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高徒 学养深厚

　　高等学校，是做学问的地方，人群的主体是做学问和准备做学问的广大师生。在同样情况下，对做学问有亲身感受的领导，更能到位地理解和管好这里的人和事。

　　学术的追求、展示和影响

　　出身书香门第的高赞非，自幼深受广泛涉猎经史子集、热衷研究学问父亲的影响。他十六、七岁在悉心阅读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时，就立志做一名学者，尤其是要立志儒门。1924年夏，高赞非不仅带着对国学大师、一代儒宗梁漱溟的崇拜，还带着自己撰写的《论语研究》，前往曹州山东省立六中拜见梁氏，还拜见了时任作为六中学术机构的重华书院主讲、大哲学家、现代新儒学大师熊十力。熊、梁两位大师，非常赞赏高赞非的《论语研究》，都把高赞非视为得意大弟子。尤其是恃才傲物的熊十力，还很希望高做自己的学术传人。高赞非成了两位大师都喜欢、器重和“争抢”的高徒。1925—1926年，梁漱溟、熊十力在北京大学执教和从事学术活动期间，青年学子高赞非，跟随两位大师，同住一起，在他们的指导下，于浓浓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中，学研儒学、心理学、佛学等。大师还和弟子们每天“朝会”、打坐。对于这些情况，建国之后的高赞非，在那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虽然不便、不敢谈及，但从他的只言片语中，可见当时他对学术追求的执着和快乐之情。同样，高赞非和他的同窗们，由于和大师的特殊密切关系，能够接触更多的学界专家、教授、名人，受到更多的学术熏陶和影响。他们可以在古都的北大、清华、燕大等许多高等学府以及京华的大图书馆、大书店、大出版社以及学术机构，遨游广阔的学术天地，见世面、获知识，接受丰富多彩的学术滋养、熏陶。

　　梁、熊两位大师之间的友谊深厚。熊氏一直专攻学问，梁氏走着先是学术、后又走进“乡村建设”的社会活动、而又两者交织并行的路。高赞非在学术上，1930年之前主要从师熊十力，之后主要跟随梁漱溟。但高赞非一直是两位大师共同的得意弟子。大师即使各在一方，也常交流、关心弟子的培养、进步、生计，如熊在武昌给梁的信中说：“此子文学今年有进矣。其费用我酌助之，不难也。”

　　高赞非跟随从事执教、讲学、各种学术活动的熊十力，辗转于武汉、南京、上海、杭州。此间，他到过武昌大学（武汉大学前身）、中央大学、中央研究院、商务印书馆等等许多名牌大学、知名学术、出版机构，接触过许多学界名人、专家、学者。南国的文化、学术天地，进一步开阔、丰厚了他的视野、知识、学养。高赞非十分勤勉，在熊十力的指导下学习心理学、哲学，1927年经熊氏推荐任中央大学哲学院助理期间，自学政治经济学。1930年，高赞非将熊氏1924—1928年与朋友、学生论学的记录及书札整理为《尊闻录》付梓。整理出版大师的学术成果，无疑锻炼和表现了高赞非的学研功力。高赞非在跟随梁漱溟从事 “乡建”运动的七八年中，不仅深受梁氏学术的熏陶，还撰写了《地方自治与民众组织》一书。和自己的老师一样，走着学术和社会活动交织并行之路。在师从熊、梁期间，高赞非还撰写了《论孔子的心理》。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在两位学界大师的亲自指导下，经过长达十三年之久的研读和写作，年过而立的高赞非，已经具有相当丰厚的知识、理论积累和很高的学术研究能力。他参加革命工作后，主要从事宣传、文化、教育和统战工作，学术的脉韵仍然在战火中继续着。我多次听他夫人讲：跟先生在外几十年，他什么时候都喜欢看书，不管打仗的年代，还是“挨整”的时候，都离不开书，一辈子都跟书亲！这通俗的语言，道出了高赞非对学术追求的执着、虔诚和勤奋。任曲园创建校长时，高赞非已是一位名副其实通晓文史哲、孔子研究造诣很高、学养深厚的学者。

　　1962年，享誉中外的学术杂志《文史哲》，在第5期以首篇位置、目录用黑体字标示，刊载了高赞非的万言大作：《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当时，我在几天内就读了两遍，被他深厚的学养所吸引和震撼。一是敢于批评修正侯外庐、郭沫若、呂振羽、关锋、林津时这些学界顶级大家对孔子 “仁”的观点和释义，指出：他们虽然都有一定的根据，并且都能说明一定的问题，但都难把“仁”的思想全部地概括起来。二是指出学界对孔子“仁”的思想之所以不能得到完整的说明，原因在于研究方法往往不善于从发展及其内在逻辑上加以考察和展开。三是论文以孔子思想的发展及其各方面思想内在联系的更科学研究方法，从“仁”的一般意义、特殊意义、更本质意义以及影响、批判继承四个方面，对“仁”的思想进行阐述。资料之丰富翔实，论证之鞭辟入里，语言之简练缜密，文章之宏大气势、洋洋洒洒，一读就感到：此乃大手笔所为！当时论文在学界的热烈反响和高评，在曲园学人中的轰动、给人“曲园出了大学者”之感，我是亲知深受的。五十多年后的今天，阅读这篇被学界公认具有重要学术史地位的大作，不仅仍被它的学术魅力所吸引，还十分赞佩学者在挖掘儒家学说思想意义中所表现的真知灼见、深深的民族情怀和强烈的使命感。比如把 “忘我的、无私的、积极奋发精神”定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等许多精辟见解，对国家的德治兴盛、国人素质的全面发展、整个民族的复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篇大作，是高赞非的长期积累，也是学者在建国近二十年儒学研究的艰辛路上，一次难得而又弥足珍贵的学术喷发。

　　高赞非对孔子、儒学研究的贡献和影响还在于：1957年1月，他在曲园成立了全国高校第一个孔子研究会。他逢会必讲在曲阜设学的宗旨之一就是要担负起在国内推动儒学研究的使命，并采取了许多措施，如：把儒学的研究课题分配给社会科学的各系承担，并开始对曲阜儒学文化资源进行系统调查，大量搜购和搜集儒家文献是图书馆和各资料室的重要任务。还组织大学生全面抄录广布于曲阜的碑刻，参与孔府档案的研究和整理。日积月累，所集儒家文化资料十分可观。在高赞非的推动和感召下，一些具有民族情怀的学人，从此走上儒学研究和继承的艰辛之路，传递着儒门星火，他们以及他们的继承者被学界称为“洙泗学人”。在曲园，之所以能够走出一批批专家、学者，之所以从建校初期的孔子研究会到当今成为山东儒学研究基地和国家八大经学研究重镇之一，如今又诞生了齐鲁第一个国学院，高赞非的筚路蓝缕之功和影响之力，为学界公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