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APP微博二维码

斑斑血泪 九死一生

2015-06-23 15:11:00来源: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作者:

  斑斑血泪 九死一生

  ——我被日军抓劳工的回忆

  王子欣

  我叫王子欣,是平度县旧店镇北庙东村人,今年77岁。回想起我在1942年,被日本侵略军抓“劳工”的那段苦日子,真没敢指望还能够活到今日。

  1942年,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第五个年头。随着战争的消耗,其国力人力濒临枯竭。于是,侵华日军更加疯狂,除在我国沦陷区大肆搜刮各种物资财富和抽丁拉夫外,还对我抗日根据地残酷地进行梳篦式的拉网“扫荡”,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并抓掳大批青壮年农民发往东北、日本做“劳工”。特别令人气愤的是,他们根本不把这些“劳工”当人待,冻、饿、累死者比比皆是。

  就在这年的十一月十四日(农历),青岛、胶县、高密、平度城等地的日、伪军分进合击,对我大泽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拉网“扫荡”。天空中有日本飞机轮番轰炸、扫射,地面上有日、伪军以密集的队形包围搜索。他们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燃起大火,真是狼烟四起,战祸遍地。那时,我在马疃(现属石桥乡)完全小学任教导主任工作。这天一早发现敌情后,我就往西北山里转移,当我奔走了十多里路,进了我老家北庙东村没一袋烟工夫,有一股日伪军就窜进了我村。他们一个个像凶煞神一般,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硬把俺村的人都赶到东大场园里,扬言:“谁躲在家里被搜出来,格杀勿论!”我也被他们赶了去。村东头大场园里挤满了人,四周站着端枪的日伪军。有个腰挂指挥刀的日军官给讲了一通似懂非懂的话,意思是:妇女、小孩统统不要,只要男青壮年,去修工事,修好就叫回家……于是,先放走了妇女、小孩,接着就把我们这些男青壮年都绑起来带走。出村北行约2华里,来到原旧店金矿大院。在这里,日伪军又把我们分开——长胡须的站到一边,没长胡须的站到另一边。我想抢站到长胡须人的那边去,结果,被一个日本兵发现,当场打了我几耳光,把我绑得更结实了。

  经过这样分拨之后,我们几十个没长胡须的青壮年,被押着往下山的回路走,当天晚上到了旧店,被圈在该村南头的一个大院里过的夜。他们不给我们饭吃,天冷地冻,心烦肚饿,只找到些生地瓜、花生充饥,好歹熬到了天亮。第二天,我们又被押解着途经小庄到了大王头村(现两目乡),晚上仍被圈在该村的一个大院里住宿,还是水、饭不给一点,又冻又饿。当晚不少人冒死逃出了魔掌。第三天,又把我们押解到流河村(现两目乡),晚上赶进六间空房屋里,还是吃、喝都不给。东三间屋里多是旧店村人,因房墙是土打的,他们一齐心,每人撒了一泡尿,借湿气挖墙,挖开个洞先后逃了出去。我们剩下的人,在第五天傍晚被押到平度城关进牢房。此时,我们都几天没吃顿饱饭了,个个饿得发昏,但他们还是不管不问。在这里住了一宿,农历十一月十九日,就用汽车把我们送往青岛体育场,关进看台下的小房子里。当时,这里简直是人间地狱,关押着从胶东解放区抓来的“劳工”、难胞五六千人之多。隆冬数九,我们既无棉衣御寒,又缺食物果腹,再加日伪军的非刑拷打和摧残,死者甚多。死一个,他们就胡乱地用破衣碎席一卷,推到一边放着,每天早、晚用汽车一起拉出去扔到海里。惨死的同胞暴体露肤,其状目不忍睹……

  我们住在这里,每天只给半斤地瓜吃。每当供饭时,一个伪军分发,两个日本兵监督。他俩各自手执一根木棒,有谁接不住给扔来的一块地瓜,等掉到地上再去拣,就会被诬为小偷,招惹乱棒痛打。当时正值隆冬天气,滴水成冰,他们还经常给所谓这类的“小偷”剥光全身的衣服,在体育场上赶着打。一个日本兵打累了再换另一个,直到把人打昏或冻僵倒下才肯罢休。更为惨无人道的是,他们以地瓜或窝窝头等可吃之物作诱饵,强迫这些被饿得半死的“劳工”学猫叫、狗咬、兔子蹦;末了,他们还总是故意把一点可吃的东西扔进“劳工”群里,招引大家哄抢压摞。就这样,经常有人被压死,日本兵见了却总是捧腹大笑不止。每当见到这种情景,我们每个人的心里,真有说不出来的苦滋味。

  我们在这里大约住了一个多月,于这年的农历腊月中旬,就被赶上船外运,经过三天三夜,到了抚顺煤矿万大屋矿区。因为我们这些被抓来的“劳工”,已经历了一个多月的非人生活,个个破衣烂衫,垢头灰面,身上长满了虱子、跳蚤。因此,我们一到,日军就强迫着“消毒”——把每个人的全身衣服剥光,一个个赤条条地等在院子里,衣服收到屋内去。那正是农历腊月下旬天气,东北的气候又特别寒冷,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一个多钟头过去了,还没“消毒”好。这时不少人被冻得手脚乱颤,浑身发紫,有的被冻僵爬不起来了……可是,没想到这时又逼着我们排队洗澡——他们把四口大缸盛满水,日本兵手持水瓢,每两个守住一口缸,然后日本兵就用瓢舀水向我们身上浇,水一浇上,全身像刀割一样的疼痛,不多时就冻成了冰凌。就这样,当他们把衣服“消毒”好以后,拿出来要大家认领时,有三个人的衣服、鞋、袜全找不到了。可是日伪军根本不管不问,硬是把这三位赤身裸体的同胞一起赶往挖煤工区。听说后来就那么被活活冻死了。

  农历腊月二十九日这天,是这年的除夕。日本兵却硬赶着我们下矿,说是下去“见见喜”,明年多挖煤。我随大伙下去一看,真觉汗毛直竖,心惊肉跳——那煤矿像黑洞洞的墓穴,伸手不见五指,手摸到的,脚触到的,尽是些烂泥堆和积水,一不小心就会被砸死、淹死。矿内通风设备也不好,简直使人窒息一般……我边看边想,怪不得天天有人在煤洞里死去,然后被运到洞口扔掉,致使煤洞口老有偌多红眼狗围着争食。自己身体那么孱弱,哪能承受得了这种苦活,说不定啥时就会遭到同样下场……由于愁苦交加,刚到正月初三我就病倒了,直到正月十六日病才有点好转。于是,在这天晚上,我和俺村王书良秘商:要赶紧逃出去,要不等正式下了煤洞就再没指望了。就这样,我俩找上俺村的王洪刚、王京欣、王书敖、于宝善共六人,于当夜一起逃离了万大屋煤矿工区。天气寒冷,再加人地两生,胡乱走了三天三夜,才赶到了相隔只有90华里的沈阳市。因为我们都没有证件,好说歹说才在一家店里暂且住下。为交付住店房费和弄口好吃的,别的门路没有,只好又到日办的满州铁矿当扛力,白天去矿上劳动,晚上回到店房住宿。饥饿、烦躁、寒冷、活累,还不到两天,王书良就害了痢疾病,并且日益加重。正月二十一日晚上连续发了几个昏,差点儿没死去。但我们举目无亲,手中又无分文,叫天不灵,喊地不应,就只能这么眼巴巴地看着他。正月二十二日他实在病得不行了,紧紧地拉着我的手掉眼泪。我见他实在可怜,鼻子一酸也不觉抽泣起来。我说:“兄弟,你还有什么挂心事,现在就对当哥的说说吧。”他听了断断续续地说:“我不行了……一定给家里传个信……”说完,就闭上眼睛与世长辞了。我们五个人这可慌了手脚,一齐守着大哭起来,结果惊动了店主人,尽管天在下着小雪,他却硬要我们赶快把尸搬出去。须知,店主人也是担惊受怕有难处啊!还好,他借给我们一张铁锨,于是,我把死去的王书良背着,大家一齐托扶着,不敢走大街,顺着路灯的阴影下,向东走出里把路,遇个煤灰场,就在那里铲坑把他掩埋了。我们个个心里万分悲痛。回店后,店主人怎么也不准我们再往下去,没法,第二天一早,我们五个穿着单鞋,踩着一尺多深的积雪,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向沈阳西南25里的“收兵场”走去。路上深一步浅一步,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个个弄得像雪人一样,谁饿昏了就填口雪吃。就这样,离沈阳走了不到5里路,王洪刚又活活地冻饿而死在大路旁。我们又一齐围着大哭了一场,然后用手挖开积雪掩埋了他的尸体。我们深知,他们的死都是残暴的日本侵略军给造成的!

  后来,我们四人好歹挣扎到了“收兵场”。我先雇给一个董姓家干零活。王书敖因腿肿干不得活,就在村后一座破庙里存身避风寒,行乞讨饭。因为饥寒交迫,他曾连续上了三次吊,都未死去。后来,他独自去他处讨饭,一去无回,至今音信全无。王京欣也和他一样,说是去别处另谋生路,但一去再无音讯。惟有于宝善来找过我,说他有个舅子在沈阳,他老婆明天一早就来给他送东西吃,并准备安排他在沈阳他舅子家养病……我听了满心欢喜,并为他庆幸。第二天一早,我就前去给他送行;可是直等到天晌,也没见到他老婆的影子。他一急,便东倒西歪地向沈阳方向奔去……这时我才弄明白,他是饿昏了,在痴说痴道啊!可是我怎么也劝阻不了他,他走了,走向茫茫的荒原……

  到这时,我们一起逃出的六个人只剩我一个人了。正在我孤苦伶仃、悲愁交加之际,竟遇到了原平度县教育科郭子明老师。患难中异地逢乡亲,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我兴奋极了!听他说原在平度县第九区任武装部长的刘德礼也被抓“劳工”逃到这里。于是,当晚我们三人就找到一起,经过商量,于第二天就各自找雇主结算了工钱,然后结伙去了大连。我们在“闯关东”的老乡亲崔振云家寄住着,白天外出当小工维生。谁想,没多久,刘德礼就被一个熟悉他的坏人,向日本宪兵队告发了,他被捕了。不久,郭子明也被日宪兵抓走。这时,我在锦州打零工,对他们在大连的事一点不知。一天,忽然有个人来找我,说:“郭子明已在大连通过他舅子搞到了回山东老家的证明,要你赶快返大连,以便结伴回家。”我一听,真是喜不胜收,哪里还肯去细想,连工钱也顾不上结算,就匆忙赶回大连崔振云家。可是,哪里有郭子明!我受骗上当了。约在过午3点钟左右,进来俩人,没说几句话,就给我铐上了手铐,并骂道:“他妈的!你们三个八路已捉了两个,捉到你就全案了!”边骂边把我拉到门外,推上一辆马车,转弯抹角地押到一幢三层楼上。时已深夜,他们简单地审问了几句,把我绑紧拴牢就去了。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押进西岗衙门牢房。接着,就进行审讯,逼问我是不是教师。我不承认,他们就把我按倒在一个像杀猪床似的架子上,四肢绑紧,仰面朝天,再用卡子给把头卡住,丝毫动弹不得。然后,就用一条胶皮管子对着嘴给喷灌凉水。这时,我自觉闭着嘴憋得不行,一张嘴水就灌了进去,呛得人没法抗,那个难受的滋味没法提了。我很快就被灌昏了过去,等醒来时,已躺在牢房里了。以后听监友们说:“待水灌满了肚子,两个日本兵再用杠子给挤压倒吐出来,然后由两个人架着走一会,看苏醒了,就拖扔回牢房。”我先后被他们审问了15次,也就是被灌了15次凉水,昏死了15次。其实,刘德礼、郭子明二人早就说我是教师了。日宪兵一再逼问我,只不过看我是否说实话而已。接着,他们又逼问我“是不是逃跑的‘劳工’”,“是不是跑回去向八路军报告情况”,“是不是摸进沈阳、大连、锦州等地刺探日本皇军的情报”等等。他们如野兽一般,根据不讲道理,要么就非刑拷打、灌凉水。后来,我干脆豁出这百来斤了,给他个一问三不知。于是,他们就把我押回牢房,以常法来折磨——让我和监友们眼睛平视,脸朝一个方向,一个挨一个地坐着,有谁动一动就挨皮鞭抽;更要命的是每天只给4两水喝,这比每人每天只给4两橡子面吃还难熬,人人的嘴唇都干裂得开了口子。在牢房西北角的不远处,有个冲厕所用的龙头能拧出水。一天,一个监友干渴得实在忍不下去了,就想去弄口水喝。不料,被一个外号“活阎王”的日本兵老远瞧见了,不知是他没看真切还是故意刁难我,他走过来硬说是我偷水,逼我双手高擎着三四十斤重的太师椅,罚我的站。时间一长我浑身淌汗,手脚乱颤。但是只要一摇晃,日军就用铁棍子敲。那一天我前后被打了四十多铁棍子,浑身皮开肉绽,直到后来昏倒了他才肯罢休。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可累累伤疤还依然留在身上。

  后来,他们看看实在捞不到什么情况,便叫我和刘德礼、郭子明会面了,并说于这天过午就让我们回家。我心想:回家?那一定是回“老家”了!回就回吧,不就是一死嘛!等着挨就是了。过午一点半钟左右,走来几个日伪军,其中有个王翻译,非要我们唱支歌听不行。我们三人互相看了一眼,意思是唱就唱吧,反正不过如此而已!于是,刘德礼先唱了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唱了支《不识字真不好》,郭子明就唱了曲《沂蒙山小调》。之后,还要我们合唱,我们索性唱起了《为自由我们战斗》——“为自由我们战斗!联合全世界上正义的朋友,怒吼!冲击!向法西斯强盗。我们决心要创造幸福的日子,走幸福的大道,叫残酷的侵略者死在我们的铁手。战斗!我们战斗!为自由……”(因时隔多年,歌词记忆不确)听了我们的歌唱,几个伪军、特别是那个王翻译在拍手叫好,几个日军听不懂也跟着傻笑。然后便让我们认领了各自的破烂东西,有几个日伪军冒着小雨,把我们押上了火车,并声称要送我们到北大荒种地去。直到这时,我们三人才解除了被枪杀的念头。坐了一段时间的火车,不想,我们又被送回了抚顺煤矿。回矿后,我又被安排到原五区住房,难友们都为我逃跑不成而遗憾。第二天,“工头”就带我去见日酋美田,他上来就狠狠打了我两耳光,说我“大大的坏”,并亲手把我交给了“劳工”六班长。这六班长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连长,也是被俘虏到这里当“劳工”的。他见我病弱,分配我一些轻活干,月余,见我的身体康复了,便又叫我下洞挖煤。

  这次下到煤洞,给我派的活是扛水管冲沙子垫凹,整日被弄得满身泥浆,一不小心就会被滑跌在泥水里。这满身的泥水在洞内尚可,一出洞就冻得受不了……日本侵略军简直不拿我们当人待。1944年春节刚过,我的双脚终于全被冻坏,不能下煤洞了。就是这样也不准我养息,因为他们已知我当过教师,就安排我帮一位马先生写写算算。这位马先生可是个好心人,同情我,还极称赞我写的毛笔字,对我很有点悲天悯人的样子。他虽然在人前表示我们之间关系平常,但背后里却十分亲近,问我家乡住处、家中人口以及在家职业等事。后来,他悄悄塞给我一封信,我连忙找背人处拆开一看,啊!竟是我家中的来信。信中告诉我在沈阳的诸位乡亲的姓名、住址,有陶家寨村的陶成民,在傅民德玻璃铺;南黄同村史书文和小沽洄村刘进攻,在北岭飞机场;旧店村张法德在铁西酒馆……并要我迅速和他们取得联系,以便得到帮助早日返回家乡,从而极大地鼓舞了我的勇气和信心。1944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日,我又一次逃出虎口,在沈阳诸亲友的资助和疏通下,办理好有关方面的手续,乘车、搭船、步行赶路,水陆不停,昼夜兼程,终于在正月二十六日回到了可爱的家乡北庙东村。当一看到我所熟悉的田园、房舍、村树,见到我朝思暮想的二老双亲和家人,禁不住失声地痛哭起来。街坊上的父老乡亲也都来为我庆幸,看望我,抚慰我,人来人往,多日不断,我自觉又重新回到了人间……

  几天之后,区教育助理杨芳同志前来探视、慰问我,并动员我继续做战时小学教育工作。我慨然允诺,立即奉调先后去南庙东、北黄同两村任教。白天教学生识字和宣传抗日救国,晚上就和邻村教师组织起来,摸到旧店日伪军据点写标语、撒传单。这虽有一定危险,但我甘愿冒死不辞。因为我亲身尝到了被日本侵略军抓“劳工”受奴役的痛苦,决心不当亡国奴!

  1986年6月30日

  林美欣 张甲训 杨成金整理

  (平度市政协供稿)

初审编辑:

责任编辑:余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