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巍巍马石山》
在抗日战争胜利55周年及“马石山惨案”纪念日之际，我以激动和悲痛的心情回忆我的父亲、杰出的军队医务工作者、在“马石山惨案”中牺牲的夏云超烈士。
我的父亲 1917年出生于荣成市桥头镇观里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兄弟姐妹 11人，他排行第五。我的爷爷当过私塾先生，任过村董事长，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拥护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曾被选为县参议员。我父亲自幼聪明好学，在我大伯（我的养父）夏岳五的支持和资助下，先后就读于荣成风鸣（现荣成埠柳镇）高级小学、威海育华中学、北京宏达中学高中部，1934年考入北平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务系。在校期间他始终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侵略华北地区，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2月9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领导下，北平数千名学生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镇压，举行大规模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我父亲也愤然走出校门，加入浩浩荡荡的示威队伍之中。反动军警像疯狗似地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造成许多学生受伤，我父亲也受轻伤，但他没有被吓倒，仍然坚持与反动军警搏斗。第二天，各大中专学校又举行大规模的罢课斗争，学生上街演说，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罪行。在汹涌澎湃的爱国斗争中，我父亲经受了锻炼，后又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学生联合会”，与反动分子组成的“新学联”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平津相继沦陷。日军在北平城内横行霸道，无恶不作，这更激起了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和反抗怒火。此时，因斗争需要，学生们疏散到全国各地继续抗日救亡斗争，我父亲回到济南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后因生活来源困难，又历尽艰辛回到荣成老家我大伯家中。
我大伯自年轻时即在城厢（现城山卫镇）与人合伙开设一所“崇德药行”。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抗日初期就与中共荣成城厢支部负责人曹漫之、李耀文交往密切，并多次掩护他们脱险，后又经常接收治疗八路军伤病员，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解放后多次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当时大伯的思想行为对我父亲的革命路程影响很大，就是由他介绍我父亲结识了曹、李二人，向他们汇报了自己参加抗日斗争的情况、愿望和决心。他们很赏识这位高等学府回来的学生，给予很大的支持、鼓励和帮助，使我父亲的思想觉悟和对革命的认识提高得更快，积极参加中共城厢支部创办的“河山话剧社荣成分社”活动，宣传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
1938年1月18日，曹漫之、李耀文奉命率领埠柳乡校起义队伍西上文登县大水泊镇，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会合。4月，经他们推荐，我父亲到部队作军医，从此走上了军旅之路，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他经常亲临战场，勇敢地抢救和运送伤员，屡受表彰。当时部队无医院，医疗条件又差，伤病员治疗有困难，我父亲就将重伤员转送到我大伯的“崇德药房”救治，故被誉为“三军”的后方医院。9月，“三军”奉命与掖县（现莱州市）三支队合编，更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同时在黄县文基大姜家村成立了胶东八路军第一个后方医院，下设若干卫生所，我父亲被任命为院长。同年，与我母亲宁超（医院卫生员）结为革命伴侣。
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创办医院是非常困难的，药品缺乏，医疗器械少，医护人员都是十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没经过正规培训的年轻人。面对困难，我父亲没有被压倒，他以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的医护人员为宗旨亲自承担培训任务，既当院长、军医，又当教员，用自己所学的知识自编教材，夜间备课，白天工作、上课。教学中以土洋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到斗争中去学习的方法，突出进行“有我们在就有伤病员在”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使医护人员在政治、业务素质上都进步很快，仅用半年时间就将各卫生所的医护人员轮训一遍，为部队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工作中，他以身作则、克己奉公，经常深入基层、亲临战场，用土洋结合、偏方、验方等办法为伤病员和驻地群众治病疗伤，深受部队官兵和群众的欢迎和爱戴，称他为“八路军五支队里的华佗”。
1940年9月，“山纵五支”改编为“山纵五旅”，我父亲被任命为旅部卫生处处长兼政委。职务变了，担子重了，但他始终坚持严以律己、平易近人、深入基层、以革命工作为重的工作作风，视政治工作为卫生工作的生命线，坚持政治教育和业务指导相结合，与同志们打成一片、促膝谈心，同甘共苦，全处形成了团结、进步、积极向上的和谐气氛。战时伤病员多分散到各村各户，无固定病房，他经常爬山越岭到各村检查、指导工作，看望伤病员。自己虽然是高级知识分子又是处级干部，但从不搞特殊化，生活俭朴，拒吃小灶，行军时配给他的马不是驮文件、书报、灶具，就是给体弱多病的同志骑。同志们总挑起拇指称赞他“咱们的夏处长是好样的！”至今同我父亲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回忆起来都十分怀念他，夸他是位令人尊敬的好同志、好领导。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最困难的阶段，胶东上空乌云密布。11月初，日寇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到烟台，策划布置两万日伪军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拉网式扫荡”，形势十分严峻。卫生处奉命在日寇“扫荡”前对疏散各地的伤病员进行一次大检查。我父亲同警卫员一起来到马石山地区检查伤病员的生活、医疗和备战情况，给予工作指导和解决实际问题。直到工作基本结束才抽空到疏散在马石山以北的上杨家村我母亲身边，此时我已出生一月余。父女第一次见面，他边亲吻着我边与我母亲开玩笑说：“我们的女儿是为了参加反‘扫荡’来报到的。”并给我起名叫“英利”，意为“英勇斗争，争取胜利”。第二天即因工作需要离开了我们母女，并同我母亲互相鼓励在反“扫荡”中再立新功。谁知这竟是我们父女的唯一一次见面，几天后的11月23日，日寇突然将包围圈紧缩到马石山地区，将干部、群众包围在方圆不足40里的圈子里。24日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当时我父亲因工作没能离开马石山地区，在突围战中为掩护群众被一股敌人所包围。在生死关头，他一边用手枪射击敌人，一边强令警卫员（年仅16岁）带着文件冲出去。当敌人即将扑上来时，他宁死不作俘虏，将最后的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献出了年仅25岁的生命。
军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后又将他的英名刻在“马石山殉难军民纪念碑”上，也铭刻在人民心中。
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悲惨历史，不要忘记日本的侵华战争给人们所带来的深重灾难。万众一心将我国建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现，让革命先烈的鲜血不白流。
（夏吉丽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