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在新城街道境内共抓劳工123人（依据办事处大事记）。孙家小庄31名劳工，现今还存活2人（即孙远恺、孙远其），都在80岁以上。
孙家小庄村距老县城20里地处，属于山区，在抗战时期是我抗日武装根据地之一，由于山沟纵横，有利于我抗日武装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孙家小庄村村民逐渐觉醒，和日伪军进行坚决的斗争，连续三年抗粮抗款，没向日伪军交过一文钱、一粒粮。因此，日伪军非常仇视，多次扬言要把孙家小庄村的地皮揭下一层来。
从孙远恺、孙远其那里了解到，1945年3月29日（农历二月十六日），灾难降临到当时只有二百多户的孙家小庄。天刚蒙蒙亮，一个连的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孙家小庄村，当时村中的群众发觉被日伪军包围后，悄悄叫醒左邻右舍，向庄南逃跑。未跑出的群众全部被包围在村内。日伪军进村后砸门破窗，抢掠财物，放火烧房，并向地窖内扔手榴弹，向草垛内捅刺刀，强迫村民进行集中。孙远西的父亲孙业蒿藏在草垛里被搜出后，日伪军用枪托一阵乱打，被打得头破血流，惨不忍睹。很多青壮年被抓后，老人们苦苦哀求，磕头求饶，无一不遭到毒打。孙金业被日伪军搜出后，其母拉住孩子不放，被日伪军一枪托打在胸口上，立刻昏死过去，醒来时儿子早被日伪军抓走了。日伪军烧了村民的房屋，浓烟滚滚，一场空前浩劫，孙家小庄陷入一片混乱。日伪军从村中强行集中起村民150多人，训话后，从人群中拉出58名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用绳子绑成一串押往城里。这58人中最大的58岁，最小的只有15岁。年仅15岁的孙远西与父亲、哥哥三人同时被抓，其父孙业蒿被送日本人开办的枣庄煤矿下苦力，孙远西和其兄孙远木被押送到日本，孙志远和孙衍功也是父亲、儿子同时被抓。
这58人在押往县城的路上，有16人偷偷解开绳子逃离虎口，其余押往县城监狱。日伪军放出风来，花一万元钱就可放人。孙小村有10人的家庭卖地、卖牲畜及物品、借贷等凑齐十万元把人赎回来。还有32人（其中1人是仪阳来走亲戚的张志平被抓，孙家小庄31人）被关押在监狱3天没有给一点饭吃，饿得他们头晕眼花。当时，又有本县其他村抓进来的青壮年有孙远恺、孙远其认识的：老城胡庄的胡丙保、城北孙庄的孙传章，安站邓家庄的邓光家、邓洪祥、刘振法，大河口的王士传，邓李付的付立珍等。十几天后，集中到50多人时，又被绑成串押往泰安，走到泰安的道朗村东时，泰安的日伪军前来接队，50多名难友们趁机一阵呐喊，发疯一般向村南的沟里跑去，日伪军立即骑马追赶，日伪军的子弹擦头而过，很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终因吃不上饭，体力难支，被日伪军圈了回来。为了防止难友们再次逃跑，日伪军强逼着难友们解下腰带，提着棉裤赶路。路上，谁走得慢，就会被骑马的日伪军的马鞭打在头上或背上，日伪军像赶牲畜一样赶着难友向泰安行进。到了泰安住了一夜，难友们走了一天，也没给口饭吃，连水也没有。第二天又被绑起来，坐火车到了济南，在济南住了五六天后，又绑起来坐火车押到青岛码头的一个大仓库里。
大仓库里关押着1200余名中国同胞，个个虱子满身，地上到处是大小便，里面病死、受伤死的中国人也不往外抬，气味难闻。尸体发出恶臭，很多人因此生了病。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使1200多人个个义愤填膺，横竖都是个死，不如大拼一场，冲出这人间地狱，一天开饭时，1200多人一起呐喊，打倒看守，冲出大仓库。但终因戒备森严，又手无寸铁，除100多人逃出外，都被抓回，惨无人道的日寇当场打死几名中国同胞，惊吓其他人，此后仓库三天没开门，水饭没给一口，人们被折磨的一丝气力都没有。一天，大东公司为每人照了像，300多人组成一个大队，大队下分三个中队，每中队100多人，每个人都编了号。记得大队长姓庞，副大队长王其志（山东莱阳人）。一中队长王凤明，二中队长张王东岱（山东齐河宴城人），三中队长陈衍重（山东肥城王瓜店人）。孙家小庄村的31名劳工都被分在二中队。十几天后，被赶上一艘货船，在前后两条日本军舰的看押下驶向日本。
在船上，4个人每天只给一小碗米饭，在中间划个“十”字后分开吃。难友们饿得连站都站不住，孙家小庄村的孙业海实在饿坏了，到船舱抓了一把米正想吃，被日本兵发现了，立即被打得嘴里鼻子里鲜血直流。然后把他捆在桅杆上，任凭风吹日晒。经难友们苦苦哀求，才放下来关进一间小屋里，两天没有给饭吃。难友们怕他饿死，每人省下一小口饭，偷偷从门缝里递进去，才保住了他一条命。孙业海因遭此毒打，致使终生耳聋。日本人为了玩弄劳工们，把豆子撒在甲板上，让劳工们抢着吃，他们拍手说笑看热闹。日本人根本不把中国人当人看待，后来劳工们任饿死也不去抢豆子吃。有些劳工经不住日寇折磨，饿得奄奄一息，有的还未断气，就被日本兵装进麻袋扔进大海。在船上因海里有美军布防的水雷，天上美军飞机不断飞来轰炸，船行使很慢。一天前面的日本军船碰上鱼雷，被掀翻进海里，载劳工的船也差点被巨浪掀翻。经过18个担惊受怕的日日夜夜，绕道朝鲜釜山，抵达日本的下关港。下船后，劳工们饿得见到地上扔的桔皮、菜叶捡起来就吃。
劳工们在日本经过检查、盘问、登记后，被送往门司，再由大阪到东京，在青森乘船到达北海道，最后被送到美深町、土屋组下苦力。带工的日本总监工叫铃木，听他说这里要修一个水银矿，劳工们到山上砍竹子和树木，修路基。工地周围有带枪或军刀的日本警察站岗。监工一天到晚拿着鞭子大声训斥着，谁若直起身子站一会，就会挨一顿皮鞭，打得劳工们鼻青脸肿，皮开肉绽。繁重的体力劳动使劳工们透不过气来，低劣的生活让劳工们饿得头晕眼花。每顿给干活的劳工两个用手能攥起来的橡子面小窝头，不干活（即生病不能劳动）的劳工每顿饭只有一个小窝头，为了能多吃一个小窝头，有病的劳工拖着病身子到山里干活，经常有人昏倒在工地上，死在异国他乡。劳工们劳动强度大，每顿饭只能吃个小半饱，饿得劳工在干活期间，见到野菜拔下来就吃，染的嘴黑糊糊的，个个脸色蜡黄，很多人因吃野菜中毒生病，甚至死亡。晚上，300多人住在一个用木板钉的破木房里，没有被褥和床，人挨着人躺在地下发霉的烂草里，直到天冷了，才发给劳工们从战场上替换下来的破被褥，上面到处是血迹、脓迹斑斑，腥臭难闻。夜间木房周围有日本警察站岗。干活期间，劳工们受尽各种虐待，孙家小庄50岁的孙志远，干活时因稍慢了一点，日本监工一把夺过镰刀，一下子砍在他腿上，20公分长的口子鲜血直流，内翻着露着骨头，孙志远40多天不能走动，直到日军投降劳工们回国时，还是难友们轮流背着他回国的，像这种打伤、砍伤的劳工有很多。在美深町的两个多月里，有半数人因劳累过度而病倒或遭毒打而受伤，有很多劳工因伤或病得不到治疗而含恨死去，有些劳工想逃出这人间地狱，可是都遭到了监工或警察的残害。山东齐河宴城的王东岱（二中队长），一次逃跑时被抓回，打得他皮开肉绽，然后又架着他在屋里转，警示其他劳工。不久，王东岱含恨死去。日本工头怕他们逃跑：一是不让他们吃饱；二是干很累的活，使尽劳工的气力；三是不给劳工们鞋穿，光着脚板干活，劳工们两脚天天被石子、荆棘扎得满是血口子。
后来，劳工们又被押送到“几春别煤矿”干活，从火车上卸木头，抬木头，摞成方堆，体力劳动繁重，仍然是两个小窝头，劳工们又累又饿，晚间抽肠括肚，很难入睡。白天干活期间，见到地上被人扔掉的果皮、菜叶捡起来就吃，很多人因此生病，劳工们在这人间地狱里整天提心吊胆，度日如年，稍不谨慎或动作稍慢，引起日本监工不如意，随时厄运就会降落在头上，不死即伤，这就是中国劳工在日本的遭遇。
日本投降了，劳工们扬眉吐气，他们从被抓后，从未理过发，平时头发长了，劳工们只好互相用镰刀一绺一绺往下割，直到回国前在劳工们的要求下才理了发，每人才有一双鞋穿。1945年农历十一月份，劳工们在我国接应人员的带领下，手捧着300多名死难劳工的骨灰盒，离开了人间地狱，辗转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当劳工们回到家时，一幅幅惨景，使劳工们悲痛万分，家中壮劳动力被抓走，剩下老弱残疾，更是无法度日，老人因思念家人，有的得病早已离开人世，有的拿着要饭棍四处要饭吃，家中凄凄惨惨，劳工们提着脑袋回家，一家人抱头而哭，凄惨情景在孙家小庄村连续回荡月余，孙家小庄永远忘不了这悲惨的遭遇。
下面具体列举一下被抓劳工在日本受伤害的情况：
孙志远，50岁在日本山上割荆棘，被日本监工用镰刀砍伤，只露到骨头，伤势严重，得不到治疗，回国后，多方求医，花没家产，欠下了很多债，治好了伤口，但腿永远伸不直，不能下地劳动，造成终生残疾。
孙衍功，是孙志远的长子，因饥饿难忍，说了个“饿”字，被监工打的遍体鳞伤，造成大脑严重受损，记忆力减退，整天恍恍惚惚，一坐下就害困打盹，花了很多钱未能治愈。
孙业海，在去日本的船上，遭毒打，致使耳鼓膜严重受损，丧失听力，回国后虽经多方治疗，长期吃药毫无效果。
孙业璞，在日本北海道干活时，一次解手，日本监工误认为他是偷懒，猛力将他摔倒在地上毒打，致使腿部受伤，化脓，日方不仅不给治疗，反而逼着干重活累活，受伤的腿肿得老粗，他只能忍着疼痛，让别人用铁丝将伤口划破放脓血，经过几个月的时间，伤口才愈合。
王立合，在日本北海道抬木头时，因饥饿劳累，头晕眼花，体力难支，木头从背部滑下来，砸伤腰，得不到治疗，还要躬着腰干活。回国后，卖净家产，连耕地和仅有的一头小牛卖掉，也没有治愈。
孙远其，被日本监工用铁棍打伤右腿，回国后连续四年卖粮卖物治疗，略有好转，总算没有落下很大的残疾。
孙远恺，被日本监工打伤头部，造成耳聋至今。
孙家小庄31名劳工，因饥饿吃食野菜等不卫生的东西，普遍患有严重肠胃炎，在日本得不到治疗，回国后虽经多方求医，但有的终未治愈，如李志胜、孙远友、李玉增等人回国后不久离开人世。
孙远义、孙业福、孙业本、孙衍宾、孙世业、孙开春、孙开柏、孙远山等患有严重胃病（当时称“饿痨”）回国后终未治愈，最后都死于胃病。孙远恺、孙业贵两人则因患有胃溃疡而作了胃部大部分切除。
（摘自中共肥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编《肥城红色遗迹概览》相关文章，2012年3月出版，第247～2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