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说,“慰安妇”的历史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女性集体被奴役、被残害的记录。

　　■　铁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22年研究,足迹遍及中国24个省区,大量历史证据形成链条,印证强征“慰安妇”绝非个别的、偶发的强奸行为,而是日本军队进行的集团犯罪,是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慰安妇”的历史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女性集体被奴役、被残害的记录。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历时22年,收集200多位“慰安妇”幸存者的口述实录。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作这项田野调查时,会格外注意,尽量避免对当事者重复询问。

　　满面沧桑的老人,用不同的方言口音,清晰讲出自己被迫充当“慰安妇”的记忆。那时,她们还年轻,很多是未成年的少女。即使时隔半个多世纪,听到日本男人说日本话,有的会浑身发抖；当谈话涉及到性暴力时,有的老人会呕吐,有的甚至突然精神失常,大哭大叫。

　　苏智良的妻子陈丽菲同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当幸存者把此生最不愿回首的记忆交给她时,她数次和老人抱头痛哭。

　　8月6日,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25卷本《日本侵华图志》在北京正式发布,这套大型影像志汇集了难得一见的第一手图像史料。苏智良是第19卷《“慰安妇”与性暴行》的编著者之一,同时担任这套丛书副主编。

　　自1993年起至2015年,苏智良为寻找日本“慰安妇”制度史料,足迹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山东、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广东、云南、海南、台湾、香港等24个省区,以及韩国、朝鲜、菲律宾、日本冲绳等地。走得越远,研究越深,越发现强征“慰安妇”绝非个别的、偶发的强奸行为,而是日本军队进行的集团犯罪,是有计划地为日军配备性奴隶的制度。其黑暗程度完全踏破人类底线,罄竹难书。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法西斯违反人道主义、两性伦理、战争常规的制度化的国家战争犯罪行为。”苏智良说,“慰安妇”的历史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女性集体被奴役、被残害的记录。

　　20位健在幸存者

　　背后20余万中国受害妇女

　　2014年4月18日,87岁的李秀梅遗体在她的家乡山西盂县西烟镇北村下葬。苏智良飞赴山西参加了追悼会。

　　“李秀梅大娘讲话很大气,她的勇敢让历史真相为人所知。在第一批赴日诉讼中国‘慰安妇’中,她是当时最后一位幸存者。”苏智良说。

　　在最近四五年的时间里,“慰安妇”幸存者年事已高,相继离世的脚步加快。通过家人或当地调查员的转告,苏智良不时接到她们去世的噩耗。据他所知,中国目前仍然健在的幸存者仅有20位。

　　灾难的亲历者离世,似乎意味着一个时代即将走向终结。

　　但历史的真相不会就此磨灭。20位健在的幸存者身后,是多达20万人的中国女性受害者。

　　关于中国“慰安妇”人数的研究,苏智良教授认为,20万也许仍然是一个被低估的数字。

　　由于战败时日本政府及日军大量销毁有关“慰安妇”的档案,加上日本政府至今未公开“慰安妇”的全部历史文件,准确掌握日军与“慰安妇”的比例和数量颇为困难。

　　据日本学者研究,日本政府和军部有计划甚至按比例地配备“慰安妇”,其比例为29:1,一名“慰安妇”大约应对29个军人,加上“慰安妇”因逃亡或死亡而需补充的更替率为1:1.5左右,总人数大约为300万日军对应20万“慰安妇”。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以苏智良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展开正式的、有规模的“慰安妇”调查,这个数字被改写。

　　此前得出的“慰安妇”20万总人数量的估计,是以日本、东南亚,特别是以朝鲜女子的调查为主体,中国妇女的人数只是象征性的。但中国大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主战场,如果未将中国受害者计算在内,对20万总人数的推测显然是偏少与失真的。

　　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调查到的慰安所遗址、历史目击证人及“慰安妇”制度幸存者证言中,均证实有大量慰安所强拉当地女子的事实。

　　苏智良教授提到,《安庆文史资料》中有一个案例:1938年6月,日军在安徽桐城抓捕大量当地女子设立慰安所,结果这些女子均被日军官兵“亵侮、奸淫、杀害”。

　　1938年出版的《敌寇暴行录》,记录了一位中国牧师陆某误入设在上海虹口的日军“行乐所”,救出了他的邻居新婚女子。据这位女子所言,“行乐所”大楼有3层,里面全部是中国女性。慰安所按年龄分别关押中国女性,令其不得穿衣服。她们日夜遭受日军蹂躏,每天都有人死去,而每天又有新人补充进来。该慰安所关押中国女性有数百人之众。而这些女性,最后均下落不明。

　　在战争中,特别是战争的中期和后期,日军对中国平民的杀戮变本加厉。从受害者的证言和各地方的地方志资料中可知,“慰安妇”死亡和逃亡的更替率需要被重新估量。

　　据《侵华日军暴行总录》一书记载,1941年夏,海南博鳌市慰安所的50多名中国妇女被日军全部杀害于塔洋桥边,其原因是她们“不肯好好接待日军”。1944年5月,在湖南株洲日军设立的一家慰安所中,10名中国“慰安妇”中有8人丧生。

　　这些零碎的记载,只是沧海之一粟。由于中日是交战国,中国“慰安妇”比日本、东南亚、朝鲜受害者的死亡率要高。在这样高的死亡率下,直到1945年,日军仍然有增无减地开设军队慰安所。因此,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指出,其更替率应在1:3.5至1:4.0之间。

　　以此前日本学者研究的比例为29:1为基础,“慰安妇”总数计算得出的结果是:

　　300万(日军)÷29×3.5≈36万人

　　300万(日军)÷29×4.0≈40万人。

　　也就是说,在二战期间,被日军强迫为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人数应在36万至40万之间。除去此前日、韩学界研究方调查提出的20万韩、日受害女性,中国女性受害者约为20万左右。

　　有组织有计划的集团犯罪

　　“慰安所”在华推行三阶段

　　今年6月30日,苏智良教授首次公布了上海166个日军慰安所的分布图。这个数字是苏智良在研究之初始料未及的。

　　1992年3月,苏智良在东京大学任客座研究员,“慰安妇”一词刚被提出引发热议。一位日本教授向他求证:“据说世界上第一家‘慰安所’就设在上海?”

　　苏智良一愣:我研究上海史,怎么不知道这件事?他觉得至少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多年艰苦寻访,苏智良最终证实,日本学者口中的第一家“慰安所”是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的“大一沙龙”。

　　1932年1月开始,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选择“大一沙龙”等四家日本人开设的风俗店,作为海军指定的慰安场所。随着日军侵华程度的加深,“慰安妇”制度开始向强征亚洲各国女性充当日军性奴隶的方向发展。这是日本初建“慰安妇”制度的第一阶段。

　　最初,苏智良估计上海的慰安所有四至六家。随着调查的深入,大量的人证物证不断涌出,他案头的上海地图所标注的慰安所,分布越来越密集。

　　“相比于让人吃惊的数量,对日本‘慰安妇’制度性质的认定,对认清这段历史更加重要。”苏智良说。

　　日军慰安所在中国占领地全面推广,是日本慰安妇“制度”发展的第二阶段,发生在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

　　苏智良研究认为,日军推行“慰安妇”制度的根本动力是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南京大屠杀是其全面实施这一制度的转折点。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屠杀暴行,大量无辜妇女遭遇奸杀。在国际舆论的谴责和日益严重的性病面前,日军高层开始加紧实施“慰安妇”制度。于是,在上海、南京等地建立慰安所的计划迅速被提上日程。

　　目前各方研究证实,日军在南京的慰安所至少有50个。

　　2003年,“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邀请朝鲜平壤的受害者朴永心来南京,确认了她当年的受害地——利济巷慰安所。

　　在“慰安妇”历史题材中,有一张著名的照片是“怀孕的慰安妇”。美国记者瓦尔特·乌勒1944年9月3日拍摄于中国云南,是国际上公认的最具震撼力的“慰安妇”照片之一。2001年,苏智良在平壤找到朴永心,她指着照片中怀孕的女性确认:“那个人就是我。”

　　1939年8月,17岁的朴永心听说日本警察招工,去医院做看护,收入不菲。贫困中的她报了名,随后,在日本宪兵的看押下,她被一列货车运到了中国长江边的南京。城内外到处可见日本兵,她知道自己被骗了。在一家慰安所里,她被刺刀与皮鞭逼迫,每天都要“接待”几十个日军官兵,稍有不从,即遭打骂、禁闭、挨饿、受冻等虐待,如同人间地狱。

　　随着战事推移,1941年12月至1945年8月“慰安妇”制度有组织地进入第三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区域扩大,慰安所的设置范围也从中国大陆扩大到了香港、台湾、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群岛、菲律宾、马来亚、越南、东印度群岛、太平洋东部诸岛、日本本土等地。这一时期的日军“慰安妇”,除了从中国、朝鲜、日本强征来的性奴隶外,还包括东南亚各地的妇女,甚至在东南亚的西方妇女、在中国东北的苏联妇女也难逃魔爪。

　　朴永心的经历印证了这一战争罪行的蔓延。1942年春、夏间,她被日军带出南京,途经上海、新加坡,送往缅甸,后又被送至滇西松山新设立的慰安所中,成为日军第56师团官兵专用的性工具与性奴隶。遭受日军前线官兵野兽般的疯狂蹂躏。被逼迫脱光衣服,拍下裸体照片,分发给日军官兵玩赏、消遣……。

　　1944年6月,中国驻云南的远征军向怒江西岸的日军展开了猛烈的反攻。日军在腾冲、松山、龙陵、芒市等要地凭险固守。战斗历时3个多月,日军战地司令官在最后下令杀掉全部“慰安妇”,然后日军集体自杀。其状之惨,令人发指。

　　这时,朴永心已怀孕数月,腹部隆起。她与几个“慰安妇”同伴东躲西藏,竟奇迹般地逃了出来。由于连日奔波与惊吓,她被解救时,腹中的胎儿成了死胎。战后,她被遣送回朝鲜,在医院中被切除子宫,永远失去生育能力。

　　山东慰安所数量过百

　　大量历史证据正在消失

　　中国有多少受害者默默死去,没有人知道她们的苦难。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次彻底的地毯式的调查,太遗憾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消失了。”苏智良感慨。

　　他正在进行的一项研究工作,就是根据历史记载和口述材料,统计出目前能够确认身份的中国受害者数目。

　　在最新出版的《日本侵华图志》第19卷中,苏智良与陈丽菲从22年调查积累的两万多张照片中,甄选出近700幅,首次集中公布了80位受害者的照片和故事。

　　在这些首次公布的珍贵史料中,苏智良特别提到,来自日本的资料从更多侧面证实了“慰安妇”制度的真实性。

　　日方资料大体有两个来源,一是日军留下的战争档案记录,二是参与这场暴行实施的个人记录。比如有的士兵,在日记里夹着“慰安妇”照片,有军医、兵站的负责人参与了“慰安妇”制度的建立,留下了文字记录和照片。

　　“抓到年轻的女性,日军就让她伸开双手,看她的掌心。如果是农民或劳动者的手,就当场将她当作玩物,然后带到县城,卖作‘慰安妇’。有钱人家的小妾或女佣、白手心的女人,就被怀疑是八路军的人,交给宪兵,经过拷问后,大都被虐杀了。”日本老兵浜崎富藏在《满身是泥的士兵》中写道。

　　除了收集受害者的口述历史,苏智良和他的研究团队正在翻译日本老兵的回忆录,根据回忆录指向的地点去当地调查。

　　2011年,苏智良曾到山东实地调查。

　　据中央档案馆所藏档案,原日军军官广濑三郎战后交待:从1942年4月到1945年3月,在新泰、泰安,临清、莱芜、济南、张店、博山、周村、德县、东阿等地,指示各大队设置的慰安所即有127个。

　　济南主要有“樱桃”军官用慰安所,六大马路“星俱乐部”,纬八路慰安所,二大马路纬九路慰安所,还有历城县、历城县西营村,章丘县(县城内、南曹范,西彩石)、长清县崮山等地设有慰安所。

　　“1943年,济南有慰安所,妇女均是中国人。瞧见她们脸的时候,所看到的完全是小孩子的脸,问了几次话,她们都没有回答。后来反复询问,终于有了以下的回答:‘日军侵入我们村庄时,我的兄长和其他十四五个人全部被刺杀后埋起来了。我们家族出逃一个月,总算战斗减弱下来了,于是我们就回了家。但一天,日军军官敲开了我们的房门,抓了我的姐姐,父亲拼命地要阻止,结果被日军军官杀了。我的姐姐大叫着,那军官又把我姐姐也杀死了。’后来,她成了性奴隶。日军在纬四路也有慰安所。”日本兵久保二郎在《朝风——我们忘不了战争》中写道。

　　二战中,日军慰安所在中国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天津、北京、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等省市广泛设立。

　　各地慰安所设立的时间不同,“慰安妇”受摧残的程度有所差异。一般每名“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十多人,每天接待30至50人的记录也不在少数。在特殊情况下,甚至有一天内被迫接待60至70名士兵的记录,所受待遇非人。

　　战争后果贻害至今

　　《慰安妇档案》申报记忆名录

　　有一首歌曾在“慰安妇”中间流传,歌名叫《我的肉体并非橡皮做的》。身在不同地方的“慰安妇”幸存者,多年后曾对苏智良和陈丽菲夫妇哼唱起同一首歌——《我是十六岁的满洲里姑娘》。

　　太深重的苦难,不愿回首,未被清理的伤口,不会愈合。在山东,仅有一名来自青岛的幸存者后代,和苏智良取得了联系。即便是九死一生逃过了战争,“慰安妇”经历造成的身体疾病和心理创伤难以磨灭,阴影伴随幸存者一生。

　　广西荔浦县新坪镇“慰安妇”韦绍兰和她的日本仔,给苏智良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是人类学上非常重要的案例。

　　1944年冬,日军对荔浦县新坪镇桂东村实施扫荡,韦绍兰被抓到慰安所三四个月,趁上厕所时逃出来,回到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的丈夫知道腹中是日本人后代,非常气愤,但韦绍兰怜及胎儿也是一条生命,把孩子生了下来,起名罗善学。

　　罗善学生于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时。战争留给他的苦难遗产才刚开始。三四岁的时候,村上的人见了他就喊“日本仔”、“小日本”,没有玩伴。小时候,罗善学去田里放鸭子,从来都是一个人独行,有人过来时,他必须绕道或者换地方。被嘲笑,被孤立的罗善学,唯一被需要时,就是孩子们玩打仗游戏,他每次都是扮演“小日本”,挨打似乎理所当然。

　　60多岁的罗善学没有上学,没有结婚。他一脸苦相,问苏智良:我是不是战争的受害者?苏智良说:你当然是。

　　从2000年开始,苏智良开始通过募捐的方式,对生活困难的“慰安妇”幸存者提供经济援助。到今天,厚厚的资金往来账册把每一笔善款的来源和去向,清晰标记。

　　“我们曾经承诺,对生活困难的幸存者管到她们去世。”苏智良说。近年来,万爱花、林亚金等多名勇于控诉日本罪行的“慰安妇”相继去世,善款甚至承担起部分丧葬费用。

　　这些经费的来源,最初靠海外华人援助,后来更多的支持来自国内。苏智良提到,上海有一对老夫妇,第一次找到他时,拿出9万元人民币。他们说:我们关注你好几年了,感觉你是可信的。

　　为了表示诚信,苏智良和捐助者有约定,捐助者的善款去了哪里,会把受助者的收条复印给他们。有些幸存老人的后代,专门写信给捐助者,表示感谢。

　　“学者的学术研究要中立,但从人性的情感上出发,必须要关心这些老人,包括她们精神上的创伤的治疗。”苏智良说。

　　她们有些人一生感觉到抬不起头来,认为自己很脏。“一讲到这些,我们就辅导她们,不是你脏,你非常干净,施暴的人才肮脏。”

　　战争犯罪者将永远被钉在世界历史的耻辱柱上。

　　历史不能遗忘。2014年,中国以日军留下的日文文献为主,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慰安妇档案》和《南京大屠杀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苏智良教授是《慰安妇档案》的主要收集者、研究者和发起人之一。他透露,今年秋天,联合国评审组将对此最终投票,他正在为最终的评审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