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公时先生生于1881年，我对这一年总是有着特殊记忆。这一年是鲁迅出生的年份，一个小说家对历史有兴趣，想起近现代史的人物，忍不住就要用自己熟悉的鲁迅为参照。譬如想到甲午海战，那一年鲁迅十三岁，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会如何看待这场战争。又譬如到了辛亥革命，鲁迅正好三十岁，这一年，他又做了什么，岁数相仿的年轻人又怎么样。

　　甲午海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毫无疑义，十三岁的孩子弄不明白来龙去脉。对于鲁迅来说，祖父下狱父亲病重，家道中落，他充分感受了世态炎凉。有关蔡公时青少年时的文字记录很少，能想象的就是这些十三岁的孩子，对日本的认识完全取决于周边人态度，大人们会怎么议论，私塾老师会怎么说。

　　十年以后，蔡公时和鲁迅都到了日本，几乎同时进入弘文学院。这时候，他们已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弘文学院有点像日本人办的新东方，属于日语速成学校，或许留日学生太多的缘故，来自江西的蔡公时与来自浙江的鲁迅，并没有在这结识。1928年，蔡公时在济南取义成仁，鲁迅似乎也没留下任何文字。这非常遗憾，因为我们没办法知道他当时对这个重要事件的看法。

　　甲午中日之战改变了中国命运，让国人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意识到要打仗，光靠嘴狠是不行的，光靠生气也是不行的。战争有时候避免不了，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一仗的结果，是台湾割让了，大把的银子赔了。然而中日之间的对立情绪，还远没有后来那么严重。中日关系越来越坏，仇恨越来越深，变得你死我活，非要再打一场大战决定生死，那是后来的事。当年很多年轻人，对清政府未必有多少好感，对小日本也谈不上恨之入骨。人心在思变，无论朝廷还是民间，都觉得应该虚心向日本学习，都觉得到日本去，能学到一些先进的东西。

　　留学日本是那个年代很亮丽的一道风景线，中国的革命党人，绝大多数都和日本有关，这里面不外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革命，反抗清政府，被迫流亡到了东洋；一是受流亡的革命者影响，在日本的青年学子纷纷参加同盟会。一般来说，与留学欧美的学生相比，留日的年轻人要激进很多。徐锡麟和秋瑾是留日学生，陈独秀和李大钊是留日的，汪精卫和蒋介石也是留日的。汪后来成了大汉奸，但是“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这两句诗大家都应该知道。

　　和鲁迅一样，蔡公时也是在日本参加了同盟会，要比较革命资历，贡献比鲁迅大得多。鲁迅只是普通的同盟会会员，用今天的话说，一名革命群众。蔡公时是货真价实提着脑袋干，早在辛亥革命前，就追随黄兴参加钦廉之役，参加镇南关起义。辛亥革命军兴，留日的江西学生李烈钧成了江西都督，蔡公时是江西军政府交通司司长，此时的鲁迅只是绍兴县城一名中学教师。用比较通俗的话来形容，当时的蔡公时已当上局级干部，已经有了做官僚的资本。

　　从1912到1926年，鲁迅当了十四年的科级小公务员，而这个阶段的蔡公时，一直追随孙中山。二次革命讨袁，亲至湖口前线作战。二次革命失败，被通缉，又流亡日本。护国运动，护法战争，蔡公时始终跟在孙中山后面，曾在广州的大元帅府给孙做过秘书。是孙中山弥留之际亲睹遗容并聆听遗言的几个国民党人之一，在党国元老中德高望重。拼资历，蔡公时比不上汪精卫，起码要比后起之秀的蒋介石强。

　　到1928年，南方的国民政府北伐，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大胜北洋军阀，很快攻入济南。这时候，蒋介石手握军权，成为最有实力的第一号人物。自古两军对垒，都在淮海一带决战，逐鹿中原，谁赢，谁就可以得到天下。只要拿下徐州，攻入济南，继续挥师北上，平定北京指日可待。然而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日本人开始捣乱，在中国的领土上，借口要保护侨民，公开出兵占领济南。说起来真够窝火，本来只是中国人在内战，日本人非要横插一杠。从内心深处来说，日本不希望北伐成功，不希望中国统一，不愿意中国强大。不管是面对北洋军阀政权，还是面对南方革命政府，日本人首先考虑的是在华利益，是利益的最大化。

　　两军对垒，难免擦枪走火，北伐军的军歌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一年前，国民革命军攻入南京，发生了北伐军人和当地流氓参与的暴力排外事件，造成各国外侨9死8伤，其中死者就包括一名日本人，日本领事馆也在事件中遭洗劫。结果导致英美军舰开火，日本海军陆战队遵照他们政府的训令，没有进行抗击，并拒绝参与英美的行动，而负责保卫领事馆的海军少尉荒木，感到未能完成护卫使命自责剖腹自杀。此事在日本引起巨大反响，一年后在济南，尽管国民革命军已经事先做了防范，要求严格约束部下，情况却变得完全不一样，日本人突然变得强硬起来，而且非常蛮横，说干就干，直接出兵干涉。

　　蔡公时临危受命，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山东交涉员，在刚接手工作的第二天，日军便持械进入交涉公署，置国际公法于不顾，蓄意撕毁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及孙中山画像，强行搜掠文件。为避免事态扩大，蔡公时据理力争，谴责日军破坏国际法，结果被捆绑的“各人之头面或敲击，或刺削”。蔡公时耳鼻均被割去，血流满面，临终前怒斥日军兽行，高呼“唯此国耻，何时可雪”。从此，这个殉难画面被定格，成为济南五三惨案中最为悲壮一幕，它彻底颠覆了中日关系，而蔡公时与济南这个城市再也分不开。

　　事实上，由于此前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发生在济南的中日冲突有其必然性。此次冲突，日方死亡军人达230名，平民16人，中国方面死亡高达3000人以上。13年前，袁世凯在不得不签订卖国的《民四条约》以后，曾将签订条约的日期定为“国耻日”，民间老百姓弄不太清楚“民四条约”与“二十一条密约”的关系，只是一味抱怨不应该签订。《民四条约》给了日本人法理上的依据，它埋下了祸根，成为中日冲突不可避免的死结。济南惨案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身受之耻，以五三为第一，倭寇与中华民族结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据说此后蒋的日记中，“雪耻”二字不断出现。很显然，济南惨案后果非常严重，甲午以来中国人遭受的耻辱记忆，被立刻唤醒，被迅速放大，中日双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经此事件也变得不可调和，它其实就是此后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长城抗战、七七卢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先声。

　　蔡公时惨死是野蛮时代的一个见证，对后世有着永远的警示作用。公理何在，公法何在，是可忍，孰不可忍。在文明社会，很显然，公理和公法一旦缺失，人就有可能成为野兽。蔡公时本着一种和平意愿，以协商的态度，以谈判的方式，结果却是在济南殉职。他的死不止是中国民族的耻辱，也是日本民族的耻辱，同时是“正派人难以想象的”全人类的耻辱。蔡公时惨死给刚成立的南京新政权敲响警钟，让国民政府放弃了对日希望，丢掉了与其合作的幻想。与英美相比，日本才是更大的更危险的敌人。历史地看，小不忍则乱大谋，国民革命军并没有因为蔡公时的惨死，就匆匆与日军在济南决一死战，而是主动放弃济南，牺牲济南，忍辱负重绕道北上，最终完成了北伐大业。那年头，还不流行核心利益一词，然而很显然，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就是最大的核心利益。

　　济南惨案在事后，中日双方都有过主动放大的企图，都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都在宣传上极力渲染己方无辜与对方野蛮，双方民族情绪均经此事变被点燃。中国老百姓绝对不会想到，明明是我方吃了大亏的济南惨案，明明是蔡公时等被割耳、削鼻，尸体被焚烧，在日本国内竟然会激起反华的舆论浪潮。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据驻日特派员殷汝耕报告：“此间关于济南消息日渐具体化。我军对日侨剥皮、割耳、挖眼、去势、活埋、下用火油烧杀、妇女裸体游行当众轮奸等事，日人言之凿凿，其所转载京津、伦敦、纽约各外报亦均对日同情，归咎于我。”面对这种恶意宣传，南京政府也意识到“用事实宣告全世界”的重要性，国民党上海党部立即成立了一个专事针对日本的国际宣传部门，用今天的话说，双方都在炒作济南事变，要让国际舆论站在自己一边。

　　江西同乡李烈钧把蔡公时称为“外交史上第一人”，国民政府要人纷纷题词纪念。于右任题词：“国侮侵凌，而公惨死，此耳此鼻，此仇此耻。呜呼泰山之下血未止”，冯玉祥题词：“誓雪国耻”，李宗仁题词：“民族精神，千古卓绝”。蔡公时的血不会白流，对他的纪念在当年很隆重，为勿忘国耻铭记历史，1929年5月，山东省政府在泰安岱庙竖一石碑，四棱锥体形，上刻“济南五三惨案纪念碑”九字。济南建起一座“五三亭”，在时任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提议下，当时山东省内各县几乎所有的公学都建立了纪念碑。

　　时至今日，尽管很多人可能已不知道，蔡公时纪念馆仍然是济南最重要的人文景点。作为一种历史记忆，它始终在提醒人们什么叫国耻。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是必须要有一个准确的记录，要让真相昭告天下。不管怎么说，无论什么样理由，中日之战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场悲剧，都是文明社会的惨痛教训。重温历史不难发现，1928年济南惨案后的中日关系，从官方到民间，双方都存在着必须一战的心理，走向战争几乎完全不可避免，官方利用着民意，民意又绑架了官方。中方虽然一直处于守势，最重要原因不是不想打，而是国力太弱，内乱不止，知道自己暂时还打不过对方。事实上，自济南惨案开始，抗战时代已悄悄开始，战争机器已启动。有一种思路始终被鄙视，被唾弃，无论日本还是中国，主和的观点都会被认为是反动，违反了历史潮流，不符合主流民意。

　　现如今的济南蔡公时纪念堂，供奉着一尊烈士全身铜像，这是陈嘉庚先生为代表的南洋各界同胞捐款铸造，1930年的原物，历经了很多故事，直到70多年后，才从遥远的南洋运到济南。早在1928年，徐悲鸿画过一幅《蔡公时被难图》，曾在福州展览，十分轰动，可惜战乱不断，原画不知所终。当时国民政府要员的题词，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手迹早已不复存在，如果保存下来，都是非常好的文物。最可惜的当然是烈士遗骸，蔡公时殉难，日本军为掩盖罪行，毁尸灭迹，将同时枪杀的十余人遗体进行焚烧。后人曾发现烧而未化的头骨4只，还有脚手骨和肉炭等，都是惨案中遇难的外交人员尸体，这些残骸被装入皮箱，寄存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地下室。

　　1937年，中日全面开战，外交部撤退重庆，没将它带走。1946年还都南京，放地下室内的烈士遗骨已不见踪影。有传言说，遗骨被日军发现，为毁灭枪杀外交人员的证据而再度被毁。还有一种说法，国民政府仓促撤退，小偷光顾外交部地下室偷走皮箱，发现是一箱骨头，便把箱子丢弃路边或扔到了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