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清河平原上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处在极为艰苦阶段，千户大村史口镇地处敌占区和广北抗日根据地之间，成了敌我之间斗争的焦点。敌人“蚕食”、“扫荡”，我反“蚕食”、反“扫荡”的斗争相当激烈。

　　是年10月7日晚，有两个带驳壳枪的便衣人员来到了镇公所，“伪”镇长杜荣甲接待了他们。寒暄几句后。他们就要酒喝、要鸡吃。在那环境相当复杂的年月，我们共产党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或特工人员到一生疏地来未接上关系前也是化装、不露真相，或表现出让人难以分辨身份的样子。这两个人虽然要吃要喝，但神态自若，在场的人谁也没辨出他们是哪方面的人。他们喝了几杯酒，各啃上了根鸡腿后，便叫镇长杜荣甲独自到外面去，说有要紧的事跟他说。杜同他们出镇公所不久，就听到一声枪响，接着听到似有几颗手榴弹爆炸声。当镇公所的人及其附近的人们赶到时，杜荣甲已倒在了血泊中。镇公所帐先生刘兰芳赶紧告知杜的家属，杜妻王氏见状悲痛欲绝，大哭不休。众乡亲劝住王氏一家的啼哭，帮助把遗体抬了家去，收殓后停于后院。杜荣甲是何故被杀？凶手是何方何人？众人不知底。知真情的唯独共产党员侯执礼，当时党的活动是秘密的，在那种环境下，怎能公开说出原委，再说他自己也是被追杀人之一，只是夜间越墙到了杜家大院，在杜的灵前泣哭了一场，对杜妻王氏说：“杜荣甲的仇是一定要报的！”说罢，就告别了杜家连夜离家远走了（上级考虑到侯的处境调离到地委学习）。因环境恶劣，在此工作的同志也相继转移，这件当时震动周围十几里的镇长被杀案，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引用的陶潜的那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世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少有问及了。虽然1943年侯执礼又回到史口当了抗日民主政府的镇长，但因时已隔两年，再加上战事紧张，任务紧迫，无暇谈及那些曾经历过的往事。1945年，侯执礼又调渤海公校学习，不幸1946年5月在惠民泊东乡遭暴乱的九宫道杀害。至此，杜荣甲镇长被杀案更石沉大海了。

　　时光荏苒，到了1954年，杜之长子杜文奎报考中学，虽有明文规定对烈士子女年龄、分数方面有所照顾，文奎超龄一年，但报不上名，有人说其父杜荣甲任镇长死因不明，意在怀疑文奎不是烈士子女。杜荣甲遗孀王氏虽对杜之死因果无据，但回忆杜当时虽无明言相告，但从行动上觉察到杜那时接触的人、办的事，是属共产党八路军方面的。也记得马千里多次到过自己家，过去她对名誉地位并不放在心上，可这件事触动了她，心里难以平衡了。她下定决心找到知情人，对丈夫的死要弄个一清二白，让后人有个公道的评说。

　　王氏回忆了当时经常与杜接触的人，便四处打听他们的下落，忽然得悉曾与杜联系极为频繁的似为挚友的马千里，时在济南军区。王氏已年老体弱，便让其长子杜文奎去了济南。1954年7月，马老如亲人般接见了文奎，追述了杜荣甲当时不畏艰险出生入死为抗日工作做的奉献。并告之文奎，杜早就是共产党员，死前系博兴县抗日民主政府税务局长，当时兼伪镇长是我党地下工作者马运基（后被张许日伪特务杀害）安排的，名为伪镇长，实是我党的干部。他是被坏人告密，伪十六旅成建基部谋害的。并据情写了证明信。十多年前的史口镇“伪”镇长被杀案真象大白，博兴县人民委员会确认杜荣甲同志为抗日烈士，其家属为革命烈属。

　　杜荣甲字秀东，生于1910年8月，博兴县博昌镇（今东营区史口镇）人，出身在富裕家庭。7岁入读，学业优良。1930年在村校就读时结识了来校督学的博兴县最早的共产党员张静源。在其影响下，积极阅读进步书刊，在同学中倡导新学、反对封建、反对迷信。他目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耳闻“九一八”日本侵略者罪行，渴望寻求救国救民的道理。1931年底下学后，到博兴县图书馆工作，有幸阅读了《资本论》、《社会科学大纲》等著作和《新青年》等进步杂志，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再加上受马千里等有识之士的影响，思想进步很快，于1932年3月，经张静源爱人李云武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杜荣甲投身党的事业。同年，在那白色恐怖的年月，回到史口镇，发展了侯执礼、吴传才、杜冉友等党员，7月建立中共史口支部，任支部书记。支部建立后即与侯执礼等组织进步青年准备参加中共博兴县委组织的四、五、六、三区“八四”暴动。暴动失败后，史口支部与县委失掉了联系，杜荣甲同志便在本村当了小学教员，以教书育人为业，继续宣传党的主张，培养青少年的爱国热忱。

　　“七·七”事变后，杜荣甲积极组织邻近学校进步教师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1939年3月，与博兴县工委取得了联系，他与本村侯执礼等重新建了支部，隶属博兴七区区委（区委书记薛少九），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史口支部开展群众性抗日活动，建立了人民自卫团，作为与敌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同年冬，日军占领了史口镇，未修据点，强占了些民房。期间日军还在镇上办起了学校，让学生学日语，进行奴化教育。同时对抗日活动进行镇压，七区党委遭破坏，书记薛少九被捕变节，出卖了史口支部的党员，杜荣甲同三名党员和一名非党抗日积极分子共五人被捕，幸亏伪区长杜子厚（后被日军杀害）营救获释。杜荣甲在家暂隐一段时间。1940年春，我清河区八路军三支队北渡小清河，开辟牛庄、北隋一带抗日根据地，杜荣甲与军区机关取得了联系，回史口与侯执礼等同志秘密组织抗日活动。6月，清河区参谋主任马千里和做敌工工作的马运基来史口，安排杜荣甲担负了情报站工作。

　　杜荣甲不畏艰险，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日军驻史口的兵力（步、炮兵共计百余人，还有个便衣特务队）、武器装备（除敌军各持的步枪外，另有4门马拉105榴弹炮），及时把日军情报上报。待我三支队攻克史口镇的前夕，8月21日日军自行撤离史口。次日伪保安十六旅三团成建基部又进驻。成部到史口后强占民房，催粮逼款，与日本军一样摧残百姓。杜及时将成的作恶情况密报了我军。8月24日，三支队主力一举攻克了史口，赶跑成部，史口一度解放。10月间三支队集结牛庄、北隋整编。11月博兴县府一度驻进史口，县委派田浮萍、杨公田、伊觉非等同志重新组建了七区党委、政府，因距敌占领区较近，我工作干部还是游 击形式活动于史口、徐家、于林等村，此时杜荣甲同志担任了博兴县税务局长。

　　史口镇是周围十几里的大村，政权始终掌握在敌伪手里，对周围村影响不小，是这一带形势转化的障碍。为此我党地下工作者曾进行过斗争，镇压了日军占领时的伪镇长杜××，可敌伪选任了医生出身的杜××，这人胆小怕事，在那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自然对敌唯命是从，而对我抗日干部要求办的事表面应付，杜荣甲和侯执礼研究后，利用他胆小如鼠的弱点，在杜聿修家靠街的墙上写了“杜镇长要了老百姓的命！”一句话，就把他吓得辞去了镇长的职务。紧接着利用伪区长张林三是杜荣甲远房表兄的关系，经地下党员马运基报告组织批准，杜荣甲当上了“伪”镇长，巧妙地把政权转移到了人民的手里。杜荣甲任镇长后，通过应付敌人，更多地掌握了敌人的情报，秘密地为我抗日工作提供便利。他还利用合法的身份，团结争取了在镇上有影响的上层人物，如曾任张学良警卫旅长王以哲文牍副官的吴乐天等，为宣传共产党团结一切力量，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影响。

　　1941年7月，十六旅长李法熹，三团团长成建基投靠了日军，编为“武定道剿共建国军独立二团”（此称号当地群众知道的不多，一直称十六旅），依靠张许据点日军的势力，回三里庄，拆除民房，在史口一带抓丁拉夫，筑起了自称“固若金汤”的据点。日伪勾结连续“扫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史口镇又陷入了白色恐怖中。8月间，八路军三支队为了打击敌、顽的嚣张气焰，曾驻在史口南的培李、木李等村。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为解决抗日队伍军需，杜荣甲、侯执礼等冒险集粮3000余斤，夜间密秘护送到我军驻地。

　　在那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时期，抗日干部有句常说的话：“提着脑袋干革命”。杜荣甲工作上尽管严密谨慎，在那“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的复杂环境里，风险随时会落到身上，就在这年10月7日晚，被敌暗杀了，时年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