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民生:原名刘在勤，1888年出生，山东省沂水县高桥镇刘家山宋村人。1914年于山东省法律专门学校毕业。1920年，领取律师证书，履行律师业务。1921年，当选为山东省议会第三届议员。1935年，任北平烈性毒品审判处副处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刘回原籍，支持沂水县长召开防务会议，成立支应局，组织地方武装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合作抗日。

　　1938年春，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沂水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成立，刘任主任。随后，成立沂水县行政委员会，刘又被选为主任。1938年冬，刘和范明枢受鲁南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推派，参加当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召开的会议，争取合作抗日，但谈判未成。1939年1月，被沈鸿烈聘请为山东省设计委员会动员委员会副主任，并推荐他为国民党山东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刘与沈接触不久，即发现沈的顽固性、反动性，即婉辞而去。1939年6月，日本侵略军“扫荡”东里店，沈鸿烈与日军勾结，公开反共反人民，限制八路军给养。原鲁南动委会组织鲁南国民抗敌协会，团结抗日，反对分裂投降。刘均积极参加这些活动，并对顽固派沈鸿烈进行了规劝和斗争。

　　1940年山东分局在青驼寺召开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联合大会，刘被选为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副议长，与副议长马保三驻会主持工作。并在山东分局领导下，开展统战工作。1942年11月2日，山东纵队政委黎玉等在对崮山战斗中负伤。刘利用地方关系掩护并帮助治疗。

　　1943年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第二次会议再次选举刘民生为参议会副议长。

　　1945年9月，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改建为山东省政府成立，刘被推选为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山东省分会副主任。1946年春，刘捐地20亩给刘家山宋村小学校。1948年4月，赴华东建国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刘先后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候补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省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院长，省政协二、三届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78年1月12日因病逝世，终年90岁。

　　谷牧：原名刘家语，山东荣成人，出生于1914年9月，于2009年11月6日14时5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是中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谷牧，因病医治无效。

　　谷牧曾为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历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率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对外考察团赴西欧，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沿海城市开放、外资利用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扛过枪杆子，拿过笔杆子，谷牧经历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的众多历史事件。或是实践者，或是指挥者，谷牧的革命生涯可谓峥嵘多彩。

　　谷牧1914年9月出生在荣成宁津东墩村一个农民家庭。由于“门衰祚薄”，家境萧条，常受大户人家欺负。祖父对谷牧说：“日子再艰难，也要供你读书，支撑起咱这个家。”

　　从7岁开始，谷牧就受到了严格的私塾教育，《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大学》《中庸》，白话文和算术，均有广泛涉猎。15岁时，考取荣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这些经历，为谷牧日后大量阅读进步书籍，探索救国道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高小期间，由于成绩名列前茅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被吸收为共青团员并开展一些反对国民党的地下宣传工作。1932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谷牧早年曾在山东省立第七(文登)乡村师范学校读书，后曾任文登乡师中共支部书记。期间，他带领学生宣传爱国主义，传播马列主义，办进步刊物，组建外围群众组织等，从各种进步活动中培育和发展党员。到1933年秋，文登乡师已有党员30多人，许多人后来成为当地坚持革命斗争的骨干。

　　1934年谷牧到达北平，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工作，是北平左联负责人之一。主办进步文艺刊物《泡沫》，并在进步文艺团体和文艺青年中开展党的工作。1936年被派到张学良的东北军，从事兵运工作，并亲历西安事变。1940年9月，谷牧被调到山东分局机关工作，此时，他的工作由“地下”转为“地上”，主要是掌管机要、起草文电和联络。

　　1946年，谷牧任滨海直属地委书记兼滨海军分区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长。1948年任中共新海连特委书记兼新海连警备区政委，鲁中南区党委副书记兼鲁中南军区第一副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共济南市委书记、济南市市长，济南警备区政治委员等职。随后，他先后辅佐周恩来和邓小平分管经济工作，在重重困难中维护和推动经济运行。

　　继1975年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后，谷牧在1980年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从1978年底到1988年初近10年中，分管对外开放工作。在此期间，他立足国内实际，研究国外情况，积极而审慎地迈出探索步伐。他精心处理各种复杂的权、责、利关系，把中央的重要决策认真地细化为可行的实施步骤和具体的操作措施。

　　十年间，谷牧一人扮演着多个角色：他既是开放政策探索者，又是政策的推行者；在中央，他是前线的指挥官；对地方，他是中央的决策者。他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兴办、沿海城市及其相关地区的开放、外资的吸收利用以及外贸体制的改革等方面，做了大量的规划、组织、检查、督促、协调工作。

　　1978年5月，中央派出的考察西欧的第一支队伍抵达法国，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正是该团的负责人。

　　这是谷牧第一次出国。在回忆录里，他仅用“紧迫感”简单地表达了当时的心情，但考察团已被中西方间的落差所震动。

　　另一方面，谷牧也看出中国市场对西欧各国的诱惑。谷牧受到各国总统和总理们的会见和宴请，这出乎他的意料———若按照国际交往对等原则，此行的会谈对象可能也是副总理一级的官员。在西德，巴伐利亚州州长卡里在宴会上表示，愿意提供50亿美元的支持，无需谈判，握握手即可。当谷牧离开丹麦时，丹麦代首相在机场送行时说：你要到大国访问了，不要忘记我们小国。

　　考察结束回国后，谷牧与考察团成员合力撰写提交给中央的考察报告。

　　“我们应当把欧洲当作争取第二世界的一个重点地区，进一步加强工作。”在考察报告中，谷牧提出：为了更大规模地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加强技术交流，尽可能多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

　　考察报告首先得到了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帅们的支持。汇报会后，邓小平找谷牧谈话，说：引进这件事反正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1979年9月，谷牧赴日本，敲定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笔外国政府贷款，成为日后大规模利用国外贷款的先行者。

　　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来源：中国广播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