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常德涌现出不少的英豪人杰，如宋教仁、蒋翊武、刘复基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常德也是英雄辈出，将星云集，开国将军就有5位，潘振武就是这其中一颗耀眼的星辰。1月12日，笔者同鼎城区政协文史委的同志一道，专程走访了他的家乡，聆听当地人讲述他的传奇一生。
一、农民起义的总指挥
潘振武，原名潘人安，常德县文甲镇石岩塘（现鼎城区长茅岭乡）人，6岁入私塾，1920年，考入常德县第一高等小学堂。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宣传抵制日货。1922年，潘家发生一件祸事，父亲潘国泰因抵制8块光洋的无名税，被保长安上“抗捐税”的罪名，关进了牢房，潘家花费了100块光洋，才将人取出来，这一事件使他痛感社会的黑暗，给他极大刺激。后因家穷辍学，恰逢建国联军汤子模部在常德招兵，他听说这支队伍是反北洋的正义之师，16岁的他便背着父母，投入汤部当兵。后汤部战败退回四川，他随部退到永顺时身染疟疾，掉队后被一位老人好心救治，身无分文的潘振武只得沿途乞讨回家。1926年，常德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正在湘军周斓部当传令兵的潘振武，感到报仇的机会来了，在高小同学刘泽远的影响下，离队回乡积极投身农民运动。潘振武因为当过兵，又有文化，当选为文甲区万寿乡农民协会委员长。年底，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7年5月，常德发生“敬日事变”，他和战友被迫转入地下斗争。党的“八七”会议后，为了配合秋收起义，在革命的低潮时，他毅然与文甲区党支部书记戴修文、区农民协会委员长徐炳初，组织农民起义军300多人，举行武装暴动，任起义军总指挥。9月，攻占落伽寺团防大队，杀死大队长张洪元、印花税局长张国政，还焚烧了大地主大恶霸杨子君的豪宅大院。这就是常德农运史上有名的“文甲起义”，也是湘鄂西最早的农民武装起义。不久，起义失败，他改名潘振武，潜入南县三仙湖禁烟局，后隐身国民党湘军18师张辉瓒部。
二、“战士剧社”的掌门人
1930年7月，潘振武利用张部在江西樟树追剿红军的机会，带着10多名弟兄、30支枪和2000多发子弹一起参加红军，任红四军政治部事务科科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调任11师政治部宣传科俱乐部主任，领导“战士剧社”。
谈战士剧社的历史，还得从井冈山时的红四军宣传队说起。1927年10月，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开上井冈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1928年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遂川，九连党代表罗荣桓同志将连队分成小组，打着写有“宣传队”字样的旗帜来到草林圩进行宣传，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所独具的宣传组织形式——红四军宣传队应运而生，1933年春天，正式创建了战士剧社。罗荣桓政委说：“我们红军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文化娱乐工作也要围绕红军的政治任务开展，你们能不能编演文明戏？”
经过罗荣桓政委的指点，潘振武以豪绅杨子君抓他父亲坐监牢、勒索光洋100块为题材，写出土豪劣绅欺压农民的剧本，经过大家讨论修改定稿后，演出了此剧，由此拉开了红四军演文明戏序幕。
第一次反“围剿”时，文艺宣传队按照罗政委的指示，日夜赶排了《活捉敌师长》《空室清野》等活报剧，于12月在钓峰河滩举行的反“围剿”动员大会上，连同原有的节目演出，使在场的万余名指战员更加坚定了胜利的信心。文艺宣传队也由于生动地宣传了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战术，深受军民喜爱，在根据地久演不衰，潘振武等青年战士演文明戏也出了名。从井冈山到长征路上，潘振武一直都在红军俱乐部进行鼓动宣传工作。
三、平易近人的县长
1936年，潘振武任红一军团抗日战线部部长，经常与东北军中下层军官接触，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开展对他们的争取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调任115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长兼骑兵营长，随军东渡黄河，参加著名的平型关战斗。9月，率骑兵营奇袭曲阳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出任县长。次年冬，八路军开创鲁南根据地，他任东进支队先遣队政委，率一个营的兵力，首批进入鲁南。1939年4月，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潘振武兼任县长。
潘振武任曲阳县长不久的一天，县民主政府门口围了一些农民，指名要见新县长。警卫员告诉潘振武后，他连忙走来，把几位农民代表迎进室内，请他们坐下，亲切地问他们：“各位乡亲，你们找新县长有什么事？”
一位年长的农民朝他望了望，见他不到30岁，穿一身军装，腰间还系着一根皮带，以为他不是新县长，表现出焦急和失望，于是说：“唉，不是县长呀！我想向县长当面禀报，你未必做得了主啊！”
潘振武正准备问明情况，县妇救会主任田玉梅走了进来，叫潘振武一声“县长”，然后还请他去向全县妇女骨干作抗日动员报告。
这一下可把在场的几位农民代表惊呆了，他们真不敢相信眼前穿军装的年轻人，就是民主政府的新县长。他们惶惑地站了起来，说：“俺不知道你就是新县长，多有得罪。”
潘振武连忙请他们坐下，风趣地说：“我又没穿长衫，又不会打官腔，跟政府门前的卫兵一样，身上的泥巴也没有掉，你们怎会认出我是新县长呢？”几句话驱散了几位农民代表的紧张情绪，大家都笑了起来。
年长的农民说：“县长，我们是来向你禀报一件大事的，以前的军队只许老百姓割下高粱穗，秆子不能砍，说要留着打仗用，眼看麦子不能种，明年吃什么，拿什么支援八路军？所以大胆地来求见县长，千万请县长做主哇！”
潘振武觉得这真是一件大事，留起“青纱帐”，固然便于打游击，但麦子不能种下，就会影响老百姓一年的生计，根据地建设会失去物质基础。他回答说：“这真是一件大事呀，农村有句谚语：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正当时。眼看快要到霜降了，准备种麦，县政府马上做出具体部署。”当天晚上，潘振武派两名骑兵战士，飞驰阜平，向罗荣桓同志送去请示报告。报告立即得到批准。县政府连忙布告全县，砍掉高粱秆，抢种冬小麦，并调动骑兵营护卫，严防离曲阳50多里的定县敌伪军的偷袭和破坏。潘振武亲自带领一支上百人的干部、战士队伍，深入到县城附近的村庄，帮助老百姓整地种麦。县长同农民一起劳动成为曲阳有史以来的特大新闻，很快就传遍了全县，人人都夸共产党好，八路军好，民主政府好。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共同对付民族敌人，他当机立断，召开会议，响亮地提出“抗日高于一切”、“救亡图存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等口号。
在与各界代表的座谈会上，潘振武着力宣传中共在抗日时期的统战政策，他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一切有良心的中国人应联合起来，坚持抗战，誓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挽救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民主政府主张实行减租减息。这既扶助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又维持了地主和债主的经济利益，支援抗日战争。这就是我们要实行的政策。”他的话引起了各界代表的热烈掌声。他们消除了惶恐，纷纷表示：愿意靠拢政府，拥护共产党的主张，为神圣的抗日事业贡献力量，决不做背叛祖国的罪人。有的地主绅士还当场主动献粮献款，支援抗日前线。
潘振武对那些拥护抗日的旧职人员和开明绅士采取主动团结的态度，把他们团结到统一战线中来。北养马的安明俊，曾任国民党曲阳县政府的教育局长，对抗日持积极态度，潘振武派员将他请到县民主政府，继续担任县教育科长，发展全县的教育事业。原国民党曲阳县政府文书赵某，写得一手好字，且拥护抗日民主政府，潘振武提议让他继续担任文书。北关头的开明绅士苟相臣，为人正直，对日寇的侵略极为愤恨，平时在群众中的声望较高，潘振武主动和他交朋友，提名选他为县总动员委员会的委员，共商抗日大计，并推荐他为晋察冀边区政府的参议员，为团结抗日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潘振武的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在曲阳县得到切实的贯彻和执行，各方面的力量都团结在民主政府的周围，使各项工作能有效地开展，多次受到边区政府的肯定和表彰。潘振武成了人民心目中的好县长。
四、足智多谋的粮秣官
1945年，潘振武以山东代表身份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0月中旬，中央决定派遣潘振武带领西北财经部门的100多名干部奔赴东北，接收投降日军在东北的军事设施和军用物资，并充实东北根据地的后勤力量。时间十分紧迫，中央组织部的同志立即把抽调的人员集合起来，进行思想动员，并按军事建制组成东北财经队，指定潘振武担任队长，下设三个分队，由有战斗经验的同志担任分队长。
当时中断的公路尚未恢复，几条铁路干线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为数不多的火车正加紧运兵北上。潘振武想，与其在交通线上折腾，倒不如靠自己的两只脚，他决心沿八路军东进抗日的路线行进。3天过后，潘振武带着队伍踏上征途，越过陕西边界，跨过黄河，进入山西吕梁山区。为防止与国民党部队发生冲突，他们避开国统区，沿着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范围向东北方向前进。行至长城北面的太白山下，路过一个小村庄时，他们住进一家大客栈，挤在几间大房间里。晚饭过后，有的队员坐在厅堂休息，有的队员到外面走走。正在这时，客栈走进两个不速之客，看了看后问一句：“还有房间没有？”老板娘漫不经心地说：“客满了！”这两个人听后就走了。正在栈外观察的潘振武，发现这一情况，断定他们是土匪侦探，这家客栈与土匪有勾结。他立即召集分队长研究对策，做出部署，派出化装人员到镇外放哨，天黑后假意睡觉，暗地监视老板的行动，夜深人静时全体队员按指定地点埋伏，一切都秘密进行。大约过了两个多小时，不见什么动静，潘振武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突然一名放哨的队员跑来报告：“来了，有上百人。”潘振武立即下令：“按部署进行，准备战斗！”这伙挂着国军招牌的土匪进了镇，约一个排的人直往客栈冲，他们熟悉地撬开门进屋，朝漆黑的大房间摸，发现空无一人，情知中计，慌忙撤退。埋伏在房间两侧的一分队投弹，把匪兵打死一半，活着的刚逃出客栈，又吃了两颗手榴弹。匪司令飞速赶来接应，被埋伏在栈外的两个分队截住，大都成了枪下之鬼。战斗结束了，潘振武叫出老板娘，“你勾结匪兵，残害老百姓，该当何罪？”女老板趴在地上，请求饶命，哭诉着：“不是勾结的，是没有办法了，他们要杀我们全家呀！我没有得一点好处哇！”第二天拂晓，镇上深受土匪危害的老百姓蜂拥而来，感谢八路军为他们除了一害。
潘振武到东北后，历任嫩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西满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东北军区西线后勤政委、第四野战军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积极筹运粮秣、武器，从物质供应上保证辽沈、平津和南下渡江诸战役的胜利。
五、平易近人的“武官头”
平津战役后，潘振武随四野一路南下，被任命为中南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1956年任广州军区后勤部政委，1959年调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当时正是中苏关系交恶时期，潘振武同各友好国家的驻苏武官坦诚相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丝毫没有一个拥有240万军队的大国武官的架子，但在原则问题上却不让步。他常对朋友们说：“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应是平等的，都应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因此，各国的武官都相信他，公认他是“武官头”，并担任武官团团长，很多活动都请他出面组织。
有一次，潘振武在大使馆举行宴会招待各国驻苏武官，宴会用餐时全部使用一色精致的银餐具，宴毕，有的国家的武官、夫人喜爱地将银餐具当纪念品装在口袋里拿走了。当使馆工作人员向潘振武报告后，他解释说，那是我国的银餐具太精致美丽了，他们爱不释手，为了留作纪念就很自然的了，以后我们注意吧。
当时中国国防部派到苏联的留学生有5000多名，分别在苏联13个城市里的20多所军事院校中学习，武官处负责这些留学生的管理工作。由于局势的变化，苏联当局竟对这些留学生严加控制，听课时不许他们作记录，经常检查他们的笔记本，凡是重要的资料就被涂掉。很多留学生实难忍受，纷纷来到大使馆向潘振武汇报。潘振武恨不得马上前去交涉，但转念一想，大凡国与国之间莫不如此，交涉也是徒劳的。他对留学生说：“难道不能想办法把它记住吗？过去搞地下工作从不搞记录。”一席话提醒了留学生，他们想出了许多办法对付苏方的禁锢。
中苏关系虽然在很多方面有了裂痕，但是苏联的大多数人民和一些高级官员还是留恋中苏友好往来中结下的深厚感情。布琼尼骑兵元帅每次见到潘振武时都非常亲热，他不只一次地对潘说过：“我是苏联人，但我的心一半在苏联，一半在中国，只要帝国主义敢于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就并肩作战，一定能够战胜敌人。”在一次招待会上，这位元帅还特意把他当军官的儿子带到潘振武面前，说：“这是中国驻苏联的武官，是我最好的朋友。”叮嘱儿子一定要和中国保持友好，珍惜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还有一次，潘振武去哈尔柯夫炮兵无线电工学院，该院的技术副院长和政治副院长出面接待。他俩到过中国，还保存着在中国出席宴会、招待会的请帖和发给奖章的证书，专门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给潘振武看，宴会快结束的时候，他俩低声对潘说：“我到过中国，我不会忘记中国，也希望中国朋友不要忘记我们。”潘振武1963年回国，任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兼外事局局长。1969年，调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湖北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任武汉军区顾问，1983年离休。
六、九个女儿的好父亲
1940年11月，潘振武入延安军政学院学习，1942年转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在延安，潘振武认识了他后来的夫人冯光晋，1942年中秋节，两人结为伉俪，其后一共生了9个女儿。一个大家庭里十个女人，其热闹活跃可想而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市场上蔬菜供应紧张，三女儿平平吃饭时说：“我们如果认识一个菜农就好了。”五女儿南胜笑着看着爸爸说：“我们家就有一个菜农。”潘振武心领神会，说：“我不就是一个菜农吗？可你们谁也不帮我干点地里的活儿，如果你们帮我干点，吃菜就不用愁了。”从这些家常话可以看出，潘振武一直保持着农民本色，同时他像天下父母一样，也想有一个儿子。潘振武戎马一生，在摄影、书法、根雕等艺术领域别有造就。而潘家的九朵金花，也继承了他的优点，在艺术创造方面各有千秋。虽然没有一个专门从事艺术工作，但这个家庭的成员却展现出了整齐划一的艺术修养和高深造诣。
2012年4月，潘家九姐妹从四面八方赶回武汉的家中，与92岁的母亲冯光晋一起，举办了一个“纪念潘振武将军诞辰104周年家庭艺术作品展”，反响空前。这次展出的500余幅作品，既有潘将军的摄影佳作和笔墨丹青，也有潘将军的九个女儿及夫婿的书法、绘画、摄影、篆刻和布艺作品。展后的作品纪念册里，从老大到老九，一家两页，内容饱满，饶有情趣。将门九凤，艺坛齐翔，画家刘三多曾为此赋诗：“幸福潘家，九朵金花；多才多艺，作品高雅。”
1988年9月22日，潘振武将军在武汉病逝，享年81岁。潘振武一生战功卓著，荣获过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家乡人为了纪念他，在他当年领导起义的万寿山上，正在修建常德“文甲起义”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