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5月，鲁中共行署参议会赠的“一门忠烈”匾额
1953年5月1日,冯毅之(中间排左二)陪同抗战时在长秋村生活过的八路军重返村庄,与村内部分抗战老人合影。
村东烈士纪念碑
冯保杰在长秋东门外回忆抗战。
这是冯保杰家小院,曾是八路军指挥部。
夏初的青州长秋村,掩映在阳明山的绿意中。
抗战爆发前,若站在村子西淄河岸边向东仰视,从西向东,由低渐高,依地形连绵相接,被厚逾一米高三米的青石村墙围拢的长秋村,俨然一座古城堡,把古老的千年山村百余户人家包裹得严严实实。岁月变迁,长秋村的村墙已毫无踪影。现存完好的东门和南门,门楣上方分别镌刻着隶书“怀阳”、“迎熏”。
如果没有日寇侵袭,这里的百姓会延续着千年的生活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如今天。踏着晨光中的鸡鸣声,大人们扛锄走出东门,去田地里忙碌；夕阳西下的淄河边,孩子们奔出西门,嘻嘻哈哈撩泼着打水仗；老人搂抱着幼孙,偎依坐在南门内的老屋门前,笑眯眯晒着太阳；北门里,观音庙前升腾起对美好生活的祈福烟火。
阳明山上第一枪
“长秋这地方,背山临水,清澈的淄河从它的西边向北流去,鲁山山脉自南面北,延伸到这里为止,北面的地势逐渐平坦。所以,它好像是鲁山的北门,地形比较险要。”曾任八路军山东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廖容标,曾如是描述长秋村的独特地理位置。
这个地处青州市西南山区的小山村,在抗战中,曾被烧18次之多。到1942年,全村已无一间完好的房屋。即使惨遭如此人祸,这个当时仅有300余人的小村落,先后有119人参加八路军及我党地方武装,有39人牺牲在战场上,还有63人死于敌人监狱中,或被抓去东北做苦工而摧残致死甚至失踪。
长秋抗战的星星之火,始于1937年7月。那时,林浩、金明、杨涤生等同志到益都(今青州)县城,代表中共山东省委帮助恢复建立中共益都县委。担任宣传委员的冯毅之回到家乡长秋村,组建了“农民自卫团”积极抗日。
冯毅之,1908年出生在益都县。他曾在青州和济南读书,在中学老师楚图南、胡也频的引领下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10月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北平左联”,任组织部长,做了很多有利革命事业的工作。建国后,他曾任山东省文化局长兼党组书记。
冯毅之回到长秋后,首先发展党员,建立起党的组织,接着动员人民武装抗日,很快组织起村中20名勇敢进步的青年,扛起村里防土匪用的土枪,组成了“农民自卫团”。自卫团成立后,学习政治,操练军事,站岗放哨,抵抗散兵流匪,保护群众利益。这即是后来建立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新编第一营的基础。
“自卫团的建立,使长秋村成为淄河流域开展抗日活动最早、最活跃的村庄,因此引起了日寇的特别注意。”冯毅之曾如是回忆。
1938年春节,驻扎在淄川和洪山的日寇对长秋村进行了第一次“扫荡”,这也是日寇对淄河流域的第一次“扫荡”。一个天气寒冷的早晨,100多名敌人经西崖头村向长秋进犯。自卫团发现后,立即到村东面的阳明山上。
待敌人在村中扑空后,隐蔽在东山上的自卫团,抄小路绕到敌人前面,在一个山坡的坟地里,进行伏击。虽然那些土造枪有的没打响,有的打响了退不出弹壳,但那突然响起的枪声,却把敌人惊吓得四散而逃。当鬼子弄清情况,组织还击时,自卫团员们立刻撤走了。这是长秋村抗日战士第一次向鬼子开火,虽然谈不上胜利,却鼓舞了乡亲们的抗日斗志。
难忘的1939年
1938年春节后,廖容标司令员和姚仲明政委带领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第一次从铁路北来到淄河流域,开辟抗日根据地,他们就住在长秋村。在长秋村外的破庙里,廖容标第一次见到地下党员冯毅之,“他身穿长袍大褂,白净脸,个头稍矮,文质彬彬。”
冯毅之把长秋村的自卫团一分为二,他让堂叔冯敏任村团长,带领一部分人接待胶济铁路的八路军和首长们,这部分人是日后成立益都县抗日第三区中队的基础。冯毅之则带领另一部分人去淄博矿区,并以此为基础扩建游击队,很快发展成为一个营,该营后在长秋村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新编第一营。
1939年7月,麦收时节。以秦启荣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把大军开到淄河流域,妄想消灭驻扎在长秋村的新一营。一个营的兵力,不仅人数上远不及敌人一个旅的兵力,更要命的是双方武器弹药悬殊巨大。
冯毅之领导的新一营被敌人围困在村内,仍然艰难作战,凭着智勇,指挥部队苦战了两昼夜。最后,孤军无援的冯毅之决定撤离长秋村。此时正是夏季,淄河涨水的时节。新一营带领长秋村内的老百姓,连夜从村子西南部涉淄河水,向西南山区撤退。齐胸深的淄河水中,八路军和长秋村的男女老幼,相互搀扶,几百人在夜幕中小心翼翼地移动撤退。
长秋百姓们撤离后,国民党王葆团的部下冲进村抢掠,他们借口在箱子里找八路军,抽屉里寻武器,挨门挨户翻箱倒柜,能吃的吃了,能用的拿走,还牵走50多头毛驴、赶走了近800只羊,把全村洗劫一空,最后放火烧村。
半个多月之后,长秋村逃难的乡亲们才敢回到村中,家中已是灰烬零落。
1939年,也是长秋老百姓值得怀念的一年。他们不但在抗战和反逆流中立了功,锻炼了自己,而且接待了好多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同志,听取了这些领导同志的教导。
在长秋村北门里的冯保杰家,记者目睹着一片残垣断壁,周遭长满青草。这座仅残存着青石房基的南屋,是冯保杰家的祖屋。它建于百年前,为三开间房屋。
“在这个南北屋内,曾安置好多南来北往的八路军将士。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与副司令员王建安、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和政委霍士廉、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与政委姚仲明等等领导,都曾经居住过这间南屋。霍士廉和他妻子王杰还在这屋结了婚。可惜到了1940年10月,这南屋被日本鬼子放火烧了。”今年87岁的冯保杰说道。
“那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官职,喊郭洪涛‘郭主任’,喊杨国夫‘杨大哥’。这些领导同志平易近人,谈话可亲,一点架子都没有。”冯保杰说。
“白菜心”的还击
1940年,淄河流域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国民党的游击部队,有的被歼,有的成了土匪,有的投降了日寇。国民党又把其主力新四师和新一师吴化文部开来打游击战。吴化文与敌伪勾结,对冯毅之的部队形成了新的包围。当时益都县抗日武装大队刚建立不久,只有百余人,枪支弹药都缺乏,处境极其困难。
1940年7月,朱崖据点换了一个鬼子小队长——小林。他三天两头领兵到长秋“扫荡”,闹得老百姓一日数惊,鸡犬不宁。群众纷纷要求益都县抗日大队给敌人以狠狠打击。冯毅之摸透了敌人不敢直接进村,总是先到上庄,再爬到阳明山顶,俯察情况后的行动规律。在阳明山北岭设下一个班的伏兵,并配备机枪一挺。县大队其余的人,隐蔽在长秋村做预备队。为了造声势,村中几十名青年小伙子也临时参加了战斗。
当鬼子爬上阳明山时,发现了伏兵,双方交了火。益都县大队的伏兵咬住敌人后,预备队和200多名老百姓从村里全部出动,在玉米地的掩护下迅速向敌人身后迂回包抄。来犯的敌人中只有6个鬼子,其余全是伪军。伪军胆小怕死,顿时乱了阵脚,迅速撤退,向朱崖方向逃窜。冯毅之率人拼命追击,日伪军伤亡十余人。在铁佛寺前,击毙一个端着一挺轻机枪的鬼子。后来查知,这个鬼子就是小林小队长。
消灭鬼子小林小队长后,敌人再也不敢轻易来犯长秋。唯独汉奸唐应三狂妄,大言不惭地吹牛说:“长秋村的老百姓治不服?我不信!”他向驻防益都县的鬼子司令献策说:“在长秋周围的上庄、西崖头、上张、下张都安上据点或炮楼,把长秋包围在中间,这叫包心战术。长秋是白菜心,我们是白菜帮,越包越结实,看能把它治服不!”
包裹“白菜心”的诡计被鬼子采纳后,给长秋村的乡亲带来了灭顶之灾。四处躲避的老少乡亲们,如果不慎露出自己是长秋村人的信息,立即就会遭到鬼子和汉奸的捕杀。
为了打击唐应三的嚣张气焰,冯毅之同长秋的同志商量,由长秋村游击组配合益都县大队,采用布袋战术,在马鹿、长秋之间敌人行进的路边设下伏兵。布袋底是长秋村南门,由机枪组和长秋游击组担任防守；布袋口向马鹿村敞着,当敌人进入布袋阵时,由埋伏在路两边的县大队负责封闭布袋口。
那是2月的一天,淄河的冰冻未解,山上的青草还未萌芽。冯毅之和战士们不顾天寒地冻,很早就埋伏在河边的山坡上。直到上午10点,伪军才出村。敌人麻痹大意,把枪背在肩上,也不拉开距离,像赶集似的沿着老路线走来。时机一到,冯毅之一声令下,枪声四起,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敌人措手不及,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有的干脆缴械投降了。
这次战斗极顺利,我方只有3人轻伤,敌人少数漏网,其余被歼被俘。伪军遭此伏击后,如惊弓之鸟,夜里疑神疑鬼,经常无缘无故地打枪、扔手榴弹。朱崖伪军怕被伏击,粮食也不敢给运了,要唐应三自己去取。唐应三不但不敢再走长秋了,连河东的路也不敢走了,只好从河西的山上绕道而行。
坚韧不屈的长秋汉子
严酷的斗争环境下,像唐应三一类的倒戈者不在少数。1941年,就有两个区长和三个区委书记叛变投敌。叛徒孙伏武原是中共一个区长,熟知益都县抗日民主政府和县大队常驻长秋村,就向敌人出谋献策,对长秋村进行偷袭“扫荡”。
1941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敌人调动两千余人,由孙伏武当向导,在夜幕下包围了长秋村。
恰巧,当天抗日县政府和县大队都不在村里,村内只驻扎了区中队的一个班和几名干部。他们听到敌人的枪声后,就同村里老百姓按原来的路线转移,结果进了鬼子的包围圈。时值深夜三点,又无月光,漆黑一片。几个干部和区中队的同志头前开路,同敌人展开搏斗,掩护老百姓突围。区中队班长许维功牺牲,冯九春等四位同志负伤。
许维功的父亲许广田没转移出村,被日伪军抓获。天明之后,面对拷问,老人一口一个“不知道”。敌人把他打倒扔进火堆,并把一根大木棒压在他身上。这时鬼子听到吹起了集合哨,慌里慌张地朝许广田打了一枪就走了。这一枪没有打中,但老人已被烧得昏迷过去,从此落了个双目失明。
这种迫害,长秋人不止遭遇一次。冯保爱被偷袭长秋村的汉奸唐应三抓住后,被吊在村西的一棵树上拷打。严刑拷打了一天一夜,冯保爱也没说出八路的线索。别无他法的汉奸随后将他带回据点,动用了老虎凳、辣椒水、肥皂水,在地窖里铁丝吊打半年之久。冯保爱与日伪汉奸一次次地兜圈子,让日伪军在附近的山坡爬上爬下,在长秋村中东挖西掘,最终还是没能找到八路军和武器。
八路军冯保甲,抗战时跟随冯毅之在益都县大队当战士、鲁中军区武工队狙击手。一次,为躲避鬼子汉奸搜捕,情急之中屈身于村民的养猪圈。臭气熏鼻中他饥渴难耐,整整窝在猪圈里一天。鬼子汉奸走后,那户人家送他一块滚烫的红薯,饿急了的冯保甲一口下去,竟然被烫掉了一颗牙!
还有许多长秋人被日军残忍地杀害。自学中医的乡间郎中冯广统在长秋村的田野里,被日军抓获并施酷刑,要其承认自己是“土八路”,冯广统坚韧不屈。冯广统左脸有一块黑色胎记,被汉奸诬陷为打仗放炮烟熏所致。日军挥刀砍掉了冯广统的右胳膊,冯广统几欲疼昏,仍不肯就范。最终,一无所获的日军将这个为八路军医治伤病员的民间郎中枪杀。
长秋村冯氏家族中的另一个八路军战士,不幸在王家寨南面的一个村庄被日军抓住。日军如获至宝地将他捆绑押送到百里之外的张店。一番严刑拷打和威胁利诱,都没能动摇他。无奈的鬼子,放出狼狗,活活将他咬死。
在长秋村西边不远的赵家村,日伪夜半围捕八路军及家属,枪杀了新一营枪械修理所长、冯毅之的长兄冯登奎。冯保永背着帆布搭子给八路带路到辛店,回来的路上被汉奸抓住。汉奸看到他肩上的帆布搭子上印着“长秋冯氏”,就把他交给了鬼子。鬼子逼着冯保永挖坑活埋自己,死时尚不到三十岁。
巷子里成垛的手榴弹
每逢夏秋农忙季节,日本鬼子和汉奸也都倾巢出动,大肆进行烧杀。此时长秋村中的老弱病残,一面要躲避鬼子和汉奸的袭扰,一面勉力耕种山坡梯田,以求收获一点粮食,支援抗日武装。
1942年,发生了一场大旱灾。好不容易在鬼子和汉奸的刀枪下抢种上的麦苗,眼看着一棵一棵地干枯萎缩。当时的特大旱灾,导致长秋村西门外的凿于唐朝的千年古井也几近干涸。老百姓为了一口水,挑着大大小小的水桶瓦罐,成群结队地跑十几里山路,四处寻觅尚未干涸的深井。
高粱秸、玉米芯、树叶树皮野菜,都成了人们充饥果腹的救命物。长秋村内外的山坡上路沟边的所有树,被村民们剥食了树皮。即便如此,长秋村乡亲还是从自己口中给八路军节省下了2000斤军粮。鱼水情深,可见一斑。
1942年是抗战最为艰难的一年。村中房舍被日军和汉奸轮番焚烧,多达十几次,已无一间完好的民舍,屋里长树,狼甚至在空房中下崽。村民粮食被抢,赖以生存的基本物资荡然无存,有的被迫东躲西藏于周边村庄百姓家。
87岁的冯保杰回忆起当年“逃亡”的日子说:“那年后的春节,我们就在簸箕峪溜头山坡上的小平地方,挖了个大约二米深的土坑,上面用高粱秆棚起顶后再用土覆上。人就挤住在土坑里,总共也就六七平方米。土坑地上铺上秫秸秆、山草,人睡在上面。”
“在这土坑里再挖个小角坑,当锅台做饭。没有菜,就把香椿叶煮后放点盐。八年抗战,四年春节没能在家过。”冯保杰对过往的苦难清晰难忘。
困难至深时,长秋村的老百姓依然创造条件,为八路军储藏军需物资,被称为“保险库”。那时,无论是铁路北的三支队,还是鲁南的四支队,只要到淄河流域活动,收了粮食,有了物资,都交给长秋村保护收藏。收藏的办法,是在南沟和东沟,利用土崖头打成土屋,将粮食和物资藏好后,再用石头把门堵死,堆上黄土,安放上石块当供桌,装饰成掩埋死人的坟墓。这巧妙办法,外人谁也不知道,所以从来没出错。
1943年,长秋村在南沟的土屋里替四支队保存了六千多枚手榴弹,四百多发炮弹,还有挖战壕的洋镐、铁锨等军用物资,一直埋藏了两年之久。直到1945年才起出来送往沂源县的鲁材,毫发无损地交还四支队。两年多的时间,长秋村村民对此半点风声没走露,受到四支队廖容标司令员当面表扬奖励。
“小时候,手榴弹在巷子里成垛啊!有调皮孩子悄悄拿一个,拆开火药,点着看火花玩。”今年86岁的冯登商老人回忆道。
巾帼不逊须眉
为了更好地为抗日部队服务,长秋村成立了“妇女抗战救国会”,首任会长是冯毅之的妹妹——冯文秀,下面设立了六个小组。妇女们不仅参加抗战反“扫荡”的武装战斗,还承担着为八路军抗日武装洗衣浆布、纺线织布做军品、推碾轧米摊煎饼做饭等任务。
单就体力而言,“巾帼”一点也不逊于拿刀扛枪的男人们。小米送来后,在冯文秀、王希莲、赵俊美、冯文华等妇救会员的带领下,组织女人们摊煎饼。长秋村的妇女们曾经一天内为八路军摊煎饼600余斤、一个夜晚碾压了2000余斤小米!
这些妇女们还执行特殊任务。有一回,冯毅之领导的抗日武装通过地下关系,从朱崖伪军据点内买到了500发子弹。这对当时主要用土枪大刀长矛抗战的“土八路”武装来说,不啻为一个绝佳的喜讯。
但如何从戒备森严的日伪军据点中,将弹药运出来,还是一个难题。妇女抗战救国会派了几个有胆识、遇事沉着的妇女,打着走亲戚的名义,挎着粗笨的篮子,进入到了朱崖伪军据点。
为了如何把500发子弹安全地运出来,她们费了不少心思。开始她们想把子弹藏在馍里面,但转念一想,那些伪军有时会饿肚子的,如果一见馒头,肯定会抢。思来想去,最后她们把子弹藏在糠菜团子里。站岗的伪军,一看见这几个破衣烂衫挎着糠菜团子的妇女就撇嘴,懒得去搭理她们了。妇女们安全地把子弹运了出来。
长秋村还是八路军的物资转运站。只要淄河流域有战役,八路军需用的粮食、布匹、军衣、军鞋等,都是运来长秋村暂时保存,然后转运到别处去。有时随来随转运,晚上进,晚上出。
1941年3月,四支队的一个营攻打佛村日军据点。由于日军武器装备先进,八路军伤亡巨大,被迫转移到太河西南的偏僻之处方山休整。敌人加紧了控制封锁,使他们给养困难,吃饭成了问题。
在此危难时刻,中共益都县政府把为八路军运送给养的艰巨任务,交给了长秋村民。从长秋村到达方山八路军所在地,必须通过日伪军设在太河、马鹿村的封锁线,还要躲避着金鸡山上的日伪军岗哨。这条运输道路崎岖不平,徒手也难以行走,况且许多人连路也认不出来。村民冯殿新自告奋勇地说:“我在方山打过铁,这段路我熟悉,我带路!”
二十多名长秋村抗日游击组的青壮年,每人扛着一百多斤的粮食,当即起程。他们穿过日军的封锁线。夜幕下,他们脱下已经磨破的布鞋放在嘴里咬着,把粮食驮在背上,赤着脚爬行了三四里路,终于爬上了方山岭,将粮食交给了部队。当被围困在山中近乎弹尽粮绝的四支队的柴营长和战士们,在夜幕中接到这犹如天降的粮食时,紧紧抓着几乎累瘫了的长秋青年的手,激动地流下热泪。
长秋抗战,一曲长歌。
抗战胜利40周年后的1985年10月,冯毅之、冯殿笃、冯敏、许杰、冯文增等抗战老兵发起以“民办公助”的形式,为长秋村牺牲的抗日烈士们建碑纪念。建碑过程中,长秋村的老八路和村民踊跃捐款,义务劳动。在阳明山下,长秋村东,这块山石质地的方尖碑挺立着,一如长秋人的脊梁。
