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瑶山
1907年8月1日,江华出生在鹧鸪塘村一个虞姓瑶族农民家庭。父亲虞有葵。他是虞家的第六个孩子,上有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8岁开始放牛、打柴。10岁时,进入本村私塾读书。13岁,考入江华县初级国民小学,后考入县立高等学堂。1925年夏,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12月,由团组织调到衡阳总工会做青年工人工作,并介绍到中共湘南特委,转为中共党员。从此,江华步入职业革命生涯。
1927年春,江华任湖南汽车路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这是他的第一个社会职务,也是第一次领到薪水,队了基本生活费,其余工资全部交作党费。上海“四一二事变”和长沙“马日事变”后,衡阳也于5月27日发生“沁日事变”。不久,他任中共湘南特委和湖南省委的政治交通员,化名黄琳。同年10月,他离开衡阳到江西安源,先担任安源市委技术书记,后分工联系第九、第十三两个支部,领导恢复党组织和开展工会工作。
井冈从戎
1928年初,中共湘东特委决定成立萍乡县委,江华任县委秘书,旋调茶陵县委书记。同年5月,他从安源出发,前往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茅坪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从此,他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同年11月,江华任红四军前委秘书,到毛泽东身边工作。1929年3月,红四军改工农运动委员会为军政治部,毛泽东兼任政治部主任,江华任政治部秘书长。同年7月,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会后,江华随毛泽东到达闽西特委所在地蛟洋,帮助闽西特委召开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随后被任命为闽西特委秘书长、福建省委军委常委。是年冬,江华赴上海,参加中央训练班学习,并改名黄春圃。1930年春,江华离开上海回到湖南,任红五军随营学校政治教员,参加了红军两次攻打长沙的战斗。不久,任红五军一师三团政委。此后,参加了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的斗争。1932年3月,任红三军团一师政委。1933年1月,改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并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斗争。同年5月调任红三军团六师政委,12月中旬调任红三军团五师政治部主任。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江华因对“对两条道路决战”的提法有不同意见,对错误的军事使红军被动挨打有不同看法,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党内撤职和严重警告处分,并被送到军事裁判所监管。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江华随军事裁判所踏上征程。遵义会议前夕,江华恢复了工作,任红三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1935年9月,任十三团政治处主任。红军到达陕北后,江华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巡视员。不久,任中央警卫团政委。同年11月,任关中特区军事部长、军分区司令员。1936年5月,任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同年年底,“西安事变”爆发,江华奉命接收延安城防工作,任延安城防政委、代司令员。1937年春,江华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8月结业后,调任中央军委四局副局长。
齐鲁抗日
1938年,中央同意江华到山东参加敌后抗战。为应对敌后复杂的政治环境,经毛泽东批准,他改名江华。同年8月,江华离开延安,赴山东抗日前线。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在沂水县王庄正式成立,江华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1939年2-5月,部队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整军运动。江华主动给训练班上课,深入基层部队调查研究,抓点促面,推动整训工作顺利进行。同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加强苏皖边区的工作,组编八路军苏皖纵队,任命江华为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同时兼任皖东北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那里的部队,开辟新的根据地。江华随即率3个团、4000余人,从鲁南王庄出发,越过陇海路,进驻苏皖地区,甩掉敌人的拦截和阻击,于10月中旬在邳县正式成立八路军苏皖纵队。1940年,江华率部队打了几场胜仗,从而增强了苏皖边区军民的抗日信心。1940年4月,以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为首的顽固派,呼应日军“扫荡”,进攻新四军张爱萍部。江华与刘少奇共同研究作战方案,集中8个团的优势兵力,向敌发起反攻,迫使顽军溃逃至运河东岸,巩固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同年7月,根据中央指示,苏皖纵队撤销,江华带领纵队部分干部回到山东,担任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8月,兼任山东纵队二旅政委。1941年8月,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罗荣桓为书记,黎玉、陈光、萧华、陈士榘、罗舜初、江华为委员。1942年,山东军区成立,黎玉任政委,王建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日伪军8000余人对山东军区机关进行“拉网合围”,黎玉、王建安、江华指挥部队和据有机关人员参加战斗,连续打退敌人8次进攻。
1943年春,江华出任鲁中区党委书记。同年夏,江华奉调离开山东战场,回到阔别5年的延安,被安排住进中央党校。此后,江华认真学习,对立场、观点、方法上的是非,有了认识上的进一步提高。1944年5月21日,江华列席党的六届七次全会(扩大)。在党的七大代表资格审查期间,组织上对江华在各个时期的工作,作了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对江华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左倾路线打击所受的处分作了纠正。
辽东历职
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从山东根据地来的代表组成山东代表团,江华作为山东代表团副团长出席党的七大。同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面临着新的转折。中共中央命令在延安参加七大的各根据地同志迅速返回原地,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江华等人离开延安前往山东。在行至河南南阳一带时,中央命令回山东的一行人,迅速转往东北。于是,江华等人转身北上,于10月底到达沈阳。同年10月中旬,中共安东省工委成立,萧华任书记,江华、林一山、刘顺元任副书记。1946年元月10日,中共东北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将辽东、安东两个省工委合并,组建辽东省委,同时成立辽东军区。萧华任省委第一书记、军区第一政委,江华任省委第二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同年底,东北局决定成立南满分局。12月4日,陈云在临江主持召开第一次辽东地区军队和地方负责人会议,宣布成立南满分局,由陈云兼任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亦称南满军区)政委,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江华任分局组织部长兼社会部长。同月,江华被派到朝鲜,主持辽东的后方工作,和统一辽东驻朝鲜的后勤部门及各方面的工作,协调和朝鲜方面的关系。
1947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二次解放通化、安东、辽东、辽南,江华完成在朝鲜的工作使命,回到通化,协助陈云主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1948年5月,东北局撤销南满分局,江华调任安东省委书记兼安东军区政委。在他的领导下,安东省委动员和组织翻身农民和工人参军参战,恢复和发展生产,从从略和物力上支援前线,为全歼东北敌军彻底解放东北做出了贡献。
江浙勤民
1949年5月7日,江华奉命离开东北,赶到北平。6月,中央决定增补江华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并任命为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市长。江华于8月29日到达杭州,正式就任。1951年7月,他被任命为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1954年起,江华历任浙江省委书记、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浙江省军区政委,以后又兼任南京军区政委。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江华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在江华的主持下,浙江省的各项工作得到发展。工业人无到有,逐步形成轻重并举、大中小共存、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丝绸、轻纺工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农业从弱到强,从1956年起,由缺粮省变成余粮省。在1959-1961年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调出大批粮食、副食支援全国,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赞扬。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在全国处于先进水平。浙江省的工作还总结出很多好经验,如干部参加劳动等材料,被毛泽东批示,向全国推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江华受到关押、批斗。1966年10月13日,浙江省委机关造反派起来揭露所谓“省委内幕”,全省掀起了“炮轰省委,火烧江华,打倒陈冰”的狂潮,省委难以开展工作,基层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11月上旬,江华前往上海华东医院治病。1967年1月19日,江华的夫人、浙江省高等人民法院院长吴仲谦被害致死。同年2月,江华被造反派从上海抓回杭州,秘密关押在“牛棚”里。2月11日晚,在周恩来的保护与安排下,江华离开杭州来到北京,先后入住京西宾馆、中直招待所、北京卫戍区南苑营房、北京西郊机场等处。1968年秋,江华被下放北京长辛店二七机车车辆厂劳动。1969年10月,又被“疏散”到湖北宜昌二三八厂劳动。1972年,66岁的江华离开二三八厂,到武汉治病。
京堂拍案
1973年春,江华回到北京。8月24日至8月28日,江华参加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975年1月2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任命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他上任后,陆续派出工作组赴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开展调查研究,并亲自带队到山东进行调研。10月29日,在全国高级人民法院负责人座谈会议上,江华率先批判“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指出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11月,主持完成最高人民法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干部落实政策的工作。
1977年,在党的十一大上,江华当选为中央委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开始全面拨乱反正的工作。江华领导各级人民法院,冲破重重阻力,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认真复查纠正大批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群众。1980年1月10日。江华向新华社发表广播讲话,谈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只服从法律。这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提出法院独立办案。同年9月2日,全国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基本结束,江华向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作工作报告,对已经基本结束的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作了总结。1980年9月29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长十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检察、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的决定》。《决定》中,任命江华为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为副庭长,主持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审判。10月,江华不顾73岁高龄,亲自审阅所有案卷。后来,由于身体不适,江华住进北京医院,还在住院期间审阅与“两案”有关的全部材料,以至双眼白内障加重,视力迅速下降。11月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向最高人民法院致函,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提起公诉。经过认真审理,特别法庭受理了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从而拉开了审判序幕。11月10日,特别法庭的书记员和法警将起诉书送达10名被告,并向被告宣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特别法庭规则》。在审判《两案》过程中,江华特别强调要依法办案。从起诉、调查、辨论、最后陈述到公开审判,特别法庭共计开庭53次,其中江华出席了28次。1981年1月22日,特别法庭对10名被告人的量刑进行评议。当时,对江青、张春桥二人如何量刑,成为人们议论的热点,国内上上下下“杀”声不少;不少外国政要、友人和一些国际组织,纷纷向中国政府建议或呼吁,不要对妇女处以极刑。江华保持着冷静而理智的头脑,不唯上,不唯情,不为“出气”或“解恨”,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的理念,主持着评议工作。1月23日下午4时,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特别法庭举行判决书签字仪式。签字仪式在肃穆凝重的气氛中进行,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们神情庄重,屏着呼吸,聚精会神,依次拿起笔来,在判决书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此后,江华着重谈了对江青、张春桥的量刑问题。他说:“法庭内外和国内国外都对这个问题很关注,议论纷纷,‘杀’声不少。对江青、张春桥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而不是立即执行,是经过反复酝酿,慎重考虑,经过评议确定下来的。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建国以来,我们判处重大的国事犯,历来是实行少杀政策,历史证明,这样做是稳妥的。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只有10名主犯,还有他们在各地的残余势力,留下来,有利于分化瓦解这些残余势力,有利于团结教育他们的子女,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三,充分考虑了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十名主犯各自的历史情况不同,我们也充分考虑了。这样考虑,在天下后世看来方为公允。四,我们要适当地从国际影响和未来几十年的历史影响来考虑,这样判处较为有利。鉴于上述原因,对江青、张春桥的判处是适当的、可行的,是绗历史检验的。”1981年1月25日上午9时,特别法庭开庭,对10名被告公开宣判。其中,判处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判处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力五年;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力五年;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力五年;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力五年;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力五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力五年;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力五年。“两案”的胜利审结,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终结,也标志着江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法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司法史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故乡情深
1983年6月,由于年事已高,江华离开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岗位。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江华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江华最高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江华离开领导岗位后,仍然十分关心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关心着经济建设。他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多次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各项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作为少数民族出身的领导干部,江华十分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多次深入边远地区的村寨搞调查,除西藏外,他去过4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10个自治州、自治县。每到一地,他在与少数民族干部的交流中,都十分强调民族团结与民族稳定。江华对家乡的山山水水和家乡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自从参加革命工作,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十分关心家乡的情况。1938年8月,江华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将黄春埔改名为江华。他说,以县名作人名,其中寄托着我对家乡的深深怀念,这个名字表示永远不忘家乡和家乡人民,不管死到哪里,我都是江华人。1965年7月10日,江华从杭州送越南胡志明主席回国后,经请示毛泽东主席同意,顺便回到阔别40年的家乡。江华一到家,便如今乡亲父老座谈,向大家问寒问暖,要求大家努力抓好工农业生产。1982年、1985年、1988年,江华又先后三次回到家乡,每次都对家乡的生产和人民生活十分关心。他勉励家乡干部群众,要充分利用酵优势,加快经济发展步伐,珍惜土地资源,抓住拳头产品,振兴江华经济。在江华的关心下,江华县城于1985年从水口镇顺利搬迁到沱江镇,江华卷烟厂于1991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正式挂牌成立。这两项重大举措,特别是县城搬迁,为加快江华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打下了坚实基础。1999年12月24日,江华在杭州逝世,享年93岁。他生前留下遗嘱,死后将骨灰分成两部分,分别安葬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家乡鹧鸪塘村母亲墓旁。按照江华的遗嘱,2001年2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在井冈山为江华举行了隆重而简朴的安葬仪式。其井冈山的墓地,位于茅坪八角楼对面的山坡上。八角楼是毛泽东当年在井冈山的住地,也是江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地方。在青松翠柏环绕的草地上,只有一块大圆石,向阳的一面刻着两个红色的名字——江华、吴仲谦。两天后,在江华的老家鹧鸪塘村,全村父老在料峭的寒风和淅沥的春雨中伫立迎灵。青山迎赤子,黄土掩忠魂。江华在走完了93岁的人生之路后,最终回到故土。母亲敞开胸怀,迎接这位远行归来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