部分伪军，经常对附近村庄进行扫荡，群众深受其害，饱受摧残。

　　1940年前后，八路军山纵五旅司令部、中共胶东区委、西海地委、西海军分区、平度县政府和县大队经常来下马戈庄村驻防。这一带群众抗日活动异常活跃，对发展人民武装，开展抗日斗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1937年前后，下马戈庄村群众为保家卫国就组织起“红枪会”，抵抗打击土匪，同盘踞在张戈庄村（现属大田镇，距下马戈庄村3公里左右）附近的以王泮亭为首的地痞土匪结怨， “红枪会”曾抄过匪首王泮亭的家，后王泮亭的弟弟王泮恩当了伪政府领导的三区区长，住在大马场村，与日军狼狈为奸，助纣为虐。由于下马戈庄村及周围村庄群众抗日热情高涨，成了日军的眼中钉，加之伪区长王泮恩煽风点火，日军经常对该村实施扫荡侵扰，残害我抗日群众，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下马戈庄惨案。

　　1941年7月13日，上午十点左右，驻马场据点日军小队长茨田和伪区长王泮恩率日伪军共40余人对下马戈庄村实施扫荡。此时村民们大都在田间劳作，毫无防备，听到枪声后便四散奔逃，跑得快的都往北山上转移，一些来不及逃走的村民被抓起来赶到了村东场院上，日伪军把这些村民强行驱赶进场院东村民张学兴家的五间空房内。据当事人徐淑英（女，86岁）回忆，当时她们一同被赶进屋内的有20多个人，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只有少数几个青壮年，日伪军随后用棉被等东西将门窗塞紧，从窗棂缝中投进瓦斯毒气弹，只一会儿，她感觉屋内有股臭味，然后就觉得头晕恶心，流涕咳嗽，怀里抱着的八个月大的女儿（乳名琐衣）口吐白沫，不省人事。满屋子的人咳嗽不止，但又不敢大声哭泣，怕日伪军闯进来。此时日军施放毒气后齐在房前观看取乐。过了一会儿，有村民无法忍受烟呛火燎、毒气薰，拼命砸破门窗逃生，日军随即向村民开枪射杀，张明文、张丰高、张更玉、张学桂和一个小女孩等五人被当场打死，张明华翻墙侥幸逃走，随后上墙的张炳文从墙头上掉下来，被日军用刺刀捅死，肠子都掏了出来。

　　日伪军把要逃跑的村民和从村内外抓来的另一些人押到场院边的一口井旁（张学兴房子西），逼迫村民跳井，村民董明学在井边用力甩开两名日本兵，拔腿就跑，敌人开枪没有打中他，董明学幸免于难。随后日伪军将村民二十余人逐个推进井里，然后搬起一旁铁匠铺的铁锤、铁砧等工具往井里砸去，妄图将落井村民全部砸死，幸亏此井口细底粗，一些紧贴在井壁上的村民躲过此劫，但最后落井和在井中央的群众伤亡惨重。据村民张振荣（男，77岁）回忆，在井中被砸死和淹死的村民有五人，包括其父张明俊、张名初的母亲和妹妹、张明功的妹妹（仅三岁），张永严的妻子。另有村民张庆光等人被砸伤。张振荣曾亲眼看到父亲被从井里捞上来时的惨状，头部被砸烂了。全村哭声一片，哀嚎漫天。日伪军的屠杀还没有结束，他们把要逃跑的一个铁匠（大田镇于家村人）枪杀在村民张永考家的猪圈里。村民张有余、张崇资上坡回来被敌人抓住，被日伪军用农具二齿勾活活抓死。村民徐淑英的女儿琐衣在被毒气熏后晚上滴水不进，继而出现腹泻，翌日凌晨死亡，仅仅八个月大就惨死在日军的毒气下。村民徐淑英回忆，当天傍晚村民取水做饭，井水已被伤亡者鲜血染红，淘出来的血水一直流到村北土地庙。

　　下午一点左右，日伪军制造血腥惨案后离开下马戈庄村，走时还拉走了张明俊等村民家的3头驴及其他物品一宗。

　　下马戈庄惨案是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平度的重大事件，这一惨案造成15名村民罹难，日军用枪杀、投井、施放毒气等残忍手段杀害我无辜平民，给下马戈庄村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事后我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人乔天华、臧宝亮等前往下马戈庄村进行被难者安置和对亲属的慰问。

　　残酷的屠杀与血腥的镇压，并没有动摇人们反抗的意志，反而激起了平度人民的抗日怒火，他们纷纷参加抗日救国会和民兵组织，参军参战，前仆后继，直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