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雨辰

　　一九八三年五月中旬，我有幸回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泰肥山区。我站在王家台到葛家台的山口上，看到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眼前浮现出四十多年前一幅幅斗争生活的画面。

　　那是在一九四零年十一月，我由泰西农救总会调到中共泰西地委民运部工作。当时，地委的主要领导人有：书记袁振，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晋亭，宣传部长黄伯莹，民运部长桑龙轩等。到地委不久，龙轩同志又派我到泰西农会帮助工作。从四零年底到四一年初，我在肥城三区刘家村、孟家村、界首等村做基电村的群众工作，旧历年后，领导决定派我到泰西实验区帮助工作。

　　为了取得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建立的泰西实验区，位于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肥城境内的安临站，包括紧紧包围着安临站敌伪据点的四个乡。忠孝乡有王家台、翟家杭、站北头、邓家庄等村；仁爱乡为五虎门等村；和平乡为纸房、贺庄、西张等村；信义乡包括刘、孟、赵、李、郝等村。实验区直接归地委、专署领导。干部按相当县级配备。区委书记吴克让，长住葛家台；区长张仁卿，住王家台；泰西农会副会长马亚西、青救会组织部长李学智等，常在区帮助工作；地委桑龙轩同志也常到这里来。

　　实验区村村有抗日政权。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以及民兵、自卫队等抗日群众团体也很健全。安临站街里也不例外，只有村党支部是秘密的。领导机关距敌人据点三里路可以一住半年。均分区武装部队在外地打了仗来这里休整，伤员在这里养伤。这里是泰西抗日根据地的后方，但又是对敌斗争的前线。

　　安临站与泰安的安驾庄都是从济南经肥城到宁阳、兖州公路上的重镇，敌人以为在这里安上据点，就可控制这条公路了，这是梦想，那时抗日军民大搞交通战，挖沟破路，使所有的公路大路不能通车。安临站向北向南的公路根本不通，据点内敌人的给养、弹药，主要靠安驾庄据点供应。为了解决交通问题，敌人就强迫老百姓修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修完了，一夜之间我党就动员群众挖开了。群众白天修路磨洋工，夜里挖路分段包干拼命干。开始横着路挖，这样容易填。后来顺着路挖，使整个路平时是一条沟，雨天是一条河。沟中不远挖一个转盘，便于掩护转移。由于挖了填填了挖，沟里的土成了细土面。

　　敌人怕靠近民房被我军袭击，就在安临站村南头修起了炮楼。这样，敌人就完全孤立了起来。我抗日工作人员，在炮楼附近路过，望着敌人的岗哨清清楚楚，而敌人却是瞎子，开始我在忠孝乡，住王家台，经常到站北头。翟家杭等村工作。据敌人一里路，群众组织照常开会。当时还搞村财政建设试点，进行选民登记，民主选举抗日村长，儿童团开大会，嘹亮的歌声响彻安临站，而敌人却不敢出动。邓家庄到王家台的山坡小路挖了沟，儿童团开会打着小旗在沟里走，远远望去一晃一晃的，像红缨枪，敌人也视而不见。后来我转到和平乡工作，常在凤凰庄、兴隆庄等村。记得这个乡的妇女会长是个中年妇女，自卫队长是个小老头，都是安临站街里人。他们早上出来到乡里工作，晚上回家。安临站街里的工作主要由他二人负责。这两位同志给我的印象很深，现在恐怕都七十多八十岁了。那时，每天夜里开完会，往往先派民兵到据点附近打一阵排枪，等敌人的机枪、掷弹筒乱打起来，民兵就回家睡觉了，今天这个村打，明天哪个村打，弄的敌人昼夜不得安宁。

　　那时不仅群众工作做得好，争取伪军的工作做的也好，据点的伪军基本为我掌握。每逢敌人出发，就有情报送出。敌人的一行一动，我们均了如指掌。记得有一天，我在凤凰庄吃完早饭，忽听村东头想起了枪声，我与村妇女会长抱着房东的孩子到村外一看，发现敌人正伏在地上向东山射击，原来是和平乡的民兵正在扰乱敌人。忽然，两个日本兵扛着枪向我们走来。我们赶快回来，房东正在和泥修房，我马上脱掉鞋子也和起泥来。幸好，敌人没有进来搜查，绕村一圈就走了。当时按抗日政府规定，距离据点三里的村庄可出一名联络员与据点联络，如王家台就有；距离敌人三里以外的村庄则不许资敌，五虎门就是，联络员采取各种办法应付敌人。如有一天，王家台的民兵在村外打了几枪，联络员就去据点报告说：“我们送的粮食被八路军劫走了。敌人不敢追击，无可奈何。当然，隔一段时间，经过批准，也得多少给敌人送一点东西。

　　那个时候，真正体会到毛泽东同志关于人民战争的一句名言说得好：“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用户革命的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有群众掩护我们，敌人近在咫尺，也感到很安全。当时，对敌斗争的生动事例是很多的，比如：有一天，据点送出的情报说，敌人要到王家台催粮款。敌人快到王家台时，民兵扛起枪上了西山。我们收起文件，到一家群众的猪圈里，搬开靠山坡石墙的一块石头，钻进洞里，再用石头堵住洞口。敌人一进村，民兵就打枪袭扰，吓得敌人赶快逃走。等群众来喊我们，就推开石头继续工作。还有一次，我从站北头、翟家杭回王家台，走到村东头台下时，忽听有人喊我，抬头一看，原来是村农会长的爱人趴在墙头上向我挥手。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发现一堆扛着枪的伪军从台上下来，已走到我的前面，我急忙转身躲到太后边区，等敌人故去后才回来上山。如不是群众的掩护，与敌人走个对面，后果不堪设想了。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日本骑兵偷袭五虎门，抓了一个老百姓带路。葛家台村东头是一条几十米的大沟，由东南伸向西北，两边是悬崖陡壁，沟东岸有条阶梯小路可以下到沟底。这个带路的群众，把敌兵领到沟顶边沿后，转个弯从小路溜走了。敌骑兵不知去向，马警叫不前，敌人扬鞭催马，人马一起滚入沟底摔死了。据说当时在安临站据点的伪军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咱们谁若作恶，出门碰上八路不得好死！”唯有翻译官是个外乡人，忠实于日本人，作恶多端，群众非常恨他，不久就发生了我区乡武工队员在安临站打死鬼子翻译官的事。我掌握了他活动的规律后，决定消灭他。这一天他带着几个护兵又到学校训话，我两名武工队员化装成老百姓在学校门口掏粪，等翻译官从学校出来，冷不防将他一枪打死。那几个伪军惊慌失措，忙问：“我们怎么办？”我武工队员说：你们随便打几枪，回去报告。”当敌人无目标枪声大作无目标追击时，我武工队员已经在站北头喝酒庆祝胜利了，实验区人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可歌可泣，是说不尽道不完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领导决定我回地委参加巡视团到各县检查工作，从此我离开了实验区。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但我在泰西实验区的这一段经历却永远难以忘怀。英雄的泰肥山区呀！有多少革命的儿女在您的怀抱里锻炼成长。勇敢的实验区人民呀！你在泰西抗日斗争史上谱写的光辉篇章，将永载史册，流芳百世。

　　一九八四年五月于北京

　　（摘自中共肥城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肥城党史资料》第四辑，第56-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