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任穷同志是我党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新中国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０年，他是我国原子能事业部（当时对外名称第三机械工业部，后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首任部长。他团结部党组成员，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重视建立我国自己的科技工业体系，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我是常务副部长，在他领导下协助他工作。在那艰苦创业的年代，我们俩始终合用一个办公室兼会议室，彼此默契配合，共同奋斗，许多事例至今回忆起来仍然历历在目，十分清晰。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主席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４月１１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提出“为了能够统一地和学习有计划地领导利用原子能的工作和发展航空工业，拟分别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主任陈云，副主任郭沫若、李富春、李四光、宋任穷。１２日，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并批准这两个名单。任穷同志说，１９５６年４月，周恩来总理找他，要他从军队里调个中央委员来加强原子能工作。他考虑了两天，就毛遂自荐对总理说，把我调出来吧。当时军队授衔，他对穿那一身制服不习惯。经毛主席同意，１９５６年５月１９日，国务院第三办公室通知：“宋任穷担任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副主任先行到职。”关于原子能组织机构，当时中央曾考虑成立原子能委员会，后来参照苏联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我认为还是成立原子能事业部为好。总理征求了薄一波（中央指定负责指导原子能发展工作的三人小组成员之一）和任穷同志的意见，并报毛主席同意，中央决定在国务院设立专门部门。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６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５１次会议通过，国务院设第三机械工业部（１９５８年２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原子能事业，任命任穷同志为部长。从此，任穷同志就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奔走呼号，辛勤操劳，付出了许多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
当时原子能事业创建伊始，百事待举，需要抓住两个根本环节，一是铀资源勘察，一是核科学研究，以为原子能事业发展奠定物质技术基础。任穷同志用很大精力抓铀矿地质工作，全国６个铀矿地质勘探大队，几十个小分队，分布在２０多个省和自治区，他几乎都跑遍了。当时他已５０岁左右，仍然不论冬夏，不辞辛劳，爬山涉水，深入到各个地质队的野外驻地，与干部工人同吃同住，促膝交谈，了解情况，指导工作，鼓舞士气。他尤其关心职工生活，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注重精神方面。当他得知地质队员经常看不到报纸，便立即决定给每个地质队配备一台收音机，要求大家天天听广播，关心国内外大事。地质找矿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是广大地质科技人员和工人，知道自己是为原子能事业找矿，一种使命感、责任感和光荣感，激励大家以苦为乐，以难为荣，奋不顾身，忘我工作。结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便于１９５８年正式向国家提交了第一批可开采的铀矿工业储量。
在科研方面，当时主要抓紧以苏联援助的一堆（反应堆）一器（加速器）为中心的综合性核科研基地建设。刘伟同志主持，任穷同志和我也经常直接过问。１９５７年基地建设进入施工高潮，反应堆、加速器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操作人员和检修人员，必须参加设备安装工作，而此时整风运动正在兴起，如何处理好政治运动和基建施工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一个两难问题。任穷同志和我在现场召开会议进行讨论，从全局考虑和从实际出发，决定研究所以甲方身份参加基建活动的人员，可以暂停整风，全力以赴把基建工程搞好。结果反应堆和加速器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１日前优质高速建成，基地正式命名为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９月２７日由科学院张劲夫副院长主持，在现场举行隆重的移交使用揭幕典礼，陈毅副总理剪彩，郭沫若院长、聂荣臻副总理先后讲话，林伯渠、张闻天、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李济深、黄炎培、陈叔通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外来宾共１０００多人参加。这个基地的建成，“标志着我国已经跨进了原子能时代。”从此我国原子能科学研究有了强大的实验手段，原子能科学得到全面发展，出成果、出人才，这个基地就成了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的发祥地和核科技人才的“老母鸡”。
任穷同志在抓铀地质找矿和核科研基地建设的同时，还着重抓了队伍的调集和思想作风建设。早在１９５５年１月，中央作出创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时，周总理就指出，办原子能事业没有足够的人是不行的。抽调人员，组织队伍是当时急迫而又繁重的任务，任穷同志亲自过问，尤其是对领导骨干和技术骨干的选配，我们都一个一个地研究确定。这方面，三强同志推荐了一些高级科技人员，在后来事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思想作风建设方面，任穷同志强调在原子能事业建设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１９５６年底，当他发现有的地质队以“事业特殊”、“保密”等理由，有不尊重地方党委领导，脱离广大群众的表现，立即严肃地指出，这种特殊化思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骄傲自满、盛气凌人、铺张浪费和一些违法乱纪现象，实质是封建特权思想的反映。如听其发展，不但会使自己工作陷入严重的落后和停滞状态，而且有严重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党的领导的危险。必须坚决加以反对和制止。地质系统普遍开展了反对特殊化的教育，并在制度上作出了相应的明确规定，从而使这种特殊化现象很快得到纠正。他还强调在原子能事业建设中，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一次，他在接见新调入二机部的干部时说：“我叫任穷，到二机部上任，还带一个‘穷’字，请大家和我一道过穷日子，艰苦奋斗。我们的厂矿现在还是很艰苦的地方，是‘鬼都不生蛋的地方’，那里没有房子，更没有托儿所，地方偏僻，气候不好，没有人烟，当然是很艰苦的。但经过我们大家工作，大家去建设、去创造，不久就会好起来，房子、托儿所都会有的。我们艰苦奋斗拿出成果是国家的光荣，民族的光荣，也是我们自己的光荣。”任穷同志的这一席话，说得大家心悦诚服，坚定了为原子能事业献身的决心。
任穷同志在领导工作中，比较讲究实事求是，遇事冷静，处事稳重。１９５８年在大跃进中，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我们一些同志也头脑发热，劲头很大，要对苏联提供的设计和设备进行革新改造，而且还很坚持，引起一番争论。任穷同志和我都认为，这要慎重。搞地质、盖楼房和一些辅助系统，我们比较有把握，可以革新改造。而反应堆、扩散机等主工艺设计和设备，当时我们还没有弄明白，没有掌握好，怎么能随便改呢？任穷同志给毛主席写了信，请求给予指示。两天后，毛主席就通知任穷同志到中南海游泳池面谈。毛主席说，你们的意见是对的。这个原子堆、铀２３５工厂，你们还没有掌握好，怎么就动手改呢？只有首先掌握好了，然后才能去改。就如写字，先得学写正楷，再写行书，然后再练草书。小孩子连走路都不会，就想跑，怎么行？不要跌跤吗？！任穷同志回来后，就向党组同志做了传达，使大家统一了思想，并遵照主席指示精神正式作出决定，对苏联的主工艺设计和设备不准乱改乱动，如需任何改动，都要经过试验，报经上级批准。后来，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央专委讨论二机部工作和两年规划时，周总理还特别指出：“二机部在大跃进以来，没有搞乱，没出乱子。任穷同志留下两条好制度：一是苏联设备一律不准改；二是一切经过试验。”从而避免了可能由于盲目乱改乱动而造成损失的危险。可见当时任穷同志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并得到毛主席“先学正楷，后练草书”的指示，是何等的重要！
我国原子能事业创建时期，经历了苏联援助到毁约停援的重大演变。１９５９年６月２０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函是一个转折点。赫鲁晓夫集团借口以苏联、美国、英国正在日内瓦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的谈判和苏美两国政府首脑将要举行会谈为理由，拒绝按协议规定时间向我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技术资料。在任穷同志主持下，部党组开会对苏共来信进行了分析研究，一致认为这是个信号，局势将要发生变化。任穷同志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们要有应变的准备。”会后，任穷同志将党组会议的分析研究和拟应对的措施，向聂副总理写了报告。当时中央正在江西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聂老总约我们７月１４日上山面谈。聂老总听了我们汇报后，表示赞同我们的看法和对策，并强调指出：“苏联不给，我们自己搞。”至于是否复信问题，后来向周总理汇报时，总理说：“中央研究过了，我们不理他那一套，他不给，我们就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从庐山回来后，在任穷同志主持下，组织党组同志和有关干部讨论研究，于当年１２月制订了《原子能事业八年规划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是：“三年突破（关键技术），五年掌握（进行首次核试验），八年适当储备”，动员干部和群众，发愤图强，埋头苦干，把全部工作逐步转移到完全、彻底自力更生的轨道上来。
从这时候开始，任穷同志就带领我们进行苏联毁约停援的一系列应变准备。首先对建设工作做了重新部署，把在建项目分为一线、二线。一线以浓缩铀工厂为中心，左右项目与它连接看齐，形成完整的铀生产线，作为整个建设工作的重中之重，优先安排，全力保证。其它项目都划为二线，视人财物力量和相关条件进行适当安排。第二，进一步调集科技骨干和重用现有科技人员，形成自己强大的技术攻关力量，迅速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第三，组织科学院、高等院校、工业部门、解放军和地方科研机构，参与技术攻关，形成全社会科技大协作，解决设备仪器制造、特种材料生产和相关工艺等技术问题。第四，运用多种方式，抓紧向尚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请教、学习，讲友谊、讲团结、讲社会主义共同事业，努力把他们的技术学到手。正是由于采取了这些应变措施，使我们在１９６０年苏联突然片面撕毁协议，全部撤走在华工作的专家，全面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的恶变下，原子能建设工作没有发生混乱和中断，迅速而有序地实现了全面、彻底自力更生的转变，加快了前进的步伐。（刘 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