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新市

　　对很多人来讲，江华这个名字，是在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于1980年10月20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庭长的身份，公开审判林彪、江青集团10名主犯时的。历史上，江华同志是从革命战争的烽烟中走过来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积极投身于党务和政法战线的工作，才逐渐离开了军事领域。

　　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

　　江华（原名虞上聪，1907-1999），1907年8月1日出生于湖南省江华县瑶族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青年时期，他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投身于当地群众的革命运动中。1925年在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后担任共青团湘南特委群委书记、衡阳总工会青工委主任、湖南汽车总工会湘南办事处主任，积极地从事北伐宣传工作。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他不畏艰险，化名“黄琳”，担任中共湘南特委政治交通员。此后，历任萍乡县委秘书、茶陵县委书记。1928年11月，调红军工作，上了井冈山，先后担任红四军前委秘书、红四军政治部秘书长，是红军初创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军队政治工作领导人之一。参加了井冈山三次反“围剿”斗争、大柏地战斗、长岭寨战斗、三下龙岩城等著名战斗。1929年6月，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他随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四军到闽西，任闽西特委秘书长、福建省委军委常委。1929年底，到上海参加中央军委军事训练班学习。1930年春改名“黄春圃”，回红军工作，任团政委。1933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就在这时，红三军团为了培养干部，在建宁建立了教导营，先是由黄克诚任政委，不久，江华接任了政委一职。蒋介石由于在前三次对红军的“围剿”都吃了败仗，大骂战地指挥官无能，便亲自到前线督战。为了抓住这一反共的罪魁祸首，红三军团组织了一支120多人的捕捉蒋介石的突击队，红三军团首长令2师参谋长杜中美任队长，江华任政委，突击队的队员都是精心挑选出来的身强力壮的共产党员。每人都配备了长短枪，刺刀，手榴弹和绳索，正当他们整装待发时，前线来电说，蒋介石闻到了风声，便提前溜走了。这支突击队虽然没有捉住蒋介石，却直接有效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作战。红军选择有利地势，集中优势兵力在2月下旬的黄陂战斗和3月下旬的草台冈、东陂地区的战斗中歼灭了蒋介石嫡系部队3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巨大胜利。

　　12月初，江华调离了教导营，任红3军团6师政委。这个月的下旬，红3军团在黎川城东30里的团村设伏，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团村伏击战后，江华改任红5师政治部主任。红5师是红3军团的主力部队，是在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后建立的红7军和红21军基础上组建的。1934年1月，红3军团奉命攻打福建沙县，江华所在的红5师担任主攻任务。沙县之敌，凭险据守，江华和师长亲临阵地前沿指挥，红军广大指战员在我军炮火的掩护下，架起云梯攻城，但敌人的密集的火力把红军一次又一次地压了下来，首战失利了。江华再次来到前沿阵地，仔细观察地形，回到指挥所后和师里其他领导同志进行反复认真的研究，决定改强攻为坑道作业，准备爆破攻城。恰在这时，红4师广大指战员也赶来了，投入了战斗，我军力量大增，两军会合后，仍采用爆破攻城的办法，一举攻入城内，全歼了城内守敌卢兴邦旅，捉了许多俘虏，缴获了大批物资。

　　1934年10月14日，江华随红3军团出发，跨过了于都河，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这时他疟疾初愈，身体十分虚弱。他背着一条毯子，一条干粮袋子，一个挎包和一把雨伞，步履踉跄地走在队伍里，他和战友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强渡湘江，江华亲眼目睹了湘江战役的惨烈，许多战友在渡江时牺牲了，江华擦干了眼泪，以对党、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紧紧地跟上急行军的队伍。遵义会议前夕，江华任红三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1935年1月4日，红3军团直指乌江东岸渡口桃子台、茶山关。江华率部来到这里后，即带领工兵连到附近村子里筹备架桥的木料，第二天一大早，趁着江岸朦胧的晨雾，在红军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江华指挥工兵连开始突击架桥，敌人如雨的枪弹打过来，一个战士倒下了，另一个战士又马上跟了上来。红军前仆后继，凝聚成了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经过紧张的施工，江华指挥工兵连终于将浮桥铺到了乌江的对岸。红3军团大队人马从桃子台、茶山关渡过了乌江，歼灭了西岸的敌人，确保了中央红军后续部队顺利渡江。江华为主力红军前进开辟了道路，做出了重要贡献。

　　突破乌江以后，江华率部为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承担保卫任务。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领导地位的消息传到部队，江华和广大红军指战员兴奋不已，稍后，他随部队参加了澜板凳、刀把水之战。5月胜利渡过了金沙江，进入会里地区，穿过四川大凉山彝族区，飞渡大渡河，来到了天全、卢山地区，前面就是白雪皑皑的夹金山雪山了。过雪山的时候，江华见到不少战友身单力薄，饥寒交迫，有的倒在了雪地上，再也起不来了。他的心情极为沉痛，但又无能为力。他不停地给自己鼓劲儿：坚持往前走，不要停下来，一定要完成这些战友未竟的事业。当他实在难以坚持的时候，就抓几颗辣椒塞进嘴里咀嚼，霎那间，舌头和肠胃都火辣辣的，浑身也发起热来，趁着这种热劲儿，江华又继续奋力往上爬。

　　过草地的时候，饥寒交迫继续袭击着江华和他的战友。进入草地的第一天，是个阴雨绵绵的天气，江华虽然撑了一把雨伞，但整日的跋涉，使他身上的大部分早被雨水打湿了，狂风一吹，他的牙齿便“得得得”地打起架来。到了晚上，江华和结伴同行的吴溉之寻找了好一阵子，才找到了一块比较踏实的草地，两人坐下来，撑开雨伞，背靠着背，坐了一夜。

　　在草地上走了几天之后，带的干粮也吃完了，草地上根本找不到任何粮食，为了填充饥肠噜噜的肚子，江华从草地的泥土里拔出一把草根儿放到嘴里，但是越嚼越觉得苦涩，难以下咽，这种情形却能帮他打发艰难的时光。就在这时，江华看到一些同志牺牲了，连组织上配给他的马也倒在了沼泽地里。江化坚强地忍受着悲痛和饥饿的折磨，艰难地在草地中行进着。经过7天艰苦跋涉，江华和红军将士们终于走出了草地。以后随队继续北上，在俄界休息了一天，9月17日到达天险腊子口。在这里，先头部队红4团担任主攻，江华所在的13团为预备队，他们勇敢机智地一举歼灭了腊子口的守敌，为主力红军进入甘南打开了通道。

　　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之后不久，江华调任中央军委警卫团任政治委员。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找江华谈话，对他说，要想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还要到一线去带兵打仗。江华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不久，中央正式发布命令，调江华到关中特区任军事部长和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关中特委和军分区直属中共陕甘省委和陕甘军区领导。这时，关中军分区的主力部队只有一个团（关中1团）和两个独立营，“进剿”红军的国民党军有9个师之多。江华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率部去了子午岭山区，利用这里有利的地理环境打游击。江华率部来到这大山里不久，敌人便使用两个师的兵力企图与其他部队配合，袭扰东征的主力红军。根据敌情，江华率关中1团把敌人这两个师引进了子午岭山区，国民党的这两个师被江华的这一个团引上了山间的羊肠小道，江华率部却迅速隐蔽到了山里茂密的灌木丛中。全副武装的上千名来犯的敌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江华巧妙地指挥部队设置屏障，集中火力对其进行打击，使敌人受到了重创，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东征。

　　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将领

　　西安事变后，江华奉命率部接防延安，任延安城防司令部政委。1937年春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任学员第4队队长。毕业后，任中央军委第四局副局长、局长。1938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江华赴山东敌后抗日，临行前，江华和吴仲连向组织提出结婚申请。吴仲连，湖南宜章城关镇人。1927年4月，经曾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江华一起领导过学生运动。1928年1月参加湘南起义，4月，上了井冈山，任红四军前委组织干事，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主持的古田会议前的思想调查和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的抄写、分发工作。后任红3军政治部总支书记，福建军区政治部副科长，红9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红一方面军参加长征的30位女战士之一。在中央苏区，吴仲连与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曾日三结婚，生育一子。1937年4月，曾日三在祁连山区壮烈牺牲，这时的吴仲连正在抗大云阳青年训练班担任指导员，经历了这次家庭不幸，吴仲连先是极度悲痛，以后变得更坚强了。军委把江华和吴仲连的结婚申请送到了毛泽东同志那里，毛泽东说，他们两人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便批准了他们的结婚请求。不久，吴仲连与江华一道，去了山东，吴仲连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吴仲连与江华成家后，又养育了3个儿子，在战争年代，她常常不得已把孩子寄养在老乡家里。1949年9月到了杭州之后，她才将老大吴长征（吴仲连与曾日三之子）从甘肃找回来，一家人总算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在浙江，吴仲连先后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共浙江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政法领导小组组长，第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大代表。1967年1月19日，在“文革”中，吴仲连被造反派迫害至死，噩耗传来，江华悲痛欲绝。1975年9月，江华与一位叫朱浔的医生结婚。这是后话。

　　在山东敌后，江华历任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主任、八路军苏皖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江华指挥部队避开敌主力的锋芒，以小型分散活动为主，日伪军对我根据地大举进攻时，他就率部用游击战、麻雀战对其进行袭击，遇上小股敌人，就迅速集中兵力加以消灭，积小胜为大胜。在山东根据地开展游击战的过程中，江华领导苏皖纵队积累了新鲜的作战经验。比如，他认为，在平原无险可守的情况下，部队的行动要特别注意隐蔽，要速战速决。八路军在一个地方不能久驻，有时，一天须换好几个地方。在军事斗争的同时，要广泛发动和依靠群众，建立抗日的堡垒村；在游击区，要积极开展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通过建立各种情报站、联络站，随时掌握敌人动向，在战略上力争主动，力争早发现敌人的企图等。

　　1941年11月，日寇开始对我山东沂蒙山根据地实施铁壁合围大“扫荡”，日军共出动5万人，并配备飞机、坦克、大炮等重火力。11月4日夜晚，北风骤起还下起了大雪，江华率领山东纵队政治部机关和一个团的部队到了刘家成子，他正在进行反“扫荡”的组织安排和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到了深夜，他推开窗户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突然惊讶地发现，在雪地里日军拉着长长的队伍正从刘家成子经过，行动非常诡秘。江华准备让部队投入战斗，却发现敌人并没有要停下来的任何迹象，他又进行了仔细的分析，确信敌人并未发现八路军就在这里。于是，江华命令部队迅速撤到附近的山上宿营，准备次日拂晓再出发。第二天天还未亮，江华就起床了，正要唤醒同志们出发，又往窗外一看，只见山下漫山遍野全是日军。原来，这股日军昨天在马牧池与山东纵队特务团激战了一天。到了深夜，特务团突围后，日军一路追赶无获，便靠着山下的堤岸宿营。这时，日军也发现了江华所部。只见日寇军官把

　　指挥刀一挥，敌人便嚎叫着向江华率领的这支部队发动了猛攻。江华临危不惧，沉着指挥，部队利用居高临下的优势向敌人猛烈射击，八路军指战员人人奋勇当先，战斗一直从早上打到傍晚。敌人始终未能攻克江华所部的防线。到了深夜，江华率领部队冲出日军的包围，到了次日中午时分，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司令部和罗荣桓同志率领的八路军115师部分部队在鲁南会师。至此，日军企图捣毁我山东根据地首脑机关的阴谋彻底破产。

　　11月2日，日军发觉我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及部分作战部队转移到了新的地点，再次组织8000余人的兵力，分11路进行合围。此时随机关转移的只有特务营和鲁中2分区的一个团。发现敌情后，江华即率部队于拂晓前迅速抢占了庙崮山。天一亮，敌人便从南北西三面向江华及其部队所在的庙崮山发起了猛攻。日寇先组织炮火猛烈轰击，再组织步兵冲锋。日军的冲锋一次比一次猛烈，一次比一次疯狂。江华和全体指战员同仇敌忾，从早晨到黄昏，共打退了敌人8次进攻。这场激战，让日军在庙崮山丢下了数以百计的尸体，江华所部也遭受了重大损失，鲁中2分区的团长和政委牺牲了，特务营仅剩下了8名战士。激战到最惨烈的时候，江华只带着一个警卫班突围，最后，只有他和警卫员冲过了敌人的火力封锁，其他同志在战斗中被打散了，也有不少同志牺牲了。1943年秋江华回到延安，入中央党校一部学习。1945年夏参加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任山东代表团副团长。

　　东北南满根据地的领导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江华同志赴东北。1945年10月，江华到达沈阳，中央任命江华为中共安东省工委副书记。11月初，江华、罗其南等乘火车抵达安东市。在江华到达安东市的前几天，安东发生了反革命的“三股流暴乱事件”：在安东郊外，有一股敌伪残余势力形成的武装土匪组织，总人数达1000余人。其中，有200多人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溃散的关东军。这股武装匪徒与国民党特务组织勾结在一起，打着“中央先遣军”的旗号，欺骗、蒙蔽安东市国立高中的一部分学生，利用青年学生单纯的反日爱国热情，煽动组织“爱国先锋团”。这股土匪还在学生中散步流言蜚语，造谣说进入安东的八路军是非法武装，要学生拿起枪来，反对八路军，迎接正规的“中央军”。在国民党特务的蛊惑煽动下，一些学生被骗到安东市西山一个叫“三股流”的地方，与残余的日军、土匪混杂在一起。

　　为了打击这股武装土匪势力，江华等安东省工委的领导同志，经过深入细致的调查后，认真研究了作战方案。11月24日，萧华、江华率部对土匪进行了围歼，通过两天激烈的战斗，三股流的土匪全部被歼，受骗的安东市国立高中的青年学生也全部被解救出来了。在这次战斗中，我军还缴获了敌维持会、伪警察、国民党特务勾结日、匪，图谋叛乱、危害人民的大量罪证。此后，为了保卫安东，江华和安东省工委其他同志一道，着手组建安东市人民武装，成立了安东市保安司令部。使我党在安东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迅速增长。

　　1946年10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凭借优势的美械装备，步步向安东市进逼，24日，江华召集在安东的党政军负责人开会，部署撤离安东的有关事宜，同时，反复向老百姓讲，人民军队的撤离是暂时的，以后一定会打回来。26日，江华率辽东军区后方机关从安东主动撤出，随同撤离的还有安东市1000多名工人和青年学生，这些一心跟共产党走的积极分子，后来成为我党在东北乃至全国各条战线的骨干。江华等率领部队和机关工作人员向中朝边界、鸭绿江边的临江方向撤退。在离宽甸不远的地方，江华等人接到报告，在新开岭发现敌52军25师。萧华、江华等辽东军区负责人立即进行紧急研究，发现敌25师与其他敌军拉开了距离，显然是孤军深入，且25师在前进的过程中又不做两翼搜索，全然不知东北民主联军4纵队主力已经隐蔽集结在新开岭一带。大家认真地分析了敌情后果断决定，集中纵队主力8个团将骄横自负、盲目冒进的敌25师消灭在新开岭地区。战斗于10月30日下午打响。敌25师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的远征军主力之一，全副美械装备，战斗力比较强。敌人固守阵地，我东北民主联军4纵队屡攻不下，战斗打得十分激烈。正当敌我双方的战斗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4纵队副司令员韩先楚率领第10师赶到，迅速投入战斗，我军攻击力量大增。经过三天激战，我军大获全胜，敌8000余人全部被我歼灭，敌师长李正谊、副师长段培德被我军俘虏。萧华、江华、韩先楚等指挥的新开岭之战，开创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解放战争中一次歼灭敌人一个整编师的先例，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

　　1946年12月，时任辽东省委第二书记、辽东军区第二政委、中共辽东分局组织部部长兼社会部部长的江华同志，根据组织的决定，前往朝鲜主持辽东的后方工作。整顿和统一协调辽东驻朝鲜的后勤部门及各方面的工作，协调中共与朝鲜方面的关系。在朝鲜工作半年，江华同志认真贯彻我们党的政策，努力做到内外协调与统一，为辽东我军对敌作战提供了有力的保障。1947年6月，我东北民主联军第2次解放了南满的通化，安东、辽宁、辽南等几个解放区联成一片，中共南满分局搬到了通化。这时，江华也从朝鲜回到了南满领导机关。6月3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新收复区工作的指示》，对放手发动群众、坚定不移地实行土地改革作了全面的部署。11月，根据南满分局的意见，江华从通化出发，经桓仁、宽甸到安东检查土改工作。每到一地，江华都认真听取土地工作团的汇报，了解工作中的具体情况和问题，帮助他们总结提高。江华还深入到老百姓家里，跟他们座谈，听取他们对土改的意见，以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不足。由于运动展开得迅猛，群众的情绪高涨，有些地方暴露出工作过粗，侵犯了中农和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个别地方甚至发生了乱打乱杀的现象。江华和南满分局的其他领导同志于11月27日至12月6日，及时地召开群众工作会议，在总结前段工作的基础上，在组织生产救灾的同时，根据党中央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进行纠正。主要纠正打击面过宽的偏差，调整土地、牲口的分配，改善贫雇农和中农的紧张关系，把被赶出农会的中农请回来，把多划出的土地、牲口退还给中农，使农会团结了绝大多数农民。补偿了被错划、错斗的工商业主，鼓励他们发展经济，繁荣市场，生产救灾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促进了南满地区的生产的恢复和发展。1948年8月，为了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业，江华部署了对南满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帮助广大党员提高思想和政策水平，自觉批判和抵制个人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勇敢地站在发展生产的最前列。在江华等安东省委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人民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支持革命战争，从乡村到城市，支前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翻身农民参军参战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建国前后杭州市的党政军负责人

　　1949年5月，江华接到党中央命令，调他入关内工作，至此，他离开了战斗了三年多的辽东大地。1949年5月7日，江华乘车到了天津，又接到命令，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要见他。5月9日，江华到了北平，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接见了他，谈了他的工作安排问题。6月，中共中央决定，增补江华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7月16日，江华到了上海。8月29日，江华搭第二野战军军车到了杭州。当天，就参加了已经于27日开幕的杭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大会上，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同志宣布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江华担任中共杭州市委书记的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关于江华担任杭州市市长的决定。后江华又兼任杭州市警备区司令，政委，浙江军区还将35军105师配备给杭州市警备司令部，告诉江华准备进行剿匪。江华到任后，立即展开调研，了解浙江特别是杭州的情况。江华发现，这时的杭州，是一个消费城市，新生的革命政权面临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社会经济满目疮痍，生产萎缩，市场混乱，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大批工人失业，工业生产条件极为残缺、落后。我军解放城市后，国民党的各种土匪武装，联合农村的地主恶霸势力，出现了“我占城市，匪占农村”的局面。尤其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溃退之前，有计划地布置了一批潜伏特务，他们在暗处，不时地跳出来疯狂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

　　根据浙江省委、浙江军区实行分区包干清剿与联合清剿相结合，由党委统一领导、军分区统一指挥的决定，江华立即召集中共杭州市委开会，成立了杭县剿匪指挥部，由县委统一领导，重点清剿何卓权匪部。江华在保证市区警备任务的前提下，以314团2营为基础，组建了杭县剿匪支队，江华又派出105师侦察连、骑兵排和杭州市青年干部学校的100名青年学生，加上县大队和县公安局的部分干部战士，共计5000多人，投入剿匪作战。到9月底，何卓权匪部基本被剿灭，何卓权只身潜逃。后于1953年6月被解放军在玉环县大鹿山俘获。1954年1月，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对其依法进行了处决。

　　江华在领导清剿土匪的斗争中，认真执行浙江省委提出的“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武装自卫三结合”的方针，采取先歼股匪，后歼散匪、集中对集中、分散对分散等灵活机动的清剿办法。到1949年11月中旬，在杭州城内外，已无股匪敢于公开地进行破坏活动，基本确立了杭州城及郊县农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

　　在剿匪的同时，江华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指挥部队积极开展了反潜伏匪特的斗争。杭州曾是蒋介石及党务、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戴笠、毛人凤、毛森、毛万里等的重要活动基地。国民党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杭州设立了众多的反动组织，还训练了大批职业特务，反动势力盘根错节。他们扰乱金融，聚众抢购粮食，挑拨劳资关系，扰乱社会治安，有的还混进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机关，伺机进行破坏活动。根据这些情况，中共浙江省委决定，要彻底摧毁国民党的潜伏匪特，要运用人民政权的力量，实行发动群众与专门工作相结合，采取公开合法斗争的办法。在江华的直接领导下，解放军和公安部队积极地进行社会调查，开展防奸防特活动，严格户籍管理，积极开展禁烟、禁赌、禁止卖淫嫖娼等活动。在江华等中共杭州市委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于1949年12月1日，以杭州市人民政府的名义，颁发了关于取消保甲制、建立居民委员会、郊区建立乡人民政府和行政村的布告，江华还专门就此进行了部署和解释。到1950年2月底，整个杭州市彻底取消了旧保甲，普遍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乡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和居民小组。同时，充实加强了全市所属的公安派出所，加强了派出所和辖区内居民委员会的联系，进一步增强了我公安干警的依靠力量。

　　在对潜伏敌特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1950年5月31日凌晨，在江华的亲自领导下，整个杭州市统一行动，对潜伏的匪特进行了首次大搜捕。共抓获国民党军统、中统及其他匪特分子124名，给反革命分子以沉重打击。6月30日，全市又集中逮捕了军统、中统和其他武装匪特等敌对分子102人。从5月到7月的三个月中，共破获潜伏匪特案件436件，逮捕389人，其中国民党将校级特务88人，处决14人。极大地震慑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为了保卫杭州新生的革命政权和维护社会稳定，江华还领导杭州军民开展了强制反动党团特人员全面登记的工作，到1950年7月底，共登记国民党党团特人员1733人，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杭州的反动党团特残余组织。为杭州的经济恢复和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1950年2月21日，国民党飞机对杭州进行空袭，对杭州的机场、火车站、电厂及附近地区进行了轰炸。江华立即组织市政府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救护措施。第二天，江华召集防空委员会会议，在听取了损失情况的汇报后，经过研究，采取了多种防空袭的措施。会后，市防空治安指挥部广泛发动群众，普及防空知识，积极投入反轰炸斗争，同空中的敌人展开了殊死的较量，力争把敌人空袭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1950年3月以后，随着人民解放军防空机构的健全和我军防空火力配置的加强，尤其是人民解放军陆续解放舟山群岛等东南沿海岛屿，国民党飞机对杭州及其周围的空袭轰炸明显减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