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巍巍马石山》
一九四二年冬季，日寇对我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规模最大，也是最残酷的一次大“扫荡”。当时我刚参军三个月，在野战医院三所当调剂员。
敌人向我们根据地推进，情况很紧急，我们晚上都睡在山里。一天，天刚亮，西面响起了枪声，天色还在朦胧中就看到了逃难的人群。天亮了，看得更清楚了，到处是拉着牲口的、抱着孩子的、背着包袱的、拥挤着喊叫着的人，有的顺着小路走，有的漫山遍野的走，都是向东走。
我和林淑贞同志装扮成当地妇女，每人提着一个包着救护药品和器械的包袱，由村干部田同志带领转移，随着逃难的人群向东，向马石山方向跑。鬼子在后面追，飞机在空中转，逃难的人更加惊慌混乱了。越往东走，山野里难民越多，村庄里却几乎看不见一个人影。
好不容易挨过了一个白天。天黑下来了，我们刚刚爬过了铁山，遇到了区中队的三个同志。大家凑在一起，从山上向山下一望，四周几十里都是火把，像火龙一样把我们围在里面，四外还响着枪声。现在我们都明白了，我们是被鬼子拉在大网里。谁都知道明天该是怎样的情景，必须坚决突围。一会儿又来了一些青年人和老大爷，凑起十几个人了，大家都围着区队干部七言八语地计划突围，我和淑贞很少说话。那时，我心里不知害怕，只想着坚决跟他们突出去。区中队同志下去侦探了两次，回来说敌人已发觉我们了。大家正在发愁，从后山坡上来了一些穿着瓦灰色衣服的人，近前一看，带头的那个人是主力部队的岳教导员。几个月前，我到前方我爱人那里去时曾见过他。他问我们都是哪些单位的？我们把代号告诉了他。这时人越聚越多了。岳教导员向大家作了简短的动员：“我们要坚决突围，突围时大家一定要沉着，敌人打枪打炮不要怕，要肃静不要出声音，能不能做到？”大家都齐声回答：“能做到。”接着编了队，前后都有战士，把我们夹在中间。开始时轻轻的脚步快步走，在靠近敌人火堆半里路时，就飞跑起来。我和淑贞手里提着包袱，气力又小，跑不过他们男同志。快冲到火堆的时候，我身后的男同志呼呼地冲到我前面去了。突然眼前一黑，我撞到地堰下面跌了一跤，等爬起来一看，同志们都走远了，只见一列灰色的影子，像风一样接着就不见了。敌人三面向我打枪，远处鬼子伪军哇啦哇啦的喊着，我着急得不行，拼命往前撵，也顾不得招呼淑贞了。忽然看到地上卧着一个部队的同志，我想救护他，一拉才知道他已经牺牲了。子弹在我身旁扑哧扑哧的响，炮弹在四周爆炸。突然，我腿上象火烧了一样，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了，我负伤了。这时也忘记了害怕，挣扎起来试了试还站得住，就用尽全力顺着小沟又跑了起来。血流在鞋子里，步子更沉重了。忽然看见地下有一只干粮袋，不能丢。我一手提着干粮袋，一手拿着药品包袱蹒跚的走着。淑贞也从后面跑上来，她看到我问怎么啦？我说负伤了。她又问我骨头断了没有？我说没断。我顾不得再说话，就随她又跑了半里路，到了一个村头。这村中也有鬼子，他们向四外开着枪。我们斜插过去，看到一个大秫秸垛就钻了进去。敌人追过来了，胡乱打了几枪，我们藏着的秫秸垛也中了两枪。沉静了一会儿，淑贞小声问我：“要是敌人真搜到我们怎么办？”“就说我们是姊妹俩。”“要是敌人认出我们是八路怎么办？”我说：“我们就是八路嘛！一个死朝住他啦。”我心里在暗想，淑贞怎么也怕起来了？当时不知她是在考验我。静下来了，我才感到伤口很痛，淑贞把止痛药水打开，叫我喝下去。我对她说：“你逃出去吧，不要管我。你出去替我写三封信：一封信给前方王教导员（我爱人），一封给我婆婆，一封给我母亲。”她安慰我：“我不能离开你，我们要在一起。”
我们说着说着，我不知不觉的昏迷了过去。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淑贞轻轻摇醒了我，说：“好了，好了，鬼子走了，村里有人啦。”我也听到了小孩子的哭声和有人挑水的声音。淑贞说：“你等我到村中弄担架。”我说：“我们一块走吧！”我们钻出了秫秸垛，她半背半拖着我到了村中。遇到一位老大娘，她留我们吃饭，我吃不下去，只吃了一个芋头，喝了一碗水。外面又响枪了，一定是鬼子又回来了。淑贞急忙拖着我转到村后一个小山上。可巧，又遇到田同志了。他高兴地迎面跑过来说：“谢天谢地，你们可出来了。”原来昨夜突围出来后，我们失散了，他就隐蔽在山上，一直等着我们。
鬼子又回到刚才我们吃饭的村子，刚回到村的老乡又漫山遍野地跑起来了，鬼子不断地打着枪。
田同志和淑贞扶着我走了二里路，过了两个小山岭，我实在不能走啦，就恳求他们：“把我放下，我不走了，你们走吧！”他们不肯，只允许我休息一会。我一倒下又昏了过去，苏醒过来后又被他们架着走了。约下午五点钟的样子，回到分所原来住的地方，几个护士把我抬到山里去了。
这附近没敌人了，医疗分所的同志都回来了。他们在原地和鬼子转山头转出来了，伤病员都在洞里，都没有损失。
护士把我送到两个男伤员住的洞里，洞太狭窄，我头旁边放着一盏马油灯（油是从鬼子的死洋马肚子里扒出来的）。我疼得头一晃，把灯碰翻了，大半碗马油扣在我头上。一位姓于的男同志（他的腿被敌人打断）见我流眼泪，鼓励我说“革命战士不要掉泪！”接着他唱起“重伤不哭叫，轻伤不下火线”的歌子来。
第二天上午，我被抬到洞外向阳背风的山坡上，黄军医给我动手术。我忍着极大的疼痛，腿上的弹片终于被拿出来了。入夜，我被抬到另一个洞，这是护士们昨晚连夜专为我挖成的。这样就开始了洞内的隐蔽治疗生活，每天天不亮医生护士们点着灯来上药，用被子堵住洞口，还送来一泥罐热面条和馒头。走时，他们砌好了洞口的石头，安慰我们几句后，趁天亮以前去疏散隐蔽了起来，一整白天再不见人来。
一天上午，黄军医来上药，他一边扎着绷带一边对我说：“你们俩真是天生的夫妻，同甘苦，共患难。”我心里突然一跳感到不好，“我爱人也负伤了吗？”我心急地追问。他支吾地回答说：“今年春天王教导员负伤后也是我给他取的子弹，也是经过我的手治疗的。”他走后，护士小严来了，我问她：“你听说王教导员怎样了？”她答“不知道”。“黄军医已经告诉我了。”我紧接着诈她。她脸一红说：“是啊，王教导员也负伤了，也住在我们所里，还给你一封信，在马指导员那里，他不让告诉你。”一切都明白了，我求她快告诉指导员把信拿给我。我心中忐忑不安，他的伤是轻？还是重？打在什么部位？有没有危险？我和王殿庆是在1937年相识的，也在那年定了婚。1938年他参加了革命，今年二月我们结了婚。我在他的鼓励影响下，三个月前也参加了革命。在这动乱的日子里，我们从认识到结婚，在一起不过十几天时间，但我们的感情却像鱼和水一样。现在他负了伤，我知道他多么想看到我，多么想得到我的看护。我焦急得一夜睡不着，真想忍着痛爬到他那里去，但又怕别人笑话我。
第二天早晨护士来上药，马指导员也来探望伤员。他刚进来，我就问：“马指导员给我信吧！”“我就是来送信给你的。”他说着就把信递了过来，一看正是我爱人的信，他是轻伤，我放心了。我想对马指导员提出去看我爱人的要求，但话到嘴边又羞得咽下去了。
我负伤的第四天，日本鬼子在马石山合围后，又转回头来清剿了。我事先不知道消息，上午听到了几声枪响，以后听到在我的洞前面一阵皮鞋声，接着洞上面的土哗哗地响着往下掉。日本鬼子踏着我们的洞顶过去了。我的心嘣嘣直跳，紧张地趴在洞口，从石缝向外看。对面小山上的敌人擎着太阳旗，一些便衣夹在穿黄衣服的日本鬼子中间，大喊着“鬼子走啦，快回家吧。”还有些伪军七零八落地唱着“老乡们来呀……”的歌子，这些是在玩把戏骗人出来，我们才不上当呢。几小时后鬼子才过去了。
以后日本鬼子没有再来，但情况时紧时松。在看不见太阳的洞中生活了一个月，未洗过脸，也未换衣服，头发上凝结的马油加上泥土就像上了一层胶。在这些日子里，我收到殿庆三四封信。信上告诉了我他负伤的经过。“我带领部队掩护军区政治部和团部机关突围，因年初作战负伤，身体虚弱，在部队急行军中掉队了。我叫通讯员去联系部队，一个人隐蔽在几棵小树下等通讯员回来。正在此时看见三个鬼子端着刺刀在追着一个穿黑长棉袍的区干部，眼看鬼子刺刀就要捅到那位区干部。我立刻站起来猛跑几步，用已经卡壳的匣子枪对准一个鬼子，鬼子一怔，区干部乘机跑掉，我旋即从三个发怔的鬼子中间冲下山坡。鬼子向我打了几枪，我腿上中了弹。鬼子本想下坡去追赶，但发现另一方向有我军，便顾不得我，而向另一方向的我军射击……我才冲出重围……。”他给我的另几封信勉励我争取入党，团结同志，学习文化，我努力照他的话做了。
反“扫荡”结束了，环境平静了，我的洞里生活也结束了。护士们扶我骑上毛驴往村中走。到了村中，我一眼看到殿庆，差一点叫起来。他走过来扶我下了驴，握着我的手，由于过度兴奋加上在别人面前的害羞，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殿庆看我还带着根拐杖，便亲切地说：“秀卿，伤没全好吗？”我红着脸点了点头。那时，真想马上有一间小屋，两个人在一块好好地说一说压在心里的话。
（包秀卿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